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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8）
像它嘀嗒地携带着时间一样，这棵树抗拒着时间：它在一块礁石旁扎根。洪堡触摸皲裂的树干。最顶上枝桠丛生，空中回响着数百只鸟儿的啁啾。他温柔地抚摸树皮。一切都在死去，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不停地死去。只有一棵树不死。他将他的脸贴上树，然后退回来，吃惊地回头张望，看有没有人看到了他。他迅速拭去眼泪，寻找起邦普朗来。找法国人吗？港口的一名渔夫指着一间木屋。洪堡推开门，看到了趴在一名棕色的裸体女子身上邦普朗的光背。他合上门，快步走回船，当他听到身后邦普朗的脚步声时，他没有停下来，当邦普朗衬衫搭在肩上，裤子还挂在胳膊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请求原谅时，他也没有放慢脚步。如果这种事再发生一回，洪堡说道，他将视为合作终止。哎呀别这样，邦普朗边跑边套上衬衫，喘息着说道。有时难以控制，这真那么难理解吗？洪堡也是个男人啊！洪堡要求他想想他的未婚妻。邦普朗套上裤子，说他没有未婚妻。他谁也没有！人不是动物，洪堡说道。有时候是的，邦普朗说道。洪堡问他是不是从没有读过康德的作品。法国人不读外国人的作品。他不想讨论此事，洪堡说道。再干这种事，他们就分道扬镳。天哪，邦普朗说道。他能不能接受这一点？邦普朗嘀咕了几句听不懂的话，系上裤子。几天后船驶过回归线。洪堡正在一盏昏暗油灯的光线下解剖一条鱼的鱼鳔。他放开鱼，抬头望向南十字座的亮点。新的半球的星象，地图册里仅记录有一部分。这里是地球和天空的另一半。他们忽然陷进了一个软体动物群：红色水母潮的逆流凶猛地冲来，冲得船只缓缓后退起来。邦普朗捞出两只软体动物。他感觉奇怪，他说道，他不知道为什么，认为这事有点不正常。第二天早晨高烧发作了。被子下臭味难闻，夜里病人呜咽，就连外面的空气都有呕吐物的味道。船医未带金鸡纳——一种新式东西。放血的疗效是得到过验证的，有效得多！来自巴塞罗那的一名年轻水手在第三次治疗时失血而死。另一位昏迷得那样厉害，他想飞离，在船帮边拍打了几下后跌落下去，要不是马上将一条船放下水，抓住他，他险些就淹死了。当邦普朗病倒在他的船舱里，喝着滚烫的热罗姆酒，不需要工作时，洪堡在显微镜下切开那两个软体动物，每一刻钟测量一次气压、天空的颜色和水温，每三十分钟放下一个测锤，将结果记录进一本厚厚的航海日志。他告诉透不过气来的邦普朗，恰恰现在不可以软弱。工作对人有帮助。数据可以放逐紊乱，包括高烧的紊乱。邦普朗问他自己是不是至少有一点点晕船。洪堡说不知道。他决定对它置之不理，因此他觉察不到它。当然他有时候忍不住呕吐。但实际上这很少引起他的注意。晚上不得不将另一位死者扔下水。洪堡告诉船长这让他不安，不能让高烧危及他的考察。他决定不随船驶往韦拉克鲁斯，而是四天后下船。船长问他是否擅长游泳。洪堡说没这必要，三天后清晨六点左右将能看到群岛，再过一天就能到达陆地。他算出来了。船长问他是不是没东西可以解剖了。洪堡皱起眉头，问对方是不是想取笑他。绝对不是，只是要提醒您注意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他尊重计算，可这不是家庭作业，这是海洋。谁也不能预言潮水和风，根本不能这样准确地预见到陆地的出现。第三天一大早，雾中慢慢出现海岸的轮廓。是特立尼达，洪堡平静地说道。不可能。船长指着航海图。这图不准确，洪堡说道。旧大陆和新大陆之间的距离明显是估计错了。还没人科学地测量过水流。如果是对的，他明天一大早就摆渡前往特拉费尔马。他们在一条大河的入海口前下船。河流的力量如此巨大，使得大海似乎由浪花翻滚的淡水组成。当三名仆人将装有他们的设备的箱子搬上岸时，洪堡身穿十分合身的普鲁士制服向船长行礼道别。还在将他们载往在他们面前轻晃的陆地的船上时，他就开始写信告诉他的哥哥：晴朗的空气、温暖的风、椰子树和火烈鸟。我不知道这封信何时才能寄达，他写道，但请您想办法让它们登报。应该让世界知道我。如果它不在乎我的话，我一定是大错特错了。
教师（1）
谁向高斯询问有关早期的回忆，得到的回答是，不存在这种东西。回忆不同于铜版画或邮件，是没有登记日期的。人们在他的记忆里发现东西，有时候可以通过思考将它们的顺序排列正确。关于对他在父亲数错薪水时加以纠正的那个下午的回忆是呆板的、二流的。也许他听别人讲得太多了；它们让他觉得是被修正过的，不真实。其他的一切回忆都同他母亲有关。他跌倒，她安慰他；他哭泣，她为他拭泪；他睡不着觉，她唱歌给他听；邻居家的一个男孩想打他，她看到后追上对方，将他捉住，夹在膝盖之间，抽他的脸，直到他流着鼻血、耳朵聋了、脚步笨拙地离去。他难以形容地爱她。如果她出了什么事，他宁愿死。这不是讲空话。他知道他活不下去。在他三岁时情况就是这样的，三十年后也没有两样。他父亲是园艺师，两手多数时候是脏的，挣钱少，张口不是抱怨就是命令。当晚上疲惫地喝着土豆汤时，他总是说，德国人是永远不会弯腰坐着的。有一回高斯问道：只有这一条就足以做一名德国人吗？他父亲考虑了那么久，让人几乎无法再相信这一信条。然后他点点头。他母亲胖胖的，多愁善感，除了做饭、洗衣、梦想和哭泣，他从没见她干过什么。