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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保守群众多数是党团骨干，历次运动他们都是革别人命的，如今岂容乾坤倒转！于是，他们也揭竿而起，拉起队伍，最后汇合成“红卫兵总部”、“贫下中农红卫军”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八·一八声言“大方向始终正确”，保守派组织则宣称：“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两派围绕着“六·三社论”和平反、追黑材料，发生激烈冲突。从10月份开始，爆发了一连串大规模的武斗，如：10月底的136厂事件、一二·五的大通桥头事件、一二·九的民和事件、一二·一四的毛纺厂事件……在不断升级的武斗中，两派群众积累了冲天的怨气，甚至是刻骨的仇恨。
省委书记杨植霖因为参加了中央文革，知道毛主席的意图，所以很快就转变了对“六·三社论”的看法，并在省委传达了康生肯定“六·三社论”的指示，坚决支持八·一八；省长王昭根据多年政治斗争的经验，认为八·一八队伍不纯，坚决支持捍卫队。两派均有恃无恐，自封左派。但是，在全国批判资反路线的大形势下，省委终于在12月2日作出“撤销关于《青海日报》6月3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的声明”，省委陷于瘫痪，王昭也去外地治病去了。
1967年初，一月风暴袭来，青海省也面临着夺权。谁来夺权，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正如《人民日报》社论说的，“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新年伊始，两派武斗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激战阶段。恰在此时，中央决定军队介入文革，支持左派。
军队支左
毛主席敢于放手发动文革，是因为手中有一支强大的解放军。在文革夺权的关键时刻，他决定启用手中的王牌，让解放军支持左派。1967年1月21日，他在《军委收电》上批示：
林彪同志：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毛主席要军队支持的左派，当然是造反派，批示就是批在安徽造反派要求驻军支持的电文上。但是，军队的干部和毛主席的看法并不相同。林彪的秘书张云生看得很清楚：
各部队也有眼力识别自己应当支持的左派广大群众。他们认为，真正的革命派即左派，决不会是那些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分复杂、动机可疑的所谓造反派。而对那些出身好、根基正、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有深厚感情、人数占压倒多数的群众组织，他们的心与之靠得很近，因此很自然地认为这便是需要支持的真正革命派。（《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这种情况，毛主席心里非常清楚。2月9日，他在一件文稿上批示：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然而军委并没有速办，相反的，此前却连续出台了两项维护军队的规定。一项是1月14日的《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否则，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另一项是1月28日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命令在不许冲击的前提下，又规定“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的基石。毛主席说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军委关于维护军队权威的通知和命令，毫无疑问都是获得毛泽东的支持的。有了这通知和命令，各地驻军对于那些敢于冒犯军队的“右派”（不幸这恰恰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左派”）毫不留情地采取了专政措施。
一月底二月初，湖南省军区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宣布“湘江风雷”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了支队长以上的所有头目，数量达到几万。
二月中旬，成都军区镇反，单成都市就抓了两万多。同一时间武汉军区也开始镇反，武汉市抓了三千多。此外，广州、福建、内蒙、新疆、云南等地均实施了不同程度的镇压反革命。福州军区抓人后，《解放军报》还配发了《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的社论，《人民日报》及各地省报均予转载。
二·二三事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赵永夫军区造反
1月23日，支左决定下达当天，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召集军区党委开会，决定支持八·一八。这个决定虽然符合毛主席意图，却不符合军内大趋势，尤其是不为省军区内多数干部所接受。正如张云生所说，他们绝不会认为成分复杂的造反派是左派，更何况不少干部的家属，在地方上都已参加了保守派。军区党委会后不到三小时，军区机关干部便召集会议，选出15名代表，成立了“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副司令员赵永夫当场亮相，说：“你们造反我当然支持。”于是，赵成了指挥部的顾问。是夜，指挥部印发“紧急通告”，出动宣传车上街广播，宣布刘贤权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
指挥部成立了秘书组、联络组、宣传组等机构，实际上夺了军区的权。刘贤权被软禁，电话切断，门口放双岗，警卫、秘书均不能接触。
1月25日，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在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的拥戴下，赵永夫取得各部队的支持。1月28日，张晓川联合各驻军部队，亮出了“部队统一行动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旗帜，青海省的军队，基本上取得了一致。
