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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心理症的障碍，甚至于对最艰辛的努力控制也会发生抗阻作用。意识的努力对于抗忧郁、抗工作上根深蒂固的禁忌、或抗耗费性的白日梦简直是一筹莫展的。大家都会以为那些在分析中已得到某些心理方面的认识的病人，对这种结果都相当清楚。然而思想之清晰并无法影响“我应该能够克服它”的看法，结果他会因更忧郁而诉苦……等等，因为显而易见的除了他原有的痛苦感觉外，他缺乏了万能的感觉。有时分析者可在开始时了解这个步骤，而防患于未然。因此一个已显露出有白日梦症状的病人，当她详细地揭穿了它是如何诡谲地影响了她的大部分活动时，她会开始了解它的害处──至少了解它是如何耗竭她的精力。下次她会因为白日梦仍旧存在，而感到有点犯罪感与歉意。了解她对自己的需求后，我个人相信要人为地中止那些需求既不可能又不明智，因为我们可以确信那些需求在她的生活中也具有重要的功用──这我们会渐渐了解的。她感到病情好了不少，于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中止这些白日梦，但因为她过去未能如此做，所以她觉得我必定会厌弃她。她过去已把对自己的期望投射在我身上。
许多在分析中所发生的失望、暴躁或恐惧的反应，主要是由于病人感到无法立即除去困扰的问题，而非由于病人已经发觉到困扰自己的问题所致（正如分析之易于如此假定）。
因此，内心的指使虽然对维持理想的形象而言，比其他方式更为根本，但像其他方式一样，目标不在于真实的改变而在求迅即的与绝对的完美。他们力求使缺点消失，或力求使其出现，一若得到一特殊的完美之物似的。就如上例，如果内心的需求被外移时，这就显得特别清楚。于是一个人的现实状况甚至于他所诉苦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只有能让别人看到的方能使他产生强烈的忧虑：在社交场合中的手抖、脸红、别扭。
因此，“应该”缺乏对真正理想的道德真诚，譬如，在他们掌握中的人们，无法为迈向更诚实而奋斗，但却被驱策去渴求“绝对”的诚实，这总是何其遥远的，大约只能由想像中获得吧。
充其量，他们只能完成一种行为主义的典型，就如Pearl Buck在《女人阁》一书中所描述的吴夫人的性格一样，这是一个典型的女人，她似乎永远在实行、摸索、思考正当的事情。这种人的外表不需说，是最虚伪的，当他们突如其来地显示出恐惧街症或机能性心脏病时，他们自己便感到无比的昏乱。他们会自问，那怎么可能呢？他们已完美地支配了自己的生活，已是班上的领导者、组织者、结婚伴侣或父母亲的典型。最后，他们必定会遭遇无法以平常的方式过活的情况
况，则他们的平衡性便大为混乱了。分析者在逐渐熟悉病人极度的精神紧张后，会大感惊异；只要他们并未遭到大障碍，则他们仍可维持正常的举止。
对于“应该”的性质我们感觉出的愈多，则我们愈能清楚地了解，“应该”与真实的理想或道德标准间的差异并非是量的差异而是质的差异。它是弗洛伊德最重大错误中的一项，大体而论，他将内心的指使（他已经发现到这类的现象而且将之描述为超我）当作是道德的组成元素。但实际上，首先他们与道德问题的关系就不太密切，为求道德充实的“指使”，在“应该”中确实是担任了显著的角色，因为道德问题在我们生活中是重要的。但我们不能将这些特别的“应该”与其他的分开，很显著的，其余的通常系由潜意识的自大而定，如“我应能避免掉星期天下午的交通拥挤”或“我应该不经辛苦的训练或工作就学会绘画”。我们一定还记得有很多需求显然地都缺乏道德的托辞，其中有“我应该能逃避任何惩罚”，“我应该永远胜过他人”，以及“我应该永远有能力向别人报仇”。只有将焦点集中于事情的全貌上，我们方能得到对道德完美的要求的正确看法。就像其余的那些应该，他们被自大的心理所弥漫着，因此力求加强心理症患者的荣誉而且使他变得神圣。就此意义而言，他们算是正常的道德奋斗，一种心理症的膺品；倘若个人能再发现出比种膺品所具有的“潜意识的欺骗”性（此种特性，是使污点消失所必需的），则必会认为他们是“邪恶的”而不是“道德的”心理现象。为了要使病人具有“再定向”的能力，而能从虚构的世界中转入真实理想的人性发展中，这些区别更须要弄清楚才行。
又有一项“应该”的性质可用来与真正的标准区别。它包含于先前的注解中，但它本身太有力了，因此可以单独且明确地叙述，那就是他们的强制性。理想也具有一种支配我们生活的“拘束力”，譬如，如果我们相信那是我们应该完成的责任，则尽管可能困难重重，我们也会试着尽力而为，完成它们是我们的终极欲望或我们所认为的正当事。愿望、判断与决定都是我们自身之事，因为由此我们才能克尽己任，所以这样的努力便带给我们自由与力量。另一方面，在遵循“应该”的例子中，大约有像极权或独裁政府中的“喝采”那样的自由。这二个例子中，要是我们无法符合期望的标准，则惩罚必如影随形而到。在内心指使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对于失败的一种强烈反应──一种贯穿焦虑、失望、自责与自毁等冲动的总反应。对于局外人，这些反应的表现与激怒的原因都毫不相干，但却与其对个人的意义成为比例。
