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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页上：虞山画派中著名的画家有王晕、王原祁、吴历、杨晋（子鹤）、黄鼎（尊古）、马元驭（扶曦）等。
虞山画派指的是以王晕为代表以及他的弟子、后人所形成的画派。王原祁是太仓人，不是虞山画派中人，吴历也不屑虞山画派，前者为清初画坛“四王”之一，后者加上“四王”〃和恽南田又称为“清六家”。
第5页上：明清之交，则有邵辚（鄂庭）父子五人……名于吴中，有“五凤齐飞”之誉。
所谓“五凤齐飞”，明代监察御史章硅五个儿子仪、表、格、律、楷，其中章仪字来凤，章表字翔风，章格宇韶风，章律字鸣凤，加上章珪从子章度字虞凤，因都做过官，时人称为“五凤”。至于邵家的“五凤齐飞”，应指邵齐烈、邵齐焘、邵齐熊、邵齐然和邵齐鳌，且时代不在明清之交而是在清中叶的乾隆时期。
第6页上：继后则有钱尊王（钱谦益后人）的“述古堂”……钱曾的“也是园”……
这里所说的钱尊王与钱曾是同一人而不是两个人。钱曾，字遵王，他是钱谦益的后辈族侄孙而不是直系后人（在401页上第16条注释“钱遵王”，仍说他是钱谦益后人，所幸的是，这里“钱遵王”没有错写成“钱尊王”）。这一段涉及人物很多，也显得很乱，所写的人物、藏书楼差错比比皆是。其实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是很容易找到的。
第25页上：冯氏，字巳苍，号默庵，工诗，与弟冯班齐名。冯氏曾因营救瞿式耜而被捕下狱，后又被县令瞿士达所忌，典死狱中，其墓在虞山言；子墓前旁。
这里的“瞿士达”其实应叫“瞿四达”，“典死狱中”应是“曲死狱中”。前者姑且看作是笔误，后者很有可能是打印出错而来校出，但冯舒并未葬在虞山富子墓前旁却是事实。葬在虞山盲子墓前旁的是冯舒的弟弟冯班。这件事在常熟并不是历史秘闻，作者不知怎么会张冠李戴，把弟弟的葬身之地当成了哥哥的坟墓所在。
72页上的许建诰、邵渊跃应是许廷诰、邵渊耀，这一差错又在75页上重复了一遍，实际上在常熟的县志中都有载，只要一查就明。而73页将常熟极有名的明代赵用贤、琦美父子的藏书楼脉望馆写成了博望馆，这在《常熟市志》中也记得明明白白。
156页上：杨希铨，宇研芬，进士出身，时官广东惠州知府。其子杨泗孙，宇濒石，进士，官至太常少卿；杨沂孙，宇豪叟，举人，官至安徽铜陵知县、凤阳知府，为晚清著名书法家。
不去说他在排列上先写弟再写兄的不合理，单说这个杨沂孙，到了187页上，就变成“字能春，晚号濠叟，道光举人，历任安徽青阳知县、凤阳知府。”同一个人，上称宇“豪叟”，后称号“濠叟”，究竟孰是？其实只要查一查县志即可知。《重修常昭合志·人物志》载：“杨沂孙，字咏春，希钰子。道光癸卯顺天举人，选知安徽铜陵县，调署黟县……擢知风阳府，旋以父忧归……以官凤阳，遂号濠观，晚更号濠叟……杨泗孙，宇钟鲁，号滨石，沂孙弟……”志书中写得很清楚，杨沂孙、杨泗孙是杨希钰的儿子，不是杨希铨的儿子而是其侄子。不仅辈分搞错了，而且兄弟俩的字、号，也都给弄错了。
第188页上：在游文书院读书期间，翁同铄还与常昭地区的书法家发生交往。钱泳之外，他还常常出入“赵园”，与赵烈文论文弄墨。
这里是作者随意臆测。钱泳生于1759年，卒于1844年，不是常熟人而是金匮（无锡）人，后来才寓居常熟翁家庄。所以，《重修常昭合志》的人物志将他列入“游寓”中。翁心存主讲游文书院是1846年（见本书456页附表），其时，赵烈文还没有到常熟来，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买下吴氏的“水园”并将其改为“赵园”，翁同稣怎么可能“常常出入‘赵园’，与赵烈文论文弄墨”呢？而此时的钱泳早巳死了两年了，翁同稣如何会与他交往？这不是笑话吗？
对地方历史不了解而匆促成书也造成了书中的差错。
第334页上：翁同铄“为了找到明初张洪所修常熟县志《桑志》、《榆志｝，曾托汪鸣銮向苏州有关私人藏书家查找借抄。”
这里大错。张洪是明初常熟人，确曾修过一部县志名《常熟新志》，但此志在明代即早佚，未见传世。至于《桑志》、《榆志》，只听说过在明中叶有桑瑜修过县志，世称《桑志》，而从未听见过有什么《榆志》。不知作者为何任意乱写，杜撰出不存在的旧志。这几部志书，在《常熟市志》附录中写得很明白，作者应该看到的。
第372页上：会馆敦睦堂内悬挂着翁心存的大学士匾颧、翁同铄与他“状元及第”的匾额。他的这块“状元及第”匾额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常熟翁氏故居彩衣堂内。
这块匾的照片就印在本书的插页中，但一看，不对呀，那上面明明是“状元第”三
新乡土中国研究随笔（之四）
■ 仝志辉
用水协会的尴尬
贺雪峰打电话说，刚刚结束的调查提到现在农地灌溉不再由村集体组织，而是由村民用水协会去向泵站买水。我正在关注农村民间组织的作用，村民用水协会不正是吗？但是，贺雪峰说，用水协会没用。
他讲了一个例子：一个村民小组，只要每户村民交10元，就可以全用上水。但如果有几户村民不愿交钱，其他的农户就也不交，因为水一旦放过来，没交钱的就会白白受益。虽然即使有一半村民不交钱，其他人也只需多交10元，但还是没一户交钱。代价是；每户村民承担减产的损失一百多元。
