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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过去不少同志，横遭压害，被划成“右派”，而今得到平反、改正，万众欢腾，同行都高兴。这些同志中也有些人，满腹牢骚，对过去曾经批判过自己的同志，心怀不满，弄得纷纷芸芸……
（2）艺术上的不同风格，可以成为“流派”，这是自然现象，但“流派”不要搞成“宗派”，不是说现在已有此事实了，请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文艺界关系复杂，对文艺见解不尽相同，各有友朋，各有同好，搞不好的话，不利于团结，不利于文艺发表＇展＇，不利于团结一心，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以上三点想法，从观察中得来，从亲身感受得来，您对人对事诚挚热情，又是我的老领导，故敢陈情，供您参考。不对处，请您指出、批评。
本想访您谈谈，听说您极忙，故以函简代晤面。
我一切极好，愿为文艺事业尽个人一份力量。
握手！
克家上
79．2．14日
住：东城赵堂子胡同15号
电话：557607
您如能抽出时间约你＇我＇去您处谈一小时，当然更感激了。我自己是有错误的，我也被迫写了“批邓”的文章，在“诗刊”会上作了检讨，“诗刊”编辑部公开发表了声明，承担了全部责任（许多同志均被迫写了文章），在政治情况复杂的时候，个人水平低，一时分不清是非。但对“四人帮”的痛恨、怒斥，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拥护与热爱，是明确的，坚决的。这一点，组织上，朋友们都清楚。
又及
我的这封信，只供您参考，希望不外传，免得惹出更大的纠纷。
《忆向阳》出版与引起争论的背景
臧克家于2004年走完了99年的人生历程。权威媒体罗列了他一生出版的诗集目录，却独把《忆向阳》诗集给舍掉了。概因该诗集是以“文化大革命”期间“五七干校”为背景写的。
一个人历史的书写，是与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臧克家《忆向阳》的创作也是紧密结合时代的产物。从研究臧克家的创作来说，舍掉这一部分，无疑使其创作历程有了一个空缺；而从大的历史来说，舍掉这一部分，也使人们在追述“文革”后文坛回春历程中失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要求各行各业向军队学习，办既能学习，又能生产，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校。同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此信精神。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农场，把机关干部和所谓的“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毛泽东得知该经验后，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五七干校”在各地兴办起来，大批干部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
也就是在这一风潮中，文化部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建立了自己的干校，六千余名来自首都的文化界人士，包括冰心、冯雪峰、楼适夷、沈从文、张光年、周巍峙、臧克家等来到这里，成了革命的改造对象。
在这里“战斗”了——借用当年流行的词汇——3年的臧克家，留下了这部《忆向阳》诗作。
臧克家心中的向阳湖
近年来，对于“五七干校”的研究，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一些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人们开始进入干校时的心态。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这些文化名人们开始把去干校当成了“避难所”。但不久，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干校就成为另一块迫害文化人的狰狞之地。
也有例外。有研究认为，某些文人在干校“解放”较早，劳动轻微，政治气氛较北京安全，对干校生活颇为习惯，臧克家可为代表。（陈辽：《论“干校文化”》，《咸宁学院学报》第24卷第2期）
臧克家的“感恩”心态是真实的，张光年在他的《向阳日记》里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情：“（1972年9月14日）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1956年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张光年：《向阳日记——诗人干校蒙难纪实》，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05页）干校留给他的终于成了田园牧歌般的情调以及“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感受。
“依依恋恋”、“几步一回头，泣不成声”，离开干校回到北京后，臧克家仍然沉浸在这种感受中不能自拔。“人，回到了北京，而心，还在咸宁”。所以，臧克家“时常回忆咸宁”，甚至“做梦也梦到在微雨中插秧”。这样“酝酿、积蓄了二年的情愫”后，1974年12月25日，臧克家拿起笔来写了《忆向阳》组诗中的第一首，到1975年4月8日，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写出五十多首。
