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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著并不满足于对他们生活苦难的描述和心理苦闷的分析，而是进一步探讨元和五大诗人在生命沉沦的苦难中是怎样地顽强生存、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抗争，怎样从执着走向超越，以展示他们与命运搏斗的生命意志、生命力量、生存智慧和生存策略。作者不仅要描述以元和五大贬谪诗人为代表的唐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苦难史，更要展现唐代知识分子的灵魂搏斗史、生命抗争史，从而成为一部唐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启示录。
不同的人格个性，面对生命的沉沦，所表现的抗争精神又不一样。元稹和韩愈，生命意志相对软弱，一遭贬谪，就多少有些挺不住，变得心浮气躁，做人的骨气大不如前，志节也不像平昔声称的那样刚正。柳宗元、刘禹锡最为刚强执着，他们在远远超出常人承受能力的环境中，以顽强的生命意志和坚定的自我信念，与各种外在的压抑相抗争，维护着自我的操守和人格尊严，同时也维护着诗人的真诚。当然，在长达一二十年的贬谪生涯中，柳、刘的性格也有所变化，贬谪之前是刚直激烈、无所避忌而又显得严谨不足、孟浪有余，贬谪之后，多少有些抑志敛性，尽可能做到外圆内方，以期自我的性格能与社会相适应。他们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生命沉沦中，逐渐学会了既能坚持自己的人生信念又能保存自己的生存方式。从个体生存的角度看，白居易最善于保存自己，最讲究生存智慧和策略。他能做到激流勇退、远祸避灾；善于自我心理调节，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所谓“苦乐皆由我，穷通命由他”；“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脱离谪籍之后，他能在不失俸禄产业而又清心寡欲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走上以超越为主的饱含闲适之情的人生道路。元和五大贬谪诗人虽同遭贬谪，经历了大体相同的人生苦难，但化解、应对苦难的态度、方式各不一样。其中柳宗元、刘禹锡和白居易提供的两种生存方式，最值得借鉴和深思。就研究方法而言，始终注意不同的个性差异和个体性格的变化，是作家群体研究中不易把握的一点，而作者却把握得恰到好处，拿捏得十分到位。
不同时代的贬谪文学，因为创作主体个性的差异、命运遭遇的不同、地域环境的变迁，自然会形成不同的时代特色。但如何去把握和分析这种时代特色，是颇费思量的。按照一般的做法，从题材内容上对一个时期的贬谪文学进行分类，也能看出该时期贬谪文学的某些特点，但内容题材有着相对的稳定性，仅从表面的题材分类，还难以真正把握到各个时期贬谪文学的内在特质和艺术精神。尚著是先从创作主体立足点的变化和心理的位移，来审视元和文学题材取向的变化，从而发现元和诗人在遭遇贬谪、久经生命沉沦之后，关注的对象已从社会政治转向个体生命，追求目标从建功立业转向雪冤复仇，思维触角从人伦道德转向苦难人生，他们用血泪汇聚成了元和文学的悲伤大潮，由此构成了元和文学特有悲剧精神和激越悲壮的艺术风格。对元和贬谪诗歌艺术的分析，尚著也不是按照传统的套路，对前人已有的论断进行归纳，而是紧扣元和文学的实际抽绎概括出前人未曾注意的艺术特色，诸如他们大量使用时空数量词，将自我的生命置于广阔遥远的空间和悠久漫长的时间之中，以突出它的沉沦色彩；用大量伤禽、笼鹰等意象，来表现自我生命之受创被囚的程度，表现失去自由后的深重苦闷；用寓言讽刺的方式对政敌进行猛烈鞭挞等。这些艺术特色的发现和总结，体现出研究者独到的审美眼光和艺术感悟能力。
研究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除了研究贬谪的文化背景和贬谪的文学精神、文学特征之外，似乎贬谪者对地域文化的影响也应在考虑之列。正如诗人之不幸乃诗家之大幸一样，贬谪者之不幸乃贬谪地区之大幸。贬谪者大都是文化发达地区的文化精英，他们贬到文化落后的地区，总会将发达地区的先进文化带到落后之邦。如韩愈贬到潮州之后，兴办教育，进行文化启蒙，使得原本落后的潮州成为文化之邦。所以，我觉得在研究贬谪文化与文学时，应注意研究贬官对当地文化建设开发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以及当地文化的发展进程。
近读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谢俊美教授的《常熟翁氏——状元门第帝师世家》（“文化名门世家丛书”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23．00元），发现书中错误，俯拾皆是，与朋友交流，亦均有同感。为此，斗胆求疵，撰成此文，就教于有关专家。不当之处，愿与商榷。
关子古文诗词
文史文史，史与文一向密不可分，治史学不能不懂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其中，了解、掌握一点中国古典诗词的常识，懂得诗词的格律、平仄、对仗的基础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诚然，并不要求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是诗词专家，但至少要有一点基础。但《常熟翁氏》的作者于此显然是门外汉。