这一行为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的非理性，原因在于村民们独特的公正观。他们认为让别人白白占便宜是不行的，即使自己因此获益，甚至和吃亏相抵后仍然获益也不行。决定村民行为的是他与村庄里其他村民之间的比较。
这一公正观，既有在物质匮乏状态下形成的“不患寡而换不均”的传统观念，也融合了市场经济下的盈亏计算。在主要依靠农业为生地方，如果没有获取收入的渠道或外部的资源输入，农户的经济社会地位就是社区内的相对地位。在资源总量既定或单个农户收入上限既定的情况下，农户之间的比较就是自己和身边的人谁多谁少的比较。这种比较不会考虑将来的变化，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他，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这种比较也不会考虑村庄之外的评价，因为他们整天打交道的还是村里人。他们知道，在一个村子里，一旦在一件事上示弱，别人可能就会在其他事情上拿捏自己。人人都想做不能轻易被人算计的聪明人。所以，谁愿意做替别人交钱买水的傻瓜呢？
市场经济的理性算计也表现在农民的用水难题里。自己交钱让别人白白获益，没有合理的制度对交了钱的人进行鼓励或补偿，不交钱便也是一种理性的反映。但问题是，为什么不选择积极的方式去改变现状呢？不是不想，但现在农村组织的状况，使农民没有制度创新的资源。
今天的农村已经没有可以有效地组织农民的权威。农民之间合作的文化基础也被瓦解殆尽。面对这样没有合作基础的村庄，市场关系的渗入在进一步离间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这时，农民的自利是一种狭隘的自利，他们首先保证别人不能侵害自己，但并不能寻求到别人对自己的支持。人人如此，农村也就成为一个相互只求自保，但无力积聚内部资源、获取外部资源的虚弱的共同体。或者说，是因居住相邻而形成的形式上的共同体，是无任何内部实质交换的虚假共同体。
这时，农民合作的问题似乎就不是开发农村内部资源就能解决的。因为有的农村内部已无有助于合作的资源——从必要的物质资源，到必要的文化资源，从负责任的精英，到追求合作的普通村民。外部资源或者可求，但是，面对如此尴尬的合作基础，资源输入后会带来合作的前景吗？
明星村的背后
《南方周末》刊出《中国三大明星村调查》，整整四版的篇幅，可见社会对此类经济强村现象的重视。除了大邱庄，华西村和南街村我在1993年和1994年分别去过，当时得到的印象仍是主流的一套，认为是集体致富的典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听了吴仁宝的讲话录音，与王宏斌短暂的面谈，也觉得这些村庄发展的背后有未曾道明的原因。这次看报道，一下子又触发了自己过去的思考，并且想到其他村子的事情。
南街的报道验证了我在南街调查时一个外地业务员的说法，南街的发展有赖于大量的银行贷款。经济强村之所以发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争取和利用外部资源，这些资源中，很大一部分需要运用行政渠道的关系。而在这方面，明星村的领导人有超乎寻常的本领。
在我调查过的陕西毛村，村主任也是一位能人，他和历任乡党委书记的关系很好，善于从上面谋取资源，给村庄带来了很多福利，村里大部分旱地得到了灌溉，村民也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他无吴仁宝；王宏斌那样一心为集体的精神，为村民办事的同时也不忘捞取自家和亲戚朋友的利益。因此，争取上级资源的本领并没能给他带来足够的权威，反而成为一些在选举中谋求取代替他的人挑刺的把柄，被村民认为勾结乡干部、中饱私囊。村庄的经济发展没能走上如南街、华西那样节节上升的坦途，陷入了长期的派性斗争。
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获得自上而下的资源，而且，即使有一位能人可以为村庄争取到资源，对他如何利用资源的监督在村庄中也很难做到。三大明星村村庄领袖的胆识、能力、治村的本领和外交的手段，都非一般农民可比。明星村的辉煌和他们个人的努力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正因为这样“全能”的能人难觅，所以明星村才凤毛麟角。其成长不易，维持也难，均有赖于能人尽责。华西、南街至今长盛不衰，与村庄领袖的进取和自律有很大关系。而大邱庄神话的破产，也起因于村庄领袖的自我膨胀。
明星村一般还有占绝对优势的集体经济和近乎严厉的管理制度。而这对于大多数的村庄来说，也是几无可能的事情。在上下一致的行政化运作中，分田到户在一夜之间成为大多数村庄的现实。但明星村保留集体经济，并因和后来提出的“共同富裕”理念相一致，出人意料地成为其谋求上级资源和支持的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被有远见的村庄领袖刻意营造、维护乃至放大，更使其含金量大增，其他村庄无法望其项背。明星村动辄斥资百万千万乃至上亿元兴建政治性建筑即是明证。而这种刻意渲染背后的洞见，使得村庄领袖成为居于村庄之中的政治家。村庄能人成为不了洞察上、下层政治互动机理的政治家，也就造就不出明星村。
但是，相对国家对农村总量有限的财政支持，相对县乡政权在维持运行和追求不正当利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