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严复称之为“什匿克学派”）的评述如下：
什匿克者，希腊学派名，以所居射圃而著号，倡其学者，乃苏格拉第弟子名安得臣者。什匿克宗旨，以绝欲遗世，克己厉行为归。盖类中土之关学。而质确之余，杂以任达，故其流极，乃贫贱骄人，穷丐狂裸，溪刻自处，礼法荡然。相传安得臣常以一木器自随，坐卧起居，皆在其中。又好对人露秽，白昼持烛，遍走雅典，人询其故，日吾觅遍此城，不能得一男子也。（《天演论·论三教源·论十一学派》，辑入伍杰编著：《严复书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页）
这里提到的安得臣即安提斯泰尼。严复笔下的犬儒派的思想观点及其生活方式的特点大体准确。严复认为犬儒学派提倡的限制欲望，以恢复“自然状态”为幸福德行的基础，这与中国北宋张载所创的关学，主张修心善性，限制人欲方面有相似的地方。显然，严复进行的比较是恰当的，对人们认识犬儒学派有所启发，但严复的比较过于简略，没有充分展开。
到二十世纪初，国粹派主将邓实把古希腊的犬儒学派与中国古代思想家也进行了比较。邓实在1905年发表的《古学复兴论》一文中写道，中国的诸子百家和希腊学派，不仅同时崛起，而且双方学说“且若合符节”，“陈仲、史鳅忍性情，綦溪利跋，近于希腊安得臣之倡什匿克学派”。接着邓实又引述了严复的评语：“什匿克派以绝欲遗世，克己厉行为归。”（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9期，辑人张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7～58页）这里提到陈仲是战国齐人（约公元前360～260年），据《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他不食其兄之不义之禄，不居其兄之不义之室，辟兄离母。《淮南子·氾论训》又说：“陈仲立节抗行，不人秽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遂饿而死。”另有古籍说他品德高尚，孤行孤立，似道家。史鳅又名史鱼，乃春秋卫大夫，灵公不用遽伯玉而任弥子瑕，史鳅以尸谏，灵公乃进伯玉而退子瑕。孔子称之曰，直哉史鱼。看来陈仲和史鳅二人都很重气节。邓实认为他二人与犬儒派人士有相似之处。这种比较也算恰当，可惜邓实也没有把这种比较详加展开。
杨巨平教授在研究时也进行了犬儒学派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比较。他把犬儒派的理想与庄子学派的理想比较，定位十分恰当。学术界从评论庄子学说角度出发进行的中外比较中，已有庄子与德谟克利特、与斯多葛派、与古希腊怀疑论、与斯宾诺莎、与黑格尔、与尼采、与萨特的比较研究，而杨教授把犬儒学派与庄子学派进行比较，可谓别开生面。为了坚持比较研究的科学性，杨教授首先严谨地论证了二者的可比性，因此随后展开的比较研究，颇具启发性，对人们深入认识犬儒学派与庄子学派都大有帮助。
关于犬儒学派与庄子学派某些思想观点的相似性，周作人曾注意到这点，他在为琉善的作品《死人对话》加的按语中曾指出，犬儒学派认为不问是什么英雄美人，他们一律以枯骨看待，这有似庄子的一种说法。（周作人：《卢奇安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
《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有疏失的地方。笔者读后发现两处，一是缺少国人对犬儒学派早期了解的评述。对此，我在上面已作补叙。一是在资料介绍或运用上有所疏忽。兹将有关情况补充如下，供作者与读者参考。
生活于公元二世纪的古典作家琉善（又译作卢西安）生活于犬儒学派最后活跃时期，他对犬儒学派多有了解，因此他的作品是研究犬儒学派的重要资料。杨教授列举琉善有关犬儒学派的作品有7篇：即《柏里格利诺斯之死》《德莫那克斯传》《逃亡者》《待售的哲学》《死人对话集》《美尼普斯》《二次控告》，指出这些作品都辑人Loeb古典丛书中，实际上琉善的一些作品，在国内周作人根据Loeb古典丛书的古希腊文本已译成中文，辑人《卢奇安对话集》（共选三十篇）（周作人译：《卢奇安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有关犬儒学派的《死人对话集》（译为《死人对话》共三十则），《美尼普斯》（译为《墨尼波斯》），《待售的哲学》（译为《拍卖学派》），除此之外还有杨著未列举的《伊卡洛墨尼波斯》《过渡》（罗念生也译了这两文，辑入罗念生编译：《希腊罗马散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罗念生将《过渡》译为《摆渡——僭主》）《宙斯被盘问》。周作人翻译这些作品时都加有引言，介绍作品的内容，还加有注释，对准确地利用这些资料大有帮助。关于《伊卡洛墨尼波斯》，周作人指出其篇名是集合伊卡洛斯（神话人物）与墨尼波斯（犬儒学派的一个人物）两个名字而成。墨尼波斯约生于公元前60年，其著悉散失。但从卢西安这部作品中尚可约略了解到一些内容。《过渡》系卢西安仿墨尼波斯的讽刺文体写成，其内容在材料方面也采自墨尼波斯的《召鬼术》，文章系对话形式，有犬儒派人物库尼斯科斯（Kyniskos，小犬儒之意）和忒阿革涅斯（Theagents）出场。文章有的地方反映了卢西安对犬儒学派的态度，有时有讥讽的话，但多数颇为赞许，如对于库尼斯科斯的描写。《宙斯被盘问》以库尼斯科斯盘问宙斯为主角，记犬儒派学者往见宙斯，问询关于定命和神意的矛盾问题。不知杨巨平教授在书中为何没有提到周作人和罗念生的有关译作。就进行研究工作必须广泛、详尽地搜集资料来说，这不能不算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在国内，《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是对犬儒学派系统、深入研究的开端之作，正因为是开端，有些问题的研究尚待继续。杨巨平教授已经提出犬儒主义的起源，犬儒派或犬儒主义的定性，犬儒派的基本原则与信仰，犬儒主义与其他学派、宗教及现代犬儒主义的关系等几个主要问题，但与小苏格拉底学派的另外两个学派——麦加拉学派、居勒尼学派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没有涉及。另外对犬儒学派在它的发展各个时期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它是否对加速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产生过作用等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犬儒学派的出现，表现了希腊社会走向没落时期文人的愤世嫉俗，表现了他们反常而又悖理的生活意趣，但在社会意义上，就像一股腐蚀性的酸浸渍着当时日益没落的社会，并加速了社会衰亡。（徐立新：《重评犬儒学派》，载《台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情况确是如此吗？有待研究。
