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虽然是共产国际的党，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却是大国沙文主义者，苏俄驻华的全权代表越飞在1923年1月26日与孙中山发表了《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同意外蒙古的独立和苏俄拥有中东铁路的权利，苏俄的军队不必从外蒙古撤退，苏俄则给孙中山经费和提供武器，派军官为孙中山建立军校，训练军队，从事武装斗争。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这个协定来控制两党，从而使中国成为苏俄的附庸。孙中山去世以后由蒋介石担任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就利用苏俄的援助建立了军队，实行北伐。蒋介石的北伐很顺利，在1926年6月占领了武汉，第二年1月顺长江东下，取得了上海和南京。蒋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便与英美勾结，与共产党决裂，实行四一二事变，屠杀共产党人，斯大林想要利用国民党的计划彻底失败。但是斯大林不能不找替罪羊来掩盖自己的失误，这就很自然地找到了陈独秀，因为陈独秀从来就与共产国际的主张不断龃龉。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严厉批判陈独秀，而且决定陈独秀无权为自己辩护，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次会议，简称八七会议。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拒绝出席，一位连任五届总书记的党的领袖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
抗战开始以后，陈独秀来到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过着穷困和孤独的生活，陈独秀在这种孤独的生活中总结了他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一生的经验，按他自己的说法，经过了七、八年的回顾和思索，他终于从当年热衷于共产主义回到了民主。陈独秀在1940年3月20日给他的托派朋友分别写了两封信。
“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宁＇、托＇洛茨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民主政治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年，才得到的今天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十月革命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的抽象名词，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的民主，才致有斯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是跟着学的。”
“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
“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级的旗帜，并非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
从陈独秀的观点看来，民主是人们生活中所永远需要的，不是某种历史的特殊现象。德意和苏联都是对人民的专制统治，因此都是“退步的”。
四、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价值和逻辑
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历史观、价值和逻辑。我们的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面临这两种理念的选择，对这两种不同的理念的选择，是选择其一而去掉其一，不能把两绝对的对立和矛盾的理念和价值不加考虑地硬拉在一起。陈独秀在启蒙运动中是十分明确的，他要建立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制，决心抛弃个人作为他人的奴隶的纲常伦理和封建专制制度。
我们今天的改革与陈独秀不一样，既要鱼也要熊掌，要两者各得其兼。办法是坚持实现马克思主义，也要坚决地引进西方的被马克思抛弃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要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来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等的彻底破坏和如何重建，邓小平曾去美国访问，深深感到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落后于资本主义太多了，按他自己的说法，“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邓选》第三卷第375页）。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要把生产力赶上去，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相信社会主义，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探索中国怎样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力”。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把生产力搞上去，邓小平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行之有效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引进社会主义制度，目的是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发展太慢，老百姓不满意，就不能巩固。但是邓小平也怕因为引进市场经济而把资本主义的自由和民主也顺手牵羊地带进来了，因此他特别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关心的是经济，隔几年抓住机会，就上一个台阶，加快发展。当时提出的政治改革，就是“精简机构”、清除社会主义制度的“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
但是，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两条原则的基础上的。
第一，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亚丹·斯密称这是“个人最神圣的权力”。
第二，在制度和法律的基础上完全平等和自由的竞争。任何人都没有特权。
这两条原则在改革前的制度体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党和党的干部握有一切决定的权力，而不受任何干预，改革又把干部所掌握的权力扩大到经济领域中来，进行完全不平等的竞争。从开放市场，成立公司制的第一天开始，财源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向权力者滚滚而来，一个权力者阶层从改革开始就已经成为财富集中的阶层而产生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个权力财富阶层就更加毫无阻力地发展。
