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亦有安稳作用。革命党从前屡屡攻击朝廷标榜‘满汉一体’，实则‘行民族压迫之事实’，现在可大声斥之为污蔑。为何？满汉各民臣民权利各自相等。爵位、官职亦有同样法度调整，满人逐步废除八旗制度。无国家豢养之先天优势，如此再言民族压迫，岂非睁眼瞎话。”皇帝最后断言，“今后在帝国，各大民族之区别只有服饰、文字、礼法、习俗之不同，无政治权利与法律人格之分野，天下各族协和，俱为我帝国臣民！”
“立一后而安百年社稷，朕如何不为？朕意已决，诸卿毋庸再议。”
当立后从传统的高度上升上巩固江山社稷的高度之后，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对意见已经不可能再公然表示了——否则就是对皇帝安定社稷、巩固大局不满，定一个“心怀怨望”亦无不可。
诸亲贵虽然心中也有不平，但以载沣、载涛、善耆、伟等主要大佬赞同为突破口，剩余的虾米也掀不起风浪来，当然，这当中醇亲王福晋瓜尔佳氏因为颇有先见之明，早与后关系密切，倒是乐见其成。
维新四年，在巩固了朝廷大计与亲贵事务之后，皇帝将改革的主要阵地转向了地方。
咸、同以来，因为仰仗地方镇压太平军之乱，中枢对地方政权之掌控已渐露失控之状，及至庚子国变时江南诸省出台“东南互保”协定之后，朝廷之权威已落到堕无可堕的地步。新政以来，随着李鸿章、刘坤一、袁世凯、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地陆续辞世，朝廷终于能腾出手来加以整顿。
特别是在各省军权收归国防部、各省议局建立之后，朝廷以地方议会制衡地方政权，以中央统辖破除地方拥兵自重危险之后，中枢与地方关系开始逐步逆转，朝廷开始掌握了改革的主导权。
维新四年五月初五，以直隶地方政权改革为标志，揭开了各省的相应政治架构改良过程。
直隶总督之名依然不变，但仅为本省民政最高长官，不负军事责任；原有布政使、按察使改为本省民政次官，辅佐
辖民政各事，此三人称为××省行政主官，为一正两官以下，废除各道，专设各厅，包括行政厅、内政厅、司法厅、财政厅、教育厅、民政厅、农林厅、工商厅等各厅，统揽本身某一部门管理权利，与中央各部对接。当然，外交、国防大权为中央统揽，地方无外交、国防两厅，国防事宜全由各大军区分配指挥，民政无权干预，反过来，民政如何着手进行，国防亦不得插手。军民分治，相互独立。
在军民分治之时，行政与立法、司法亦渐行分开，各省设高级法院，掌握本省司法审判大权；设高级检察院，掌握本省检察大权，司法如何行事，行政当局不得干预，司法所需经费，由本省议局（预备立宪完成后由省议会）议定，亦不容更改；在人事任免上，司法各官任命权利由上级机关与本级议会共同掌握行使，行政当局亦不可干预。
行政与司法地截然分开，实为中国3000年政治实践之破天荒第一次，虽然起落频繁、风波不停，但这个权力格局大体亦坚持了下来，行政当局背后有司法、立法两大权力监督，再也不能恣意妄为。
各省地方政权坚持省－府－县三级管理体系，一省辖有若干府，一府辖有若干县，当为照顾现实，同时也为方便管理起见，在特别重要之地依然设立州一级，称之为省直辖州，小省不超过2，大省不超过4个，州行政长官品秩低于府、高于县。
省厅以下，各府、各州、各县地行政长官称之为知府、知州、知县，掌握本地区民政事宜，另设次官两名，协助长官掌握行政，统称地方行政主官，主官以下仿省厅样式设立各局，上与各厅对接，基层各局衔接。至此，从上往下都理顺了管理体制，不复架屋迭床之累赘感。
按照最新的官员品秩，各省总督作为本省最高行政长官，与中央各部侍郎同衔，俱为从一品；布政使等作为本省行政次官，为从二品；各厅厅长为正三品，各厅副厅长为从三品；各府知府为正四品，省厅各处处长为从四品；各州知州为正五品，各府局局长为从五品；省厅处下各办主任为正六品，各州局局长为从六品；各县知县为正七品，府局各科科长为从七品；各县局局长为正八品，州局各科科长为从八品；县局各科科长为正九品，副科长则为从九品……从九品以外俱为普通官吏。但官与吏之间并未有泾渭分明的界限，通过文官考试地年轻人除个别直接授予官职外，其余均需从普通职吏开始做起，逐步升迁。
地方机构改革的好处主要有二，其一是扁平化管理，通过分设各厅局，原先集中于行政主官的权力被分散到各厅局主官身上，虽然主官要听命于地方行政长官之命，但行政长官不必一人扮演教育局长、警察局长、财政局长之多重角色，有利于发挥领导力，开展地方全局工作；其二是透明化管理，原先各处地方，官员极少，但官员的幕僚极多，帮助官员处理事务，按照法律，幕僚是官员的私人亲随，不能从官府获得俸禄，只能从官员处获得报酬，但幕僚人数多而庞大，光为支付他们地薪酬就要耗尽官员本人的全部薪水，是故为了体面生活，不得不在公费银子上下功夫，改革之后，所有幕僚授予国家官吏身份，按职、按能力录用，其俸禄亦有了官方保障，避免再伸手公帑，也大大减轻了行政主官地负担。当然，幕僚要想担任官职，非得能通过任职考试不可，个别担任厅局负责人的还需要本级议会审议批准。
是故，虽然在地方行政改革之后大大增加了官吏人员，但真正办事的人员其实增加不多，原本隐形的、私人的人员转换为国家公务员，理顺了关系，解决了一直困恼多年的官场顽疾。