（《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杨巨平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15．00元）
美国汉学的开山之作
■ 卞东波
读到陈俱先生翻译、复旦大学陈绛教授校阅的美国汉学之父卫三畏（SamuelWells Williams）所著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煌煌两大册，极其厚重，不禁对两位陈先生付出的艰辛劳动由衷敬佩。此书出版，令我心情格外激动，是因为我也曾想将此书译成中文，并已翻译了一部分。后因此项工作实在太艰巨而作罢。2002—2003年，我曾到香港浸会大学专门研究此书，当时就为此书没有中译本而苦恼，所以现在读到中译本，自然喜不自禁。
相比于二十世纪及当代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如费正清、史华兹、魏斐德、艾尔曼而言，卫三畏的名字是比较陌生的，中国学界对其关注也比较少。但卫三畏却是美国汉学的开山祖师，是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而且他的代表作《中国总论》从一开始就为美国汉学奠定了很高的起点。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卫三畏之子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编纂的卫三畏传记《卫三畏的生平与书信：一位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顾钧、江莉译），才使中国学界对卫三畏的生平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卫三畏代表作《中国总论》一直没有翻译出来，相对于如火如荼的美国当代汉学翻译来说有点反常。所以，陈俱先生翻译出版的这部《中国总论》，对于我们省视美国汉学的起源及其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下面略谈笔者对卫三畏及《中国总论》的管见。
一、卫三畏与美国汉学之发轫：耶鲁大学汉学讲座的建立
1938年出版的美国汉学家马森（Mary Gertrude Mason）所著的《西方的中华帝国观》（Western concepts of China and the people，杨德山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主要研究的是1840…1876年这36年间西方著作中的中国观，他说：“但是迟至1875年，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中的汉语研究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他选择1876年这个断限也许是无意的，但却是非常有眼光的。卫三畏结束在中国长达43年的生活回到美国正是在1876年，同时他也结束作为传教士、外交官及汉学家的传奇生涯，于1877年就任耶鲁大学第一位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成为美国首位汉学教授，从此美国的汉学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并且创造出独立于欧洲汉学的传统。这都与卫三畏的开创之功密不可分。
美国对中国的记述在卫三畏之前就开始了。早期的商人，如赛缪尔·肖（Samuel Shaw）及此后的外交官，如罗伯兹（Edmund Robeas）和罗森伯格（W．S．W．Ruschenberger），他们的著作中都有记载中国内容。1842年美国成立了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并创办《美国东方学学会杂志》（季刊）。1850年美国科罗拉多妇女学院开始研究中国的宗教和政治。1869年，美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以种子交换清朝文献的要求。清政府指派恭亲王出面，以《皇清经解》数十种一百三十函回赠美国，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汉籍之始。第一位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对美国的汉学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他编辑《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上，但他对美国汉学的影响远远没有卫三畏大。
随着中美贸易及人员往来的增加，开设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成为时代之需。1876年卫三畏回到美国，定居在耶鲁大学所在地纽黑文，使这一需要成为现实。耶鲁大学一直有设立汉学讲座的设想，也讨论过多次，但由于基金一直不能落实，所以迟迟未能实现，直到1877年大学得到一笔基金，才正式设立了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卫三畏担任耶鲁大学的汉学教授是众望所归，他有众多的优势胜任此职。第一，他长期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切身的体会；第二，他编纂了众多的英汉字典，对中国语言非常熟悉并有研究；第三，他著有《中国总论》之类的对中国总体研究的著作，对汉学已经研究有素。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中国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与中国打交道成为西方列强之亟，西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汉学讲座基本上都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次第建立的。欧美早期汉学讲座的教授或为传教士，有在华传教的经历；或曾为驻华的外交官，长期生活在中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