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0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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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200910全文- 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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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5日,捍卫队上街游行,支持军管《青海日报》社。但兰州军区来电作了三点指示,不同意军管,要部队撤出报社。赵永夫派副司令员刘斯起率6081、205、8122部队12名干部,连夜到兰州军区大楼前绝食静坐,要求收回成命。兰州军区一天之内开了八次常委会,研究《青海日报》问题。司令员冼恒汉、政委张达志态度坚决: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刘贤权派人给报社送条子,告知兰州军区的指示,并写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八·一八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2月19日,八·一八上街游行,反对军管。途经报社时,捍卫队前去阻截,八·一八的车辆轧死了捍卫队队员张桂兰。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准备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
  2月20日、21日,捍卫队10万人抬着张桂兰的尸体环城游行,沿途砸烂八·一八办事机构。赵永夫主持军区党委常委会,确定23日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常委除刘贤权外,全部赞成。
  22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轧死人。”23日凌晨,赵永夫再次动员:“一定要占领报社,用刺刀挑也得挑进去。”张晓川说:“难道我们手中的枪是吃素的吗?”
  23日上午八时,西宁全城戒严,街上空无人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司令部发布通令:
  一、自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兵站部政委陈郁、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指挥调动了13个连围攻报社。11时10分,军队枪击八·一八的广播站,所有喇叭登时全哑。下午2时,宾馆(赵永夫的指挥所)和报社后门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十几分钟,几百人就倒在了血泊中。
  守卫报社前门大院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水文站3人首先倒下,一人当场死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手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枪声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几人仅三人幸免。第二排岿然不动,继续朗诵。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动。一瞬间,64名工人死在枪口下。
  二十几分钟,战斗结束,部队轻松地占领了两千多人守卫的报社大院。接下来是这样一幕:
  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在老报社(即印刷厂),火堆上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孙正荃:《一个省报记者的生命档案》)
  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尸体展览……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熏人的恶臭。(冼恒汉《风雨八十载》)

镇压反革命
  攻打报社的当天,军队在保守组织的配合下,包围了八·一八的重点组织:青大畜牧兽医学院文革筹备处、人民剧院红宣兵团部、党校红色造反团等。“红色公安”(公安厅的群众组织)按照开列的名单,把八·一八的头目一一逮捕归案。第二天,一千多捍卫队员包围了青海民族学院,双方对峙了一天。夜12时,两个连的部队开进民院,包围了西边四幢学生宿舍楼。一名排长带一个班进入楼房搜查,学生拒绝开门,战士鸣枪示警。楼外的部队以为红卫兵开枪了,遂向楼上开火,打死三人、打伤九人。当晚逮捕了20多名十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把800多红卫兵赶出大楼,在刺骨的寒风中,高举双手,跪了五个多小时,天亮后才予释放。
  接下来的日子,捕人的汽车在西宁街道往来奔驰,汽车站、火车站布满便衣警察,严防反革命外逃。牢房塞满,监狱还在不断扩大……
  最恐怖的是“群众专政”。在逮捕了第一批反革命后,剩下的八·一八成员,就交给了“群众专政”。把誓不两立的两派中的一派群众,交给另一派群众去专政,其后果可想而知。大小单位都成立了类似“镇反指挥部”之类的专政机构,设立了“劳改队”、“临时拘留所”和“牢房”。他们要在八·一八组织中“收集枪支”、查获“暴动计划”、寻找“杀人黑名单”。他们的口号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决不施仁政”。于是捆绑、吊打、大头皮鞋踢(甚至出现了互借大头皮鞋的闹剧)、跪雪地、跪三角铁、烟头烧、火烤、烙铁烫、针扎、过电、穿针、手指夹筷子、活人打夯……种种无师自通的刑罚,都被花样翻新地施展出来。
  西宁铁路局八·一八铁道造反团共三千人,被斗的1884人,打成轻伤的214人,重伤54人,监督劳动544人,被捕入狱114人,抄家114户,逼死1人,被打流产三人。青海氮肥厂只有150名八·一八,逮捕的就达60人。就连高等院校,镇压也很惊人。青海民族学院把150名师生排为四类,轮番批斗。一类拟送监狱的37人,二类戴上反革命帽子、开除公职回乡劳动的47人,三类批判斗争给予处分、留校监督改造的39人,四类经过批判斗争予以解放的27人。
  最后,引述一下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结案报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
  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
1967年7月15日

中央调查会
  八·一八和军队在《青海日报》社对峙的九天中,赵永夫不断地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张云生这样记述:
  青海省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省会西宁,有个自称八·一八的造反组织,在北京来青海串联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们拥有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队人员进行武装威胁。……因此,西宁驻军调集八个连队,对占据报社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撤出报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青海的告急电文不断来往北京,形势剑拔弩张。我及时将最新的情况报告林彪,他仍然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着急。(《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2月23日下午攻打报社之后,赵永夫给军委、总理、中央文革都发了加急电报。晚上他还和军委通了电话,电话中军委人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当晚,西宁大街上贴出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对此,张云生也有记述:
  最后,青海的枪声终于打响了。青海方面的报告说,占据报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围他们的部队开枪挑衅。部队被迫进行武力还击,一部分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已被击毙,其余的人已被驱除报社,一场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下去了……林彪听讲这些情况之后,还是无所表示。就连那个误传的“林副主席来电”,他听后也是一笑了事。
  据张云生分析,中央文革开始也保持沉默,“八成是由于他们对林副主席来电不敢贸然作出反应。”为此,笔者走访过戚本禹。戚讲:“为落实此事,我曾打电话给叶群,询问是否确实,叶群郑重否认。她说:‘林总的秘书我管得很严,不通过我,谁也不敢表态,我们绝对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她甚至把电话记录本拿给我看。”
  林副主席没有来电是事实,但军委支持赵永夫也是事实。三月初,总政要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刘、张是武装押送来的,两人在京西宾馆惴惴不安了十几天。赵永夫却多次在会上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说:“赵永夫表了三天功,说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他组织的,二·二三他如何指挥,如何开枪……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中央做了记录和录音。”(1967年4月20日在青海大学畜牧医学院的讲话)在中央调查会上,叶群也说:“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的是你吧?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知道不知道!”
  青海问题的翻转,源于中央文革的一个报告,戚本禹这样回忆: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我觉着问题严重,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快报》组记者找来。记者按照军区报告说八·一八先开枪,八·一八在报社杀人等等。我问他:‘你在不在现场?是亲眼看到的吗?’他不敢回答。我告诉他人命关天,责任重大,要实话实说,他吓得腿都打颤,这才承认不是亲眼看到的。
  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查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由我和关锋署名,后来文元、春桥回京,我们向他俩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署了名。报告打印后,经由陈伯达、江青转报主席。
  3月11日,主席在戚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根据主席的批示,中央先后开了四次调查会。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戚本禹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参加会议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事情叙述得具体、真实。第二次是3月21日晚,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萧华参加;调查的仍是逃回来的红卫兵。戚本禹说:“这两次调查会主要是围绕主席提出的谁先开枪的问题进行的,调查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很仔细。在汇报会上,总理曾反复核对赵永夫组织专人,搜查八·一八组织的枪支、结果一无所获的情况。他听后叹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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