她不会写不会读。他很早就发现她在衰老，她的皮肤失去弹性，她的体形越来越难看，她的眼睛光泽越来越少，她的脸上每年都出现新的皱纹。他知道所有人都会这样的，但她的情况让他难以忍受。他眼看着她消逝，什么阻止的办法都没有。他的大多数回忆都围绕着人们的迟钝。很长时间他不理解，以为人们是在演戏或表演一种他们必须遵守的礼仪，总要歇上一歇之后才回答或行动。对这一点有时候他能适应，然后又无法忍受。渐渐地他才明白他们需要这些间歇。可他们为什么思维这么慢、这么难、这么费劲呢？好像思想是由一台必须先发动才能转动的机器生产的似的，好像他们不是活生生的、自己运动的。他注意到，如果他不遵守这个间歇，人们就生气。他尽他的全力，但他经常做不到。不过书里的黑色符号也妨碍他。大多数成人都理解它们，只有他和他母亲不懂。在一个星期天下午他让他的父亲给他做了些解释，父亲说，孩子：那个有根大平衡木的，下面大大的，是半圆和整圆。然后他自己端详这一页，直到那些还陌生的单词完全自行补充进来，于是突然他理解了。他翻阅，这一回更快，几小时后他就能读了，当天晚上他就读完了那本书，顺便说一下，它乏味无趣，老是谈基督的眼泪和有罪心灵的爱的悔恨。他将它拿给他母亲，去为她解释那些符号，可她忧伤地笑着，摇摇头。他顿时理解了没有人想使用智商。人们想要安宁。他们想吃饭睡觉，他们想别人善待他们。他们不想思考。学校里的老师名叫比特纳，喜欢打人。他表现得好像他十分严格似的，偶尔他的面部表情也透露出打人让他多么开心。他最喜欢给他们布置作业，他们不得不花上很长时间，但解答时还是不能不犯错，这样到最后他就有理由取出教棒来。那是不伦瑞克最穷的区段，这里的孩子没有谁会上中学，谁都不会使用双手之外的任何东西工作。他知道，比特纳不能忍受他。虽然他保持沉默，努力像所有人一样缓慢地回答问题，他还是感觉到比特纳对他的不信任，这位教师只在等一个可以比打其他人更结实一点地打他的理由。后来他给了他一个理由。比特纳要他把1到100的所有数加起来。这需要好几个小时，而且怎么样都不可能做得不犯一个会受惩罚的错误。开始，比特纳叫道，别张着嘴巴呆看，开始，快！后来高斯再也说不出他在这一天是不是比平时更疲累或者只是思想开小差了。
教师（2）
无论如何他没有控制住自己：三分种后就拿着他的只写有一行数字的石板走到讲台前。好，比特纳说道，伸手抓起教棒。他的目光落在结果上：他的手呆住了。他问这是怎么回事。5050。什么？高斯说不出话来，他轻咳，淌汗。他只希望他还坐在他的位置上，跟低头坐在那里假装不在听讲的其他人一样计算着。他嗫嚅道：这样就行了，把从1到100的所有数字加起来。100加1等于101。99加2等于101。98加3等于101。总是101。可以加50次。也就是50个101。比特纳沉默不语。5050，高斯重复道，希望比特纳会破例理解。50乘101等于5050。他揉着鼻子。他快要哭了。真该死，比特纳说道。然后他沉默很久。他的脸上在发生变化：他吸起脸颊，伸长下巴，揉揉额头，敲敲鼻子。然后他让高斯回他的座位。要他坐下，闭嘴，课后留下来。高斯舒出一口气。比特纳说声“奇怪”，当即放下了教棒。于是，上完最后一课，高斯低垂着头来到讲台前。比特纳要求他发誓，而且是向无所不在的上帝发誓，是他自己计算出来的。高斯发誓，可当他想解释这没有什么、只需要不带偏见和习惯考虑一个问题、结果就会自行出现时，比特纳打断他，递给他一本厚书。高等数学：他的爱好。让高斯将它带回家看一遍。而且要小心。有一页折痕，斑点，一个手指印，就要挨教棒，愿上帝保佑他。次日他将书还给老师。比特纳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它当然很难，可不能这么快就放弃！高斯摇摇头，想解释，但解释不出来。他在流鼻涕。他忍不住擤鼻涕。那是怎么回事呀！他结巴地说他看完了。很有意思，他要感谢。他盯着比特纳，祈祷这样讲就够了。他不可以向他撒谎，比特纳说道。这是德语中最难的教科书。谁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学完它，更别说是一个拖着鼻涕的八岁少年了。高斯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比特纳双手哆嗦着拿起书。他可能做好了一些准备。现在他要向他提问！半小时后他失神地望着高斯。他知道自己不是个好教师。他既没有天赋也没有特殊才能。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高斯要是不上高级文科中学，就等于白活了。他表情含糊地盯着他，然后，可能是为了控制他的激动，他拿起教棒，高斯挨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顿打。当天下午，一名年轻人敲响了高斯家的门。他十七岁，名叫马丁·巴特尔斯，在大学里学数学，担任比特纳的助手。他请求同他家的儿子谈几句话。父亲说他只有一个儿子，他才八岁。就是他，巴特尔斯说道。他不慌不忙地请求允许他每星期跟公子聊三次数学。他不想说讲课，因为他觉得这个概念不合适，他紧张地微笑着。父亲要求他站直。他思考了一下。这一切都太荒唐！但绝不反对。他们合作了一年。一开始，高斯为那些下午感到高兴，它们毕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