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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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2006年第04期- 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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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坚守象牙塔,撰写中规中矩的学术专著;又对已经制度化了的知识生产,保持一种冷静审视的态度,这是二十年间我所坚持的学术理念。专业著述不说,已完成的对于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叩问,辨析文化思潮的,有《当代中国人文观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反省大学体制的,有《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追忆学问人生的,有《当年游侠人》(三联书店,2006)。再有,就是这本当初随意挥洒、如今则必须“苦心经营”的《学术随感录》。
  之所以选择“随感”体式,跟我的学术经历有关。1988年的7、8月间,年轻气盛的我,一时兴起,写了一组纵论学界风尚的小文章,分别是:《告别“诗歌”走向“散文”》《“文摘综合症”》《“愤怒”与“穷”》《关于“学术语法”》《“不靠拼命靠长命”》《学问不等于人生》。最后一则给了《人民日报》,前五篇在《瞭望周刊》上发表时,均冠以“学术随感录”的副题。近年,《关于“学术语法”》一文,被作为倡导学术规范的发轫之作,得到较多的关注;而在我,这组文章的最大意义,是寻求专业著述之外的“另一副笔墨”。
  那时,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另一本专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正紧锣密鼓进行中。写专著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可我偏偏“两耳”常闻“窗外事”,有些小感触,非一吐为快不可。当然,一张一弛,处理得好,不失为一种自我调剂。在这组“随感录”前,我曾撰有收录在《书里书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中的《京华买书记》《江南访书录》等。这些随意挥洒的“闲文”,竟然得到李庆西、黄子平、夏晓虹等友朋的鼓励。夏君的设想尤其精妙:“在两本学术专著之间,应穿插进一批轻松活泼的短文,以调节精神。”可这理想化的设计,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一如我们的国民经济,往往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该长的长不了,该短的短不来。最后呢,只好不问长短,捡到篮里就是菜了。
  这么多年下来,专业著述之外,写点小文章,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这点,我基本上做到了;至于效果如何,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说到“随感”,不想做过多文体溯源,我在《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5期)中曾谈及:“鲁迅谈‘杂文’,有时指的是‘不管文体’的文章结集方式,有时讲的又是日渐‘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独立文类。”本书所标榜的“随感录”,介于“独立文类”与“结集方式”之间,大体包括随笔、杂感、短论、序跋、书评、答问等。将这些随意书写、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文章结集成书,除了留下自家精神探索的印记,更希望从一个特定角度见证二十年来中国学术之变迁。
  《瞭望周刊》上那组“学术随感录”,以及此后陆续撰写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学术史研究随想》等,因收在即将由三联书店重刊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中,为避重复,这里只好割爱。本书不收专业论文,这点很清楚;即便同是短文,人物素描、往事追忆、自序自跋,还有游记文字等,也都不在收录之列。一句话,本书所收,仅限于有关“学术”的“随感”。
  全书分“学界观察”、“出版遐想”、“文学散步”和“书林漫话”四辑,每辑又切割成三个略有区隔的专题。各专题所收文章,大致按发表时间为序;也有因主题相近,稍微变通的。如此编辑,总的目的是,让这一百多则短文,不致成为“一地散钱”。
  将二十年间的“随感”结集成书,无论如何做不到“首尾回应”;就连学术立场上的“一以贯之”,也都无法保证。时势在变,世风在变,作者的学问及心情也在变。惟一自得之处,乃是“读圣贤书”时,没有忘记“闻天下事”。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文体的驳杂以及论题的分散,正体现了作者尽量贴近当代中国文化脉搏、认真思考学问人生的努力。能走到哪一步,很难说;但起码落实了作者再三表白的“学者的人间情怀”。
  (《学术随感录》,即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序
  
  这是约稿的编辑为我选的书名。她说如果不合适可以再斟酌。几个月过去了,我倒是捉摸过有没有更合适的,结果感觉还是《书梦依旧》好一些。大抵谈的是书,有点散文的味道,有点怀旧的意思,可不就是书梦依旧嘛。时人有福气在书梦里讨生活的不多,而我这十年恰是在书的春梦里度过的,够幸福的吧?然而不尽如意,因为书的春梦时常被搅。被搅的结果便是时常对书不那么忠诚了,有时或者对书只怀着轻薄之意,甚而至于出卖书籍。这是回头读自己的旧文得出的印象。好在我的喜欢书大部分时候并不做作,并不总是想用书易米,因此就书而发的议论再读一遍也不觉讨嫌。这是我的幸运,也是偶尔闲了读读这本关于书的趣事的读者的福气。闲着是看散文的时候,何况我的集子里有许多书的故事。
  我对自己的文字并不那么没有自信。然而,筛选的时候,还是发现有面目可憎者。对面目可憎的文字,我的态度是:即便出自己手,也毫不留情地删除。冷君多年前就跟我说要爱惜羽毛,我那时却并不懂得这句话的意思。现在懂了。好在我的关于书的文字大抵算得上性情文字,面目可憎的时候有限,还大抵可取。我跟编辑说我的取舍以性情为标准。我对散文的追求重在性情二字。每个弄文字的人可以贡献的文字技巧或者语言艺术并不多,剩下的就是性情了。性情代表你对叙述的东西有多少真实的情感。假如对于书没有真正的兴趣,这集子里的东西大抵不可能产生。我想我能贡献给读者的也就是这些了。
  书于把玩之外也有阅读的功用。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有时居然也真的读书。我阅读过程里发现的关于书的故事或者写书的人的轶事并不比淘书时发现的少。这一部分文字的筛选我也遵从性情为主的原则。淘汰的大抵是匆忙而就或者应景的篇什。保留的是自己觉得真有读后感的东西。
  写书故事的人在写书以外的东西时,仍旧脱不了书的影子。这是我自己读自己的随笔的印象。好在这些文字并不多,也比较适合闲趣的标准,所以也选了几篇。
  我是经常似懂非懂翻翻洋书的人。别的不敢盲从,却实在欣赏每本书的作者在书前对书的缘起或者成书过程起发端作用的人表示的谢意。我要说的是,假如没有三联书店的鼓励,这本集子没有产生的可能。这句话虽然翻译腔重了点,却是实情。
  我是给别人写过序的,轮到给自己作序时,发现要讲的话就是以上这些了。好在集子里的许多篇什是可以当作序来读的。我说过关于书实在有许多话要说,又不知从何说起。读者诸君,那你就从《关于书的私房话》开始读吧。
  
