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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改变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引进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给权力拥有者以前所没有的机会，形成了以权力为中心的财富运动的涡流。所有人民创造的财富都随着这种涡流最后流向权力中心，形成以权力为中心的财富集中的经济体系，从而造成贫富差距迅速扩大。13亿人民的购买力难以提高，严重的失业问题无法解决，内需的缺乏，所有这些都成为改革前那种制度的锢疾。我国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日益仰赖于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甚至血汗工资所生产的产品的出口以支持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政府和国内外的评论家都认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从以出口为主转变为以内销为主，但是我国这种依赖出口为主的发展经济的方针正如前面的分析，是我国改革前的制度所造成的，要把经济的发展改变为以内需为主，就必须把绝对权力制度变为民主制度，把没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改变成高效率的经济制度，这种改革是一个方向性的决策，困难是巨大的。
五、重新启蒙——对人类历史的思考
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要把马克思和列宁毛泽东切割开来，马克思是正确的，列宁和毛泽东是错误的。马克思是要解放全人类，而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却全都违背了马克思的教导，大搞阶级斗争，对人类的文化、知识和经济进行全面破坏。然而他们的阶级斗争并不是自己发明的，而是来自马克思。马克思正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创导者。马克思要造成一个自由联合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生产条件都要“控制起来”，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绝对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自在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设想只有在这样的绝对的专制统治下才能实现绝对的自由。因此，马克思对西方在人类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改进、不断总结经验才产生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哲人们所发现的科学、自由、民主，予以全面的否认。原因是，在他们的理论体系里，只有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所产生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东方和西方的历史说明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式，东方的农业社会发展出来的是绝对的封建专制统治和为巩固这种专制统治的宗法伦理的统治。每次改朝换代都只能由农民革命来实现，那是真正的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却根本没有历史的进步。西方的历史发展，无论从希腊罗马帝国到中世纪，一直到现代社会并不是阶级斗争造成的，阶级斗争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是历史的动力。相反地，从古代希腊开始，就在不断探索自由和民主发展的道路，正是希腊人发现了城邦民主和个人的自由，相信人是“万物的尺度”，才有希腊的科学、艺术和哲学，才为人类建立起人类最早的民主的科学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中世纪也没有中断过，以至中世纪的中期就开始了人的解放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才有科学革命对自然和宇宙发展规律的发现和启蒙运动的哲人们对自由、民主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规律的发现。
原来人类形成社会，并不是要消灭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创造能力，个人的兴趣、爱好等等，而是在社会中实现相互合作与协助，以便更好地发挥个人的创造才能和他的兴趣和爱好。因为人类的任何的发明、发现和创造都是个人的才能实现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的产生就是为了最充分地实现个人的努力。康德说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陈独秀在启蒙运动中所极力宣传的就是要求实现这样的社会，陈独秀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而在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基础。从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后，三百年来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人类从仅仅依靠体力操作的手工业社会进入脑力劳动成为主要生产力的机器生产的社会，再进入现在的以知识作为生产力的因素的社会，就是十八世纪倡导民主和科学的启蒙运动的伟大成就。西方国家制度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灵活性，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就是由于这种制度是全面继承了十七和十八世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发现，才有可能不断调节自己的社会制度，为历史的发展不断开拓发展的道路。
我国的改革开放如果要解决它在三十年的长过程中所无法解脱的困境，我们也必须重新启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发现真理、创造真理、推进真理的唯一基础。西方的历史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已经成为全球人类的普遍的思想财富，让我们像当年陈独秀那样，重新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为我国改革的成功，国家和民族的进入先进世界的前列创造条件。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离休干部，90岁）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将革命进行到底》究竟针对谁？·秦立海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长期以来，人们皆认为此文是由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活动而起，然而从其行文内容来看，却是主要针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政治立场而发，因为当时真正让毛泽东担心的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而是革命阵营内部可能出现的分裂。
一、中共对国民党的求和早有思想准备
自1947年3月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后，中共对和谈的态度一直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拒绝与国民党重开谈判。
1947年10月27日，中共针对国民党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刘航琛，在宋子文支持下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并与中共联系进行反蒋活动一事，认为这“完全是在美帝蒋宋指使下来作缓兵计的阴谋”，“我们对于这类阴谋只有揭露反对，借以测验反蒋派别及人物的真伪，唤起人民大众更进一层的觉悟，决无利用拉拢之理”。必须坚持“把中国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警戒和揭穿“停战议和”的“缓兵之计”。注1
1948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斗争日渐激烈，和谈呼声再起。中共中央于7月18日专门发出《关于揭破敌人和平阴谋的指示》，指出：“由于战争失败，人心动摇，国民党统治日趋崩溃，美帝及国民党当局现正准备发动和平运动”，“迫使中共停战议和，借以保存国民党的现有地盘及军队，获得喘息时间，补充休整，然后集中全力击败人民解放军，消灭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注2
然而，国民党内的求和呼声并没有因为中共的揭露和批判而停止，反而日盛一日，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和平运动”。到1948年底，就连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副总统”李宗仁，甚至“总统”蒋介石，都在公开“呼吁和平”了。12月24日，白崇禧致电蒋介石，希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国军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布置，争取时间。若待兵临长江，威胁首都，届时再言和谈，已失去对等资格，噬脐莫及矣。”注3李宗仁的亲信甘介侯等也在南京制造舆论，主张和平，并要求“总统下野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
面对桂系的“逼宫”，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在万般无奈之中发表元旦文告，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前提是：“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在此条件下，“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注4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在毛泽东的新年献词之后，无疑是自撞枪口：明知毛泽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仍不得不进行求和，结果自然可想而知。1949年1月4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评战犯求和》的评论，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驳。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强调：“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
二、毛泽东担心革命阵营内部出现分裂
《将革命进行到底》虽是由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活动而起，但从其行文内容来看，却是主要针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政治立场而发。
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注5
当时，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尖锐问题，主要是担心革命阵营内部出现分裂。此前，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已公开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并应中共邀请已经或正在准备进入解放区；但是，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呼声，少数人在此关键时刻又出现了动摇，甚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据李维汉回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对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虽已有较清醒的认识，但仍有一部分人对美帝和李宗仁有幻想，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活动。如有一个包含了一部分较有名望的工商界和工程技术界人士的中国工程师学会曾写信给国共双方，要求‘迅速达成全面和平之使命’。民主党派中也有少数人持中间道路思想，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