军区风云突变以后，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声言“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他的指挥，还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了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
青海省委也发生了分裂。王昭到外地治病，多数省委领导仍和他通气，策划支持捍卫队夺权。杨植霖则召开了几次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夺权。1月29日，八·一八一举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
由于捍卫队和省委、军区的干部都指责八·一八队伍不纯，夺权后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决定开门整风。他们将杨守礼等几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成员定为“反革命分子”，送交公安机关，要求严肃处理，以示革命，不料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月2日，张晓川在205部队召开青海驻军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逮捕仓门街、兴海路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9名成员，派部队和“贫下中农红卫军”一起召开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2月3日上午，控诉大会在南门外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兴海路等地举行。12时，队伍上街。205部队抽调250辆军车，各部队抽调4000多名战士，和贫下中农红卫军、捍卫队联合举行了一次镇压反革命、支持左派的武装大游行。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杨守礼等，脸上画着八·一八，胳膊上带着八·一八袖套，头上戴着八·一八高帽，游街示众。镇压的矛头直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
2月4日，青海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张贴大字报：《炮轰青海省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言“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软禁中的刘贤权，深感问题严重，亲自起草了电报：“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八·一八。”他要求发给中央，机要员却把电报稿退了回来，答复是：“赵副司令不同意发。”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把电报稿用纱布缠在腿上，穿上棉裤，请假到了兰州。兰州军区把电报发给了中央军委，没有回音。
2月13日，北小街、南小街、兴海路、仓门街等地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明令取缔。
2月17日夜，赵永夫、张晓川在驻军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成立“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合办公室”，获通过。后来办公室改名“联合指挥部”，赵永夫、张晓川都是核心领导小组成员。
《青海日报》社的流血事件
《青海日报》社始终是青海文革的中心。报社里八·一八占绝对优势，编辑部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八·一八。1967年1月12日，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报社的权。夺权后的报纸，称作“新生的青海日报”，它旗帜鲜明地支持八·一八。
2月8日，赵永夫、张晓川准备对报社实行军管，但军区党委两次开会都没通过。11日晚，军区副政委张文英向兰州军区请示，兰州军区也不同意军管。张让兰州军区请示中央军委，兰州军区请示了，答复是：“需要请示”。
两派剑拔弩张，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捍卫队贴出大字报，说夺权后的《青海日报》“为反革命呐喊叫好，必须立即把权交还给真正的革命派”，并拉出大标语：“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2月14日，赵永夫召开军区党委会议，通过了《军管青海日报社公告》，组成军管小组进驻报社。但军管遭到了八·一八的抵制，进入报社的军管人员被八·一八的人赶出来，有的人甚至被从墙上扔了出来。上午11时，部队包围了报社。
从这天开始，一场《青海日报》争夺战打响了。军队要进驻，八·一八则抵制。民族学院红卫兵一马当先，“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像一股势不可挡的滚滚红色巨流，冲破道道防线，冲进报社。接着八·一八的战友也一队队地风驰电掣地赶来了。”（《湟水岸边的日日夜夜》）
“一批又一批以工人为主要骨干的群众陆续来到青海日报社”，他们“沿着报社围墙，一层又一层，有的脸上一副倦容，显得特别疲惫，显然是刚下班赶来。有的一面啃着干馍，一面还在向周围的人讲演……”（孙正荃：《1966—1976实录》）
保卫报社的人，开始是倒班，来一批走一批，进进出出。后来干脆安营扎寨，在报社周围搭起了帐篷，划区分片，昼夜轮班，吃睡都在其中。青海的2月，地冻天寒，经常是零下一二十度。军队只许人员进出，不许物资输送，吃喝、取暖都成问题。报社的编辑、记者和印刷厂的工人拿出家里的煤砖让他们烤火，把刚出笼的蒸馍送到他们手中。
部队的汽车、装甲车把报社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南面占领了西宁市北门城墙，东面占领了宾馆顶层的晒台，西面在民房屋顶上架起了机枪，北面湟水桥上站着从草原调来的荷枪实弹的士兵。
2月15日，捍卫队上街游行，支持军管《青海日报》社。但兰州军区来电作了三点指示，不同意军管，要部队撤出报社。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