诗言志，而其志也应让诗友分享。臧克家在写作过程中，陆续将完成的诗篇分送给友人。其中，看得最多的大概是他三十多年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姚雪垠了。
臧克家却没有预料到，这些诗竟然让他与姚雪垠三十多年的友谊画上了句号。
姚雪垠给臧克家的一组信件
在1975年的环境下——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姚雪垠接到臧克家陆续寄来的诗，不但认真读了，而且字里行间对老友提出了鼓励。有他给臧克家的一组信件为证：
1975年1月11日，姚雪垠在给臧克家的信中写道：
你近几封信中寄来的诗，我都细读了。你的绝句胜于律诗。回忆五七干校生活的小诗，或五绝或七绝，都不错。这些小诗都很自然，清新，完整。所以写得好，主要是有生活体验。
同年1月20日，姚雪垠给臧克家写了一封长信。先谈到他对臧诗作感受：
你这次寄来的六首绝句，我都读了数遍，颇喜“微雨插秧”二首。情义甚佳，清新，自然，圆熟。宋朝有些诗人（如杨万里、范成大）在这类小诗方面，曾达到相当高的成就。另外几首，有逊于此，但亦各具优点。“夜出工”一首，你自己喜欢“摩肩不识面，但闻报数声”。但是这两句诗，你分明在不觉中受了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影响，情味不如王维原诗。“喜奔干校”诗有“壮志学农耕”一句，你在“壮志”一词下，注了“投笔”一词。目前“壮志”用的较熟，反觉空泛。且到五七干校去的高级知识分子，“投笔学农耕”是真，说是“壮志”也不完全真实。“黑金”一首，反映生活真切，诗味稍薄。“向阳湖”一首，“水色韶光两茫茫”之句，虽然你自己较满意，但我有点另外看法，也没有十分把握。向阳湖如系荒湖，改作稻田，当然很好。如非荒湖，养鱼种藕，其经济收入，大于种稻，“荷花换作稻花香”，未必值得歌颂。想未必是荒湖，但在诗句中却没有反映出来，你如追求“荷花”“稻花香”二词组成一句诗的形象美，反而“以词害意”了。
信中接着谈到应该如何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问题：
我已读了你好多首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小诗，希望你继续写下去。我已经说出过我的整个印象，即肯定这些小诗，但又觉得深度不足。我也明白你不会同意我的“深度不足”的评语。我想像我们这一类知识分子，五七干校生活有许多是触及灵魂的，有痛苦，有后悔，有新的觉悟，有痛苦后诞生的勇气和希望。但你把这一类复杂的感情，都在诗中排除了。只写几首反映劳动的愉快，当然很好，读的人不会有感情不深的感觉。许多首都是一种情调，放在我们这个时代看，就内容浅了。至于如何反映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改造过程中的深刻感受同时，又思想情绪健康，这样的诗在写作上要难一点，但是写好，较有深度也不流于仅仅赞颂劳动生活的愉快，反而能更深刻地反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五七道路上的真实感情，会更有力地歌颂毛主席所指引的五七道路。
姚雪垠对臧克家诗作的主题有自己的看法，这看法，是以要能够“更有力地歌颂毛主席所指引的五七道路”为立意而提出来的。换句话说，姚雪垠认为臧克家没有在这一立意的基础上，写出“五七干校”“触及灵魂”的感受。
同年2月1日，姚雪垠收到臧克家寄来的十首诗作。阅读完后，11日晨再给臧克家复信，谈及读后感受：
我比较喜欢的是：《工地午休》《场院午餐》《欣逢干校战友》三首，七律《放鸭》，你虽然用了苦心，但我仍不满足……“小黑”一诗，写你在干校养的狗，虽然生活趣味颇浓，但毕竟是小趣味，正是我辈应该竭力回避的东西。
在分送友人征求意见的基础上，1975年8月，臧克家将有关“向阳湖”的诗作五十七首（暗合“五七干校”之意）汇集在一起，装订成册，继续分送友人征求意见。据姚雪垠后来给臧克家的信中说，他对老友的这一举动曾予以劝阻。理由是：当时“四人帮”到处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姚非常担心臧为此事惹祸（详见下文）。不过，臧克家并没有听从姚雪垠的劝阻。
诗集出版后的风波
约在1977年9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向臧克家索要这部诗集，1978年3月，《忆向阳》面世。
在这一段时间里，形势在发生着变化：伴随着揭批“四人帮”的几个“战役”，人们越来越多地反思“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对当年建立的“五七干校”，有人就提出了质疑。北京人民出版社有的同志就认为，《忆向阳》中有些诗美化了五七干校，不应出版。也有的同志不赞成这样的意见。该社特意派编辑邵焱专门征求张光年《忆向阳》能否出版的意见。尽管张光年认为，这些诗显得太天真，但他还是认为，臧克家的诗作是“出于真情实感”，可以出书。
《忆向阳》问世后，半年的时间里，没有听到什么不同的意见。而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伴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拨乱反正的步履在加快，尤其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思想解放的潮流形成浩荡之势。一向被称之为“政治晴雨表”的文学界，其回春的历程也与中国的政治气候相伴随，以其独特的作用，推进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姚雪垠大约也觉得应该表示点自己的思考或者态度，因而就有了臧克家在给周扬信中所提到的举动：先是在《诗刊》12期上撰文批诗人徐迟，继而在1979年1期的《上海文学》上以《关于诗集的意见——给臧克家同志的一封信》为题批臧克家。
因为这封信引起了臧克家的愤怒，也因为这封信可以作为解剖文坛拨乱反正时期的一个标本，所以这里摘引如下（全信5000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