，按诏令，任何地方完成改制之后，其官员的俸禄分级俸与职俸两部分，其数字为官员的原有官俸加上养廉银之后的1。5倍以上，＋至能多达3，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急不可待地愿意完成机构调整与改革……
第三卷
第九十八章 … 国内建设
治稳定是经济繁荣的重要保障。鸦片战争以来，帝直不曾平息，故而直接拖累了经济的前行，百业凋敝，民不聊生。
新政以后，帝国虽然面临着各大列强施加的重重赔款勒索，但由于战事稍止，对工商实业的兴办予以放松，反而能够集中力量提升内部经济，缓解财政压力。短短78年，帝国财政收入从不满1亿两增加到维新元年的3两左右，足见经济发展之成效。虽然不时有舆论攻击财政增长之快在于盘剥，可在中央无法指挥地方，各省督抚拥权自重的情况下，所谓的“盘剥”二字，倒是的的确确掩盖了事实的不少真相——中央政权即便有心搜刮，他有这个能力与手段推行下去否？
维新元年以来，随着朝廷对地方控制力的重新增强，在财政领域采取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变革。
第一是废两改元，统一货币。统一货币的成效一方面在于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工商交易不必要损失额外的汇兑、升水费用——这些费用可都是要计入成本的，成本的降低使得工业产品更具有竞争力。同时，废两改元带来的额外好处是取消了火耗这一弊端。原本财政收纳，因为地方解部款项要融化成大宗通宝呈上，免不了有银两损失，这就是火耗的由来。火耗一开始不过百分之一二，但到了后来变成各级官员的敛财之道，居然上升至20％左右，现在全国货币逐渐统征收也没有了借口。这就变成了火耗归公。归公以后，朝廷正好用来支付各级官员俸禄的提高地部分开支，便原先个别官员、个别系统独占地油水为全体官员一体均沾，减少了绝大多数人的不满。对于火耗归公后仍旧要伸手的，只有一个字——斩！
第二是自收自支，议会监管。原先各地财政开支需要统一报部审批，表面上看管理严格。但由于经费浩大，笔数繁杂，财政部不可能对每一项开支一一把关。是故便造成一种窘境：凡是账目有问题的开支。通过贿赂、打点办事官员，反而能得到报销通过，而账目没有问题的开支。因为经手人拿不到好处便拖延不办，最后混成了一团糊涂账。这团糊涂账一方面使得地方各级对朝廷中枢怨声载道，另一方面也因为合理费用不能快速报销，留下了上下其手的空间，靡费、贪污、挪用不知凡几。经过财政部维新年间的历次财政清理。将费用审核报销费用地权利下放给了各省议局。各省议员既对本省情况相对熟悉，又因为人数众多。收买不易，况且万一滋生腐败所耗费的钱粮也取之于士绅的捐税，无形中等于是加重议员负担。在这双重约束之下，费用报销便逐渐实现正规化、透明化，直接带来地好处就是减少了财政黑洞，而间接带来地好处便是提升了议局的地位和价值，使行政当局不敢藐视。财政部的压力亦大大减轻，每年只需负责国家预算地大政方针，载泽因在其中大有作为，亦威望日升。
第三是大兴银行，发行债券。维新元年以来，由于一方面增加开支，另一方面采取减免税赋的安民政策，帝国财政一直处于赤字中，比例最高时曾占到20％以上，为弥补赤字就需要经常向外国银钱业进行借贷，不但利息支出大，有时还附带棘手的政治条件。但帝国银行、交通银行两大支柱银行兴办以来，朝廷逐渐开始能够控制金融领域的中枢流转，而巨额双皇债券的发行则为帝国切实解决了财政困难。大量地资本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投入到相应产业间去，不仅带动了相关产业地发展，而且还促进了税收的繁荣。通过以赤字但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先导，帝国财政窘境得到了极大缓解，终于在维新五年的预算中实现了平衡。
按照编制，帝国政府维新五年预算案中财政总岁入为5。79亿元，总岁出为5。75元，而且预算正式成为帝国体制运行的硬约束而不是参照执行的手段了。根据维新六年的决算，维新五年实际岁入为5。97亿原，实际岁出为5。99亿元，不仅在预算，而且在决算阶段实现了大体均衡。以此为基础，维新六年帝国政府推行中央税和地方税的正式划分，同时编制中央和地方两份预算，并且将地方预算的执行程度作为考核地方行政长官的主要依据。根据维新七年的决算显示，维新六年帝国政府总岁入6。84元，总岁出6。81亿＋。。（当然，倘若计算双皇债券的还本付息，这个数字还是亏损）的，朝野一片振奋。
国家实力的显著增强为国防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经历了裁汰绿营、八旗，压缩军队编制、减少军费开支，降低国防费占财政开支的阶段后，按照维新六年的决算。军费开支一共为2。02，比重从原先的55％以上下降到不到30％，七，数目在2。19亿，占帝国财政开支仅为四分之一强，实现了财政收支的大体合理安排。
在国防开支所占比例逐步下调的过程中，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且快速的发展。
按照维新四年通过的《帝国教育法》规定，帝国学制变更为初等小学三年、高等小学三年、初等中学三年、高等中学三年、预科一年、中等专业学校三年或者大学四年的学制，史称维新学制，一直贯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