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官商风流- 第164节

4年税改与1994年税改差别

共chan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对税收提出的新要求，1994年我国工商税制进行了全面性、结构性的改革。此次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主要内容是：1．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采用33％的比例税率，规范企业所得税前列支项目和标准，取消“国营企业调节税”和向国营企业征收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2．把原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统一为个人所得税，分不同所得项目分别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规定了不同的扣除标准；3．改革旧流转税制。新流转税制由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组成，在工业生产领域和批发零售商业普遍征收增值税，对特定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对不实行增值税的劳务和销售不动产征收营业税；4．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将盐税并入资源税，实行分产品从量定额计算征税的办法；5．开征土地增值税，用于调节房地产交易中的过高利润，采用四档超率累进税率；6．拟开征证券交易税、遗产和赠与税；7．调整城乡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取消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烧油特别税、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下放屠宰税、筵席税给地方。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种种原因，改革未能全部到位。截至2002年底，我国税制体系共有税种24个，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筵席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印花税、屠宰税、契税、农业税、牧业税、关税。

4年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围绕统一税法、公平税负、规范政府分配方式、促进税收与经济协调增长、提高税收征管效能的目标，在保持税收收入稳定较快增长的前提下，适应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积极稳妥地分步对现行税制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改革：

一、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抵扣当年新增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投资部分所含的进项税金。

二、完善消费税，对税目进行有增有减的调整，将普通消费品逐步从税目中剔除，将一些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适当扩大税基。

三、统一企业税收制度，包括统一纳税人的认定标准、税前成本和费用扣除标准、税率、优惠政策等多方面的内容。

四、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税前扣除项目和标准的确定应当更加合理，税率也需要适当调整。

五、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

六、完善地方税制度，结合税费改革对现有税种进行改革，并开征和停征一些税种。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

七、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的税率，并向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倾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积极创造条件，逐步统一城乡税制。

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和质量

被分税制改变的中国

年，我刚到北京，一次和老乡们聊天，其中一位在国家某部委当处长，很是轻描淡写地说到给家乡批了400万元。我很惊讶。在地方，这是个最没有实权和油水的清水衙门，在中央机关，一个小小的处长居然有那么大的财政支配权！在地方，别说是县里一把手，就是绝大多数市里一把手也没有那么大的财政支配权啊。不为别的，地方财政没钱，市一级还能基本维持公务员工资福利，到县一级就年年拖欠教师和公务员工资，并且急于让年满55岁的提前退休、新到职三年以内的大中专毕业生提前下岗了。要知道，在中央，混个处长也许也就三年五载工夫，在地方，混个副县长也许都得半辈子。

此后是一年比一年“触目惊心”的国家审计报告，让人感觉到中央各部委确实有钱，几乎每个部委每年审计出来的违规资金就是几千万上亿元，不违规的可支配资金就更不知多到哪里去了。

随后发布的每年200亿元资金用来“跑步钱进”的问题，则不免让人大吸凉气。有人说美国的地方官员可以不去华盛顿，但中国的官员不去北京不行。因为大权和大钱都在北京，要钱要官都得去。正如国家审计署审计长li金华指出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跑是一个足字旁，还有一个包，要带包去跑。”这个“包”是个“通天袋”，里面内容丰富，应有尽有。去年7月的《了望》指出，各地驻京办每年用在疏通关系上的“灰色经费”在200亿元以上。中央转移支付的欠透明状态，成了各地驻京办“跑部钱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驻京机构的迅猛增长，正好契合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历史演变，其中尤以1994年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改革之后为甚。到1991年，北京还只有186个市级以上的驻京办。此后，驻京办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粗略统计，现在在北京，除了52家副省级以上办事处，还有520家市级和5000余家县级办事处。如果加上各种协会、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

更进一步地研究会发现，肇始于1994年的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和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状况，“跑步钱进”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缩影。分税制后，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划归中央。消费税、关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

在实施分税制后的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增加200％，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但财政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例比上年只增加2个百分点。此后，1995年到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

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比重不断减少的同时，支出比重却不断加大。到2004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为45％，但财政支出却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约72％。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55％，但教育事业费中央财政支出219。64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3146。30亿元，是中央的14倍多；社会保障补助地方财政支出是中央的近7倍；支农支出是中央的10倍。

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最后实际上就是由占大多数的农民负担。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局面。

在中央把省里的部分税权上收的同时，地方也上行下效。地市政府的财政税收上收到省里，而地市一级则把县乡财政税收上收到地市，其结果是，自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政府财权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相关数据表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大幅提高到2002年的54。9％，省级政府的财力也从1994年的16。8％提高到2000年的28。8％，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只有余下不到17％的水平，却负担80％的民生和绝大部分公共事务的支出。

朱总理总理执政时代，中央弱财政带来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央财政赤字，甚至有一年发生借地方政府的钱来发中央部委的工资。但分税制的后果却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公民社会权利状况，除了上述“跑步钱进”，还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年，湖北一位普通的乡党委书记一举成名天下知，他就是上书朱总理总理陈情“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李昌平。此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当年12月李昌平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然而其个人命运却颇多周折。

“我们没有其他税源，转移支付又不多，我们不向农民收钱怎么办？乡镇教师一年多工资没有，他们都把政府大门给堵死了。”基层干部如是说。2006年1月1日，农业税被正式废止。然而，取而代之的是轰轰烈烈的征地运动。时至今日，征地问题已经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而在一些不能直接从城市化和征地中受益的地方，“放水养鱼”纵容计划外生育然后罚款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新财源。

二、“新三座大山”压在人们头上

3年，一篇《我头上的“三座大山”》一鸣惊人，此后至今，“新三座大山”成为社会上被使用最多的词组之一。人们应该记住它的发明者，他就是著名杂文家赵牧。

分税制后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地方政府甩包袱。在中央部委死死抓住部门垄断权力不放、市场的自由准入受到严厉控制、市场自由公平竞争无从谈起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却纷纷以市场的名义放任教育和医疗机构大肆收费和乱收费，住房也被推向了市场，从而把政府本应承担的公共责任大部分或者完全推给了社会。像医疗行业，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85％被用在了800万党政干部头上。导致活人被送进火葬场、医院见死不救、学生家长或学生因学费太高而自杀的现象层出不穷。水、电、煤气等公共事业的价格也一再飙升。

三、GDP崇拜和环境破坏及污染

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官。在地方百姓决定不了官员命运的条件下，不惜一切代价招商引资成为各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甚至很多地方给法院、检察院和每一个公务员甚至教师下指标，并且要求检察院法院下文件对一些经济犯罪活动网开一面。至此，一些地方的自然生态和社会、政治、法律生态都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地方官员不惜以砸子孙饭碗的态度和方式去发展地方经济，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环境污染和破坏触目惊心。地方经济增长了，但地方百姓不仅不能从中受益，反而成为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最直接也是最长久的受害者。

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于2006年9月7日向媒体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研究结果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与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指出，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已计算出的损失成本只是实际资源环境成本的一部分，此次核算没有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计算了环境污染损失。环境污染损失成本仅核算了其中的10项，且存在低估和缺项。潘岳与邱晓华共同介绍说，完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至少应该包括五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和两大项环境退化成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