试举几例：
第19页上有翁孺安的诗：
天涯何日是归期，暗地相思泪湿衣。
虽说秦楼今已近，谁教双风并时飞。
深院谁怜翠黛销，残更短梦最无聊。
偷弹红泪知闺思，何日秦楼弄玉箫。
稍有点诗词常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两首七绝。因为从押韵看，从三、四两句和五、六两句不成对偶看，根本不合律诗的格式。
第21页上，题目中已点明是“四绝句”，但书中却合而为一，成了一首七古。
23页上翁孺安的《代婿怀美人》是五首七绝，也是一口气连贯起来成了一首诗。
69页上有翁心存写的两首诗，可以从韵脚“荷、多、和、波”和“连、缘、鲜、诠”所押韵的不同而看出是两首五言律诗，但文中却合并为十六句的一首。
84页上“他不由感慨万千，遂欣然命笔，写下了四首七言长诗”，这里其实是两首七律，这从诗中第三、四句颔联和五、六句颈联的对仗上就可以看出来，作者却将其生生割裂为四。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352页上：
七年之后，她途经扬州再次赋诗，抒发对亡姊的怀念：
重来风景尚依然，回首繁华事可怜。
二十四桥春正好，绿杨如荠雨如烟。
记随阿姊泛归舟，云散遥空已七秋。
今夕倚弦成独望，梦魂还逐大江流。不论是从韵脚还是从对仗形式上看，都可以看出是两首七绝，书中却排成了一首诗（此诗中“荠”与“弦”疑应作“霁”和“舷”，原文如此）。353页上引用的《虞山》诗和《题夫子燃烛修书图》也犯了同样的毛病，而356页上单士厘的四首七绝则变成了两首“七律”。为节省篇幅，不再一一抄录。
如果说作者因为不谙古诗格律而造成律绝不分，那末，对词牌的乱标点则同样闹出了笑话。
356页上有两首《十六字令》，一为钱楞仙作，一为翁旋华作，书里是怎样标点的呢？不妨照录：
钱作：星银汉西斜点点明 流萤过一样照空庭。
翁作；云薄似轻罗剪水纹 微皱处新月露眉痕。 好家伙，一首十六字令，干脆一分为二，来个八字对八字，且中间不用任何标点符号。真叫人瞠目结舌。
其实，所谓十六字令者，是一首共十六个字的短令，正确的断句应该是：
钱作：星，银汉西斜点点明。流萤
过，一样照空庭。
翁作：云，薄似轻罗剪水纹。微皱
处，新月露眉痕。
这样一点，不是意思明白意境又好吗？
标点错乱的还有20页上的《秋闺吟》和21页上《减字木兰花话·题日涉园》。
我们不苛求每个文史专家都谙熟诗词，都是诗词方面的专家，但作为历史学家，如果真的不懂古诗词格律，最好别任意乱点，不妨找几本讲诗词常识的工具书看看。
此外，可能是抄摘原始材料时粗心而出现的差错也有多处。如74页所引翁心存的诗“太息藩篱先自撤，弯孤畴敢射长鲸”，“筹运乏状猷，柔远纡庙算”，弯孤应是弯弧，状猷应是壮猷。只要想一想意思，就会发现其中之差错。
关于科举
何谓“致仕”？《辞海》上的解释为：“交还官职，即辞官”，古代的官员因为年龄或别的原因辞官不做了，把官职交还给皇帝，称“致仕”。也可以将“致仕”理解为官员退休。同理，“致政”即是交还所执掌的政权。因为致有交还、归还的意思。但《常熟翁氏》一书中是怎么理解的呢？不妨引证几处例子；
读书并不全是为了致仕，但由
“耕读而致仕”的也十分普遍。
许多富寨子弟乃至普通平民子
弟往往由耕读而致仕。（以上两句见第
9页）
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博得一第而 致仕。（见第10、页）
这种通过读书、科举考试而致
仕，在苏常一带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见第11页）
很明显，作者把“致仕”理解为做官。也许作者认为“致”有达到的意思，故“致仕”就是做官。这种望文生义的理解出在历史学家笔下，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科举方面另一处错误出现在第15页上：
1646年（顺治三年），翁长庸考中
举人，次年顺天会试，赐进士及第……
科举常识，进士通过殿试，选拔的头三名称为一甲一名、一甲二名、一甲三名，亦即状元、榜眼、探花，称为“赐进士及第”，这是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称二甲，二甲的进士称“赐进士出身”；再下面是三甲，三甲的进士称“赐同进士出身”；翁长庸在二甲三十五名，不能称“赐进士及第”而应是“赐进士出身”。另外要指出的是，考举人的科举考试在各省举行，称“乡试”。清代，京城及外围县设顺天府，因是京畿重地，地位特殊，与省相同，相当于现在北京直辖市，所以顺天府也可举行乡试，但不能称“顺天会试”。只有全国的统考才能称为会试。
17页上：翁叔元……于1672年（康熙十一年）参加顺天会试，殿试中式一甲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是江苏昆山的徐乾学。
查《重修常昭合志·选举志》，翁叔元因为人了永平卫籍，所以可以参加顺夭乡试，在康熙十一年中了举人。而他参加全国会试是在康熙十五年，得中进士，殿试为一甲三名探花，但书中却把他提升为第二名榜眼。而第三名的徐乾学根本不与翁叔元同榜，早在康熙九年就是探花及第了。他在康熙十一年，亦即翁叔元参加顺天乡试考举人的那一年还任过顺天乡试的副考官。
关子书中涉及的常熟历史人物
对于一本专门研究某地方历史的著作，作者最重要的是对该地方的历史人物的了解，首先要对这个地方的历史文献进行系统的研究，对这一地的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的研究，大量掌握第一手资料，对充分占有的素材进行去伪存真的筛选，然后再进行详细的考证，理顺头绪，弄清关系。这是每个历史学家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