帧�1923年5月5日，李汉俊在北京给中共中央写信，宣布脱离共产党，1924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过去党史理论界长期认为李汉俊退出中国共产党是由于陈独秀的“专横，使汉俊等消极”，另据说1926年10月或11月，北伐军刚打下武汉不久，湖北省委曾开会讨论过李汉俊恢复党籍的问题。“但由于陈独秀的拒绝，使李汉俊最后失去了回到党内的机会。”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在中共“二大”召开的前夕，李汉俊在武汉向党中央写过一份意见书，托人带给了陈独秀，表达自己对党的工作看法。他指出：“我并非根本反对劳动运动，而是因种种缓急而主张先作学生运动”；对于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党还处于幼稚阶段，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别党合作”；鉴于中国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党的组织“无集权制的必要”，“目前亦无集中组织的必要”，而应“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为原则”。看了意见书后，陈独秀致电李汉俊要求他赶到上海参加党的“二大”。可惜李汉俊或许考虑到一年来与党内同志争论数次，结果很少，或许为了避免争论，或许为了其他什么原因，他最终没有前往上海参加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但他托人将意见书从河南带至大会，自己却“始终没有到会”，再次错失与陈独秀两人当面交谈冰释前嫌的好机会。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虽然李汉俊赌气没有赴会，但是，李汉俊依然被选举为候补委员。可见，陈独秀对李汉俊并不抱有任何的成见。
那么李汉俊脱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当时他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根据李汉俊的记叙，1923年5月5日，他提出退出共产党的原因是“自共产党成立后，汉俊即因反对无条件接受第三国际津贴及命令暨主张援助国民党而遭排斥”。在担任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时，发现主持工会的领导（笔者注：指张国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有腐败问题，便主张将其解散，而遭到“公开的讥评与反对，陈独秀亦由粤来函攻击”。在中共“一大”上，他又因主张援助国民党及组织职业工会，而遭到其他同志的“坚决反对以否定”。年底，他灰心“卸脱一切责任地位，返鄂专心教授及劳动运动，然见彼辈种种谬误主张及行动，亦不能不有所抨击，于是恶感益深，压迫愈甚”，产生了离意。
事实上李汉俊的脱党客观上确实是由于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存在分歧和矛盾，他的许多想法也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但是我以为更应该从主观方面找原因。
首先是李汉俊的思想认识出现了偏差，这从1922年2月初他当时写的《读张闻天先生底（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中可以看出，李汉俊在文章中与张闻天探讨解决中国乱源的方法时，对张闻天提出的对于组织党的四个必要条件，及对于党的活动所提意见，他极表赞同，不过他说他对于中国人组织团体，还有点意见。李汉俊在文中说道：“我觉得中国人有五大毛病不容易组织强有力的团体。中国人要组织强有力的团体，非首先把这五大毛病去除不行。”那么是哪五大毛病呢？李汉俊说：“所谓五大毛病：第一就是猜疑心太深；第二就是责任心太薄；第三就是界限不清；第四就是公私混淆；第五就是责任不明。”李汉俊在文章中说党由于存在着这五大毛病，所以党是没有前途了，最终是要消灭的。于是他选择了退出。同时李汉俊认为在组织之外一样能做事情，只要信仰没有变，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他常对人说：“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
其次性格因素也是李汉俊离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李汉俊的性格很刚直，固执己见、认理不认人，同时又恃才傲物，脾气也不太好、好意气用事，而且当与人发生矛盾或者不愿与之交友时，则不屑与之沟通。因此，当李汉俊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意见不一、感情交恶时，李汉俊不是主动与他们沟通，而是不屑与之为伍，选择远远离开。正如他自己所述那样，“向有‘可留则留，不可留则去’之洁癖”。以后当中央一再邀请他参加中共“二大”、“三大”时，李汉俊都感情用事，一意孤行，弃党的纪律于不顾。茅盾回忆说：“李的知识分子的高傲气质很重，坚持个人的独特见解，对一切听从国际代表的作法很不以为然；争论的结果，就是负气脱党回武汉去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有识之士。12月17日，李汉俊在武汉遭桂系军阀胡宗铎逮捕并枪杀。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武汉、贵阳解放的“南京模式”郑亚宇
在许荏华《南京是如何解放的》（以下简称“许文”）一文认为，就南京解放的真实历史而言，它与解放战争时期大城市解放的“天津模式”和“北平模式”有别，前者是打下来的、后者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的，而南京则是“‘里应外合式’的和平解放”。（2009年第五期《炎黄春秋》，第28页）
笔者完全同意上述观点。现以自己切身经历和有关资料，认为大城市武汉和省会城市贵阳的解放，亦属上文所说的“南京模式”。今试作论证，以求教于读者，并用以庆祝建国60周年。