  编后记
  
  人的阅读判断可依赖的东西有多少我很怀疑。一本好的书你有很多理由想推荐给同好,于是不免发许多议论,向人表示要推荐的书怎样怎样好,书评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之所以对阅读判断产生怀疑,是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在阅读时所发的议论只显得空洞苍白,只有涉及书和作者的掌故那一部分对后来的阅读者还有些用处。我在编自己的这本小书时也有此感觉。每个时代都有好的书和优秀的作者,但自好的书和优秀的作者产生之后多少年里,阅读者对同一本书和同一个作者的评价却很不一样,甚至阅读者自己在不同时期对一本书和一个作者的评价也不一样。阅读理性的不可靠于此可见一斑。那么,可靠的是什么呢?答曰:是一本书产生的背景,一个作者成长的过程。哪怕记忆和史料不十分精确,只要符合常识判断,这样的故事还是可以读的。关于书籍和作家的掌故始终有人看,原因就在常识有永恒的魅力。我自己的文学知识很多就来自这样的掌故书,多少年来证明如此得来的知识不虚。
  关于书和作家的故事看多了,自己也就想挤到这个队伍里去。阴错阳差,写作的队伍始终没有跟上,文学翻译的队伍倒是进了半个身子。三流的作家也是要有作品的,否则不能称作家。如此,我倒是有译品证明自己可以当三流的翻译家,至少数量是够了的。既然创作和翻译都算不上一流,我于是留心是不是可以从事评论工作,或者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编纂什么的。结果发现,我做不了那样严肃的工作。因为,在我这里,文学始终是趣味范畴内的事情,与理论相去甚远。我只对书和作家的故事感兴趣。好在旁门左道什么时代都不曾彻底消灭。我于是抛弃了文学的康庄大道,而走进了书的掌故和作家轶事之类的羊肠小道。假如读者还是从一部分文章里读出文学的味道,那时我那一阶段努力上进留下的影子,证明我也不是自甘堕落,实在是天分不够愚顽不化。好在我对于书籍向来是虔诚的,并不曾玩书不恭。回过头来看,关于书的那一部分文字是结集子的真正理由,舍此无他。很多文字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同好里有不读西文而对西书感兴趣者。谈西书而掌故,读者有兴趣,笔者因此受到鼓励写到今天。
  (《书梦依旧》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


转型时期的标本:关于臧克家
  1979年2月14日,臧克家就姚雪垠批判自己的诗集《忆向阳》,给时任中宣部顾问的周扬写信,要求他关注这一情况。《忆向阳》是1978年3月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忆向阳”之定名,是因为诗写的是臧克家在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三年劳动的感受。诗集出版后得到好评,稍后就是姚雪垠给予不留情面的批判。这一过程本身,折射出“文革”后政治转型期间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现将这封未曾公开发表的信转录于下,并结合相关材料予以解读,以给研究臧克家的学者提供材料,给解剖转型时期的社会提供一个标本。
  
  臧克家致周扬倍
  
  周扬同志:
  最近期间,听到您几次讲话,真挚、热情、思想解放,使我受益较多。从三十年代起,我就追随您的领导,赞成国防文学,并加入文艺家协会,文化大革命中挨批。
  我今年已经74岁,由于在干校受到锻炼,身体较前太好,努力写作,今年将出版五六本书。学到老,写到老。
  前几天听乔木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文艺界加强团结,并希望随时汇报情况。现在,我向您说一些我了解到的情况:
  (1)“争鸣”是百花齐放的要求,但也有人把“争鸣”搞得有点像“争名”了,一言之差,意义天渊。姚雪垠同志最近写了两篇文章,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在去年12月号“诗刊”上为文批了徐迟同志,文中漏洞极多,甚至把闻一多先生的诗句说成我的,加以“雕琢”的指责,态度高傲,盛气凌人,不在讨论问题,而在训人,打击人,徐迟同志看了十分生气,读者也大抱不平!他又在今年一月号“上海文学”上大批我的诗集“忆向阳”(我曾奉寄您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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