让我再引用内在指使的强制性的另一说明。有个女人，她那坚决不变的“应该”中有一项是“必须预知一切的偶发事故”，她十分骄傲于自己具有比种远见的才能，以及能够凭她的预知与智慧而保护家人免于危险。有一次，她曾经做了一个精巧的计划，以劝诱她的儿子接受分析，然而她却无法使她儿子的一个反对分析的朋友接受分析，当她了解她儿子的朋友已超乎她的预料之外时，她身体遂发生了休克反应，而且感到好像地面已被推离开她。事实上，这位朋友是否如她所想像的那么有影响力；或者她是否真能帮助他，都是万分可疑的。这种休克与崩溃的反应，完全由于她突然觉察到她早该重视他的缘故上。同样地，有个优越的女司机，由于稍微撞上了前面的汽车而被警察叫出车外，她会突然产生“非事实”的感觉，尽管这种意外何其微小，以及只要她觉得自己没有错而不怕警察的话。
焦虑反应通常都不为人所注意，因为对抗焦虑的习惯性防卫瞬即发生作用。因此一个自觉自己该是个圣人似的朋友，当他认为已帮了朋友很多忙，却又发现自己曾经严厉地对待过这位朋友时，他会变得毫不自制地开怀狂饮。又如，有个女人觉得她应该是永远愉悦可人的，但因为有一次没去邀请一位朋友参加舞会而遭到朋友轻微的指责，她便感到一阵焦虑，片刻间几乎昏厥过去，马上反应出她更需要获得情感──这是她用来抑制焦虑的方法。一个在“未完成的应该”束缚下的男人，会产生一种与女人同眠共枕的强烈冲动，性能力对他而言，是种用来感到被渴求及重建已丧失了的自尊的手段。
关于此种报偿，“应该”具有一强制力乃是不足为奇的。个人生活只要能与内心的指使协调，则他可过得相当顺利，但要是他处于两个矛盾的应该间，他或许就会产生毛病。譬如，有个人觉得他应该是个理想的医生，且该将所有时间用在病人身上，但他也该是个理想的丈夫，需拨空满足他太太的需求而带给她快乐。当他知道二者无法得兼时，轻微的焦虑由是而生，但却没有加剧的趋向，因为他立即试着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难题：决定定居于乡下。这意味着他放弃更进一步学习的希望，因而冒着整个事业前途的危险。
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境最后藉着分析它而圆满地解决了，但它表示出由冲突性的内心指使所产生的失望。有个女人几乎快要神经错乱了，因为她无法协调当个理想的母亲与理想的妻子此二想法，后者对她而言乃是指要忍受酗酒的丈夫所做的一切。
自然地，此种矛盾的“应该”要不是使人无法得到解决，就是使人难以在其中做合理的抉择，因为两种彼此相对的需求都具有同等的强制性。一位病人失眠了好几夜，因为他无法决定要与他太太去共度短假，或留在办公室工作。他应该满足他太太的期望或他老板所声称的期望呢？关于他最冀望的作法此一问题却丝毫不会进入自己的意念中，于是，基于“应该”，这问题便无法做决定。
有些人虽然不了解“内在的暴行”以及它的性质的一切震击力，但对于此种暴行的态度以及轻验它的方式却彼此大不相同，这些差异处于顺从与反抗的相对极端间，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发生于个人身上时，通常二者中会有一者较占优势。譬如我们可预测后者（反抗型）的特征，后者对于内心指使所持的态度以及经验它的方式，基本上乃是由生活对个人所具有的吸引力而定；胜利（征服），爱情或自由的吸引力。因为这些差异我以后自会讨论到，所以此地仅简短地予以说明，就有关应该与禁忌而言，他们是如何产生。
夸张型的人，“征服生活”对他是极其重要的，这种人易于使自己与“内心的指使”合为一体，而且在意识或潜意识中都会以他的“标准”为傲，他不怀疑它们的真实性，而力图去实现它们。他也许会由实际行为中去满足它们，他应该拥有众人所羡慕的一切，每件事他应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得更透澈；他不应犯错；对于任何想做之事──简言之，完成他的任一种应该──他都不应失败。在他心目中，他的一切都符合他心目中所认定的至高无上的标准。他的傲慢也许大得使他毫不顾虑失败的可能，即使是失败时也不接受此种可能。他这种武断地认为自己是对的、是应当的行为是如此地稳固，因此在他的心目中他简直未曾犯过错。
他愈陷于想像中，则愈不需要实际的能力。在他的心目中，他是如此地相信，无论他是如何地被恐惧所围困或实际上他是多么的不诚实，他仍是极度勇敢或诚实的。在“我应该是”与“我现在是”两种情况下间的界线，对他而言乃模糊不清的，不过我们之中，可能也有人对此种界线不太清楚。德国有位信基督的诗人Morgenstein在他的一首诗中已简明地表示出这种说法。有个男人被货车辗断了一条腿，卧病医院，在他阅报得知发生车祸的那条街货车是禁止通行的之后，他会因此而得到一个结论──这整个经过只是一场梦，因为他“利加尖刀”地推论说，不应发生之事绝不会发生。一个人的想像愈战胜他的论据，则前述之界线愈会消失，于是他现在变得像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