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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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先生- 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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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跟我说话,但是潜台词我已经读到,仿佛我背后站着刘托云。

“哎,黑丽,我正要找你,我有事跟你说。”我起来走近她。她怀疑地看着我。

“