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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3月23日晚，总理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查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戚本禹说：“调查会尚未开完，总理就给主席写了报告，总理把报告推给我看了一下，内说：‘看来开枪有问题，详细情况容后再报。’下署：周恩来。调查会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总理说，经过几次调查会，二·二三事件的主要问题都弄清楚了。主席所提的谁先开枪的问题已是一目了然。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就连赵永夫搜查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事后又谎报军情，假造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的问题。我和关锋听了都吃了一惊。这时叶群说‘林总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也没回过电，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总理答应了。说他将在下午主席起床后向主席汇报一切。”
第四次调查会是3月24日夜11点35分到25日凌晨，主持人仍是总理，江青、叶群、杨成武都来了。调查的范围除前三次的人外，还有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次会上，总理和赵永夫面对面地落实了一些关键性的情节。下面引几段对话：
总理：今天开会，以前的情况基本上都弄清了。首先要请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权力撤销刘贤权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赵：我们没有权叫他工作不工作。
总理：是他自己不工作吗？
赵：（结结巴巴，满头大汗）
总理：兰州军区三条指示，你们执行了吗？
赵：他们不同意。
总理：你同意吗？
赵：我也不同意。
总理：你为什么违抗上级军区？
总理：2月23日对报社革命群众进行武装镇压，指挥部谁指挥？
赵：×××指挥。
总理：×××部队张洪回答。
康生：谁下的命令？
张洪：领导小组决定……
戚本禹：谁下的命令？
赵：指挥部下的命令，我执行。
总理：你的镇压反革命组织的报告，你给我的信，白纸黑字，你负责。写报告，打刘贤权，汇报中央文革都是你赵永夫。
赵：我不知道。
康生：你什么也不知道。
萧华：那天你还在楼上指挥。
总理：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以前了解有枪。
总理、康生、关锋：现场有没有？
赵：……
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有，没有？
赵：当时没搜出来。
戚本禹：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全场大笑）但没搜出来。
总理：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这么多群众！……
总理：全部把他们包围了，你还没搜出来！（愤怒地站了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赵：不叫打，但管不住。
会议结束时，总理宣布了中央的决定：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
（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人带走！
解放军上去撕掉三人的领章、帽徽，把他们押下去。王昭在门口大声喊道：“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余波
3月25日，中央决定下达，西宁市又一次开了锅。八·一八成了坚定左派，捍卫队虽然没打成反革命，但也是刽子手的帮凶，“坏头头”们遭到残酷批斗。《红灯记》中有句唱词：“仇恨入心要发芽。”在肆意鼓吹阶级斗争的年代，这可是人们铭记在心的信条。经历了血的洗礼，青海省两派斗争的激烈，不言而喻。一个月前拷打八·一八的种种残酷刑罚，如今轮到了捍卫队。一次，近200个“坏头头”被带到“烈士”墓地，通通下跪，打得血肉横飞。
最惨的是“走资派”，他们都被定为镇压群众的黑后台，横遭摧残。民族学院院长戴金璞，不堪凌辱，自缢身亡。
王昭是1961年派到青海解决饥饿问题的，事后留任省长。他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理顺经济，解民倒悬，被老百姓称为“王青天”。就连写“六·三社论”的陈逸，也说他是难得的好干部。此时沦为二·二三事件黑后台，以带病之躯，被批斗数十次。1970年2月，年仅53岁的王昭，死于南滩监狱。
1976年后，青海形势再次逆转，叶剑英两次指示冼恒汉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放出来，给予平反。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都坚持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放赵应由中央下文。1979年3月，青海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1967年3月24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
八·一八的头头，不少人在清队、清查五·一六和清理三种人中，第三次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还关进监狱。
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1987年10月18日病逝。
刘贤权和张江霖，1977年都被免去青海省的职务。张江霖同时免去省军区司令员职务，行政级别由十级降为十四级，改离休为退休。1999年10月18日在兰州去世。
当年被打死的上百名红卫兵，除少数家长冒着当反革命家属的危险深夜挖出的以外，大部分成了西宁北山脚下的孤魂野鬼。
（本文作者为齐鲁书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毛泽东入党年月考·向继东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9年3月2日发表陈述先生文章，《毛泽东的入党时间：1920年》。陈先生说：“关于长沙建没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共历史界在二十世纪80年代曾经进行过激烈争论，经过广大党史工作者的调查考证和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长沙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有，作者更得意的依据大概就是毛泽东1956年参加中共八大时自己填写的一份表，说“这个登记表上关于入党时间的一栏中，清清楚楚填写的是1920年”。
毛泽东究竟是哪一年加入中共的，似乎不必太当真，反正，毛就是中共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自己在1945年筹备党的七大时也回忆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一版，第291页）毛泽东这段话很朴实，讲到党创建时的情况是可信的。他入党没有介绍人，入党具体时间他也没有说。
五年前，笔者和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王炯华作访谈。王先生是李达专家，从事研究二十多年了，著有《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李达评传》等专著。我们这次访谈题为《李达与毛泽东、陈独秀》，发表在2004年第七期《书屋》杂志，就涉及到了毛泽东入党时间问题。
李达从1921年2月起曾一度担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集中共筹建中的宣传、组织、联络于一身，中共一大召开就是他发的通知。因为是秘密的，开什么会自然没有说明。李达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其中给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信就是寄给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的。（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63、79页）1957年“七一”同武汉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座谈时，李达说到毛泽东参加一大的情况。1962年“七一”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又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465页。）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这就是说，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当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或者说，这样的“小组”还没有达到建党的层面，上引毛泽东所述“我们…一是很小的小组”，这个“我们”，应该是就全党而言的，并不一定专指长沙。因而可以这样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
李达的这个说法，还有萧三和易礼容的回忆可以印证。萧三1954年写了《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书印出来了，后因故没有发行。在该书第六章三一节《可纪念的“三十节”》中，萧三写到一大闭幕后，毛泽东被派回湖南，开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时说：
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着。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身旁，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彭为湘乡人，1924年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引者注）、陈子博、易礼客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湖南党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转引自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一版，第324～325页）
有关“三十节”的事；据萧三说，是毛泽东自己的回忆，易礼容也有同样的回忆。其实，易礼容1979年9月11日接受胡庆云、高军、邵维正、周子信访问，后由访者整理出《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1980年4月又经易礼容本人修改定稿），文章与萧三说的略有不同：
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