造成这种权力财富阶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国有企业花了差不多三十年也没有改好，最大的问题就是责权不清。产权制是在私有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在私有制中，产权制在法律上，法人要负什么责任是清楚的，但在国有制企业中，产权是国家所有，但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不可能直接承担法人权利和责任，国有企业的财产由派去的代表负责，正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国家的财产就成为他们挖之不竭的金矿。首先是为自己增加工资，国有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远高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在一个企业内，工资差别也相差几百倍甚至还要大，因为他们并不怕企业亏欠或倒闭，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自有国家扶持。这还是正常工资收入，至于灰色、黑色收入，化公为私等等就无从计算了，因为这是国家的财产，有机会捞就不能放弃。过去曾经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富了方丈穷了庙，但是企业困难不用担心，自有国家来解困，国家尽一切条件从各方面向国有企业输血，财政注资，定期补贴，国际国内资本市场融资，股票市场每一次都由国家用政策鼓励其发展，目的就是为国有企业融资，甚至一个国有企业成了空壳，还能到市场去圈钱，直到把股民的钱袋掏空为止，才算这一轮股市结束。下次再找机会刺激开市，至于债转股，贴息贷款等等都不在话下，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就这样通过所能想到的渠道向国有企业输送，再由国有企业流入权力者的钱袋。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是全国人民用他们自己的血和汗把它扛起来的。
为了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国家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1999年我国国有资产总量为9万亿元人民币，2007年5月已经突破16万亿元，七年增长7万亿元，一年增加一万亿。为了加强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在2006年底，国务院转发国资委文件，作出规定，国营企业对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都必须保持绝对控制，对基础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行业等等。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带动力都要增强。由此可见，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和比较重要的行业和企业都必须由国有经济进行垄断。
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国家想出了许多办法，但是企业总是困难，原因是企业总是缺乏资金。1994年以后国家下狠心拿出两万亿元为企业三年解困，三年过去了，企业依旧困难。实际上我国的投资从来是十分巨大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透露，我国社会总投资2007年超过13万亿，2008年可能超过17万亿，2009年预计20万亿，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这些天文数字的投资大部分是投向国有企业，依然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的困难，投资依然没有效率，并不能增加人民的收入扩大内需，原因是国有企业是一种无底洞，下面还有一个权力阶层在张着大嘴等着呢！这就是我国缺乏内需的原因。在一个高度集权国家里，中央的每一项政策的出台，每一次的改革开放，都成为权力者积聚财富的机会。权力垄断，权富民穷，历史上就是如此。在我国历史上，真正从贫苦农民出身后来作了皇帝的只有朱元璋一个人，由于亲身的体会，他十分痛恨官吏的贪污，非法取夺民财，对贪污官吏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即使这样，他仍不放心，取消宰相，自己亲管六部，然而明朝仍然是我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至于对私有制，在我国宪法的多次改革上，都得不到与国有企业的平等待遇。在宪法上1982年还没有提到私有制，到1988年才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2004年提到对私有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发展，2006年才由国务院发布非公经济36条，对“鼓励、支持和引导”提出具体办法，但是在实行中阻力重重。而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真正能够创造利润，增加税收和增加就业的却是私营企业。据2007年8月27日《中国经济时报》载文《垄断已经为建设和谐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上）》所说，在国有经济垄断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民间经济的经营是十分困难的。尽管如此，占GDP的贡献率仍达三分之二，吸纳新增就业率仍达80％，真正能够产生效率的还是民有经济。
另一个问题，政府对国有土地的出卖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但在我国，出卖土地都是政府机构的扩大，干部的特殊享受，以及各种灰色和黑色收入的重要来源，成为财富向权力集中的另一个重要的渠道。
权力的绝对集中造成的另一个恶果是党和政府机构的惊人膨胀，2007年和2008年人大和政协两会的代表都反映了这个问题。我国的公务员职务消费从1978年到2005年28年中增长了140倍，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4％达到2005年的24％，将近四分之一的财政总收入用于公务消费，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行政管理费平均从20。5元增加到498元，每一百万美元的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同外国比较，中国为39人，美国为2。31人，日本为1。38人，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7倍，日本的28倍。这还是从财政开支的比较来计算的，至于几乎普遍性的贪污腐化的收入更加无从计算，数量更是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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