“南京模式”的形成及特点
南京解放的过程如下：
据许文，“1990年4月，率三野八兵团首先进入南京的陈士榘将军会见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时说：‘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国民党）海陆空军多已起义，南京的守敌逃光了，解放军得以和平方式占领南京。”’（第28页）
综合许文，南京解放的特点如下：
（1）解放战争后期的19481949年间，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并继续进军的威慑之下，敌人已无力与解放大军正面对抗，大城市的国民党党、政、军首脑及其部门，处于一片慌乱、准备弃城而逃的状态。大军压境，是南京和平解放的必要前提。
（2）我军虽然大军压境，但尚未进人这座城市。而敌人却弃城而逃，城市成为权力真空的“真空时期”。真空时期的形成，是南京模式的特殊内容。
（3）为了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设备，处于地下的党组织（或地下党和党领导的其它革命组织），敦请早有联系的社会知名人士出面，组织民众公开维持真空时期的城市治安。由此里应外合，直到解放军入城，城市正式解放为止。有组织地公开维持真空时期治安，是城市得以完好保存、和平解放的必备条件。
（4）真空时期不长，大约三、五天左右。之前，即敌人即将逃跑时，出现“黎明前的黑暗”：敌人多有垂死挣扎，或屠杀、或破坏；我方则通过各种方式与敌周旋，尽量减轻损失。这是敌我双方进行较量的最尖锐阶段。此后，敌人逃跑，真空时期到来，广大人民群众与民众治安会之类组织结合，终于在解放军未打一枪一炮中，里应外合，解放了这座城市。在大军压境之下，城内的敌我双方尖锐较量，而我方终获胜利，是南京模式最后结果。
以上四个特点，就是笔者归结的南京解放模式。
下文将依照上述四大特点，分别说明武汉、贵阳两市的解放，亦属“里应外合、和平解放”这一南京模式。
武汉的解放
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的失落，宣告了它延续二十二年统治的覆灭。我解放大军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狂风暴雨北往南扫，渡过长江，向华中重镇武汉进军。
地处武汉以北的中原中央局所属的江汉区党委（对外称“江汉军区”）城工部二部（二地委的简称），其时驻于武汉西北前沿约一天路程的天（门）汉（川）县的汈汊湖游击区。该区域曾是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老根据地。刘邓大军南下，开辟了江汉解放区，境内基本安定，故城11_q部的机关驻此，部长邱肱良和所属的天汉县委城工部长陆天虹、云孝县委城工部长饶民太、京应天汉县委城工部长王有学、天京潜县委城工部长林涯萍等，具体领导着争取武汉和平解放的斗争。
（1）真空时期的形成
从1949年5月15日国民党武汉驻军最高首脑、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弃城而逃，到17日武汉三镇全面解放，这三天的武汉乃是一座空城，成为权力真空的时期。
在武汉真空时期之前，四野的萧劲光将军率领第十二兵团长途奔袭，打到武汉以北的孝感，并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解放军第40军153师，也准备强渡长江，包抄武昌；而身为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的张轸，率领三个师在金口宣布起义。至此，白崇禧乃于15日下午坐飞机弃城而逃。晚7时，国民党守备司令鲁道源发表书面谈话，放弃武汉。午夜，国民党58军全部撤离。而此时解放军尚未进城，城市进入真空期。
（2）我方的城工工作
在真空时期到来之前，我方城工二部对武汉的城3131作就有所安排：
“第一，紧紧抓住我军兵临城下的大好时机，充分发挥党的政策威力，对国民党……军政界上层头面人物，广泛地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工作，有效地策动他们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走上投向人民的革命道路。”（《武汉城工史料》地委城工部部长邱肱良的回忆，第34页）如，成功地做好“对汉口市长晏勋甫的争取工作”。（第34…36页）
“第二，在反搬迁、反破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斗争中，我们还广泛地开展了统战活动……以扩大我党政治影响，稳定人心，护厂保产，迎接解放。”（同上，第43页）
“第三，在动员、组织群众开展反搬迁反破坏斗争方面，我们主要是配合武汉市委在一些有条件、有基础的学校、工厂、企业开展群众性的护厂、护校活动。”（同上，第47页）
为了在真空时期保护好城市，由有声望的人士出面，组织一个维持治安的机构很有必要。如身居武汉的国民党元老李书城，于1949年1月23日赴解放区，受到刘伯承、陈毅接待，衔命而归后，以他是地方耆宿、在广西陆军小学堂任教时是白崇禧老师的双重身份，与另一耆宿张难先，联名给白写信，表示要成立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保护城市，并敦促白崇禧不要炸毁公共设施。白崇禧无奈，只好口头答应。他们又给城防司令鲁道元几万元作“搬迁费”，“因此，鲁撤出武汉时，仅象征性地炸毁了几艘江中的趸船。”（详见《武汉晚报》）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逃跑前在我方力不能及的工厂和某些特殊单位，也有破坏。“最令人痛心的是，15日夜，关在监狱里的中共湘鄂特委秘书、武汉中心小组党支部书记张冰，被逃离武汉的国民党装入麻袋，扔进了长江。”（《齐鲁晚报》）
1949年5月16、17日，武汉终于在里应外合中，获得和平解放。
对于武汉的解放，中共江汉区党委城工部张箴副部长回忆说，它是我城工部和包括中共武汉市委在内的其它兄弟组织共同努力，“并与正面战场上的军事斗争紧密相配合”“我们才有可能夺取和平解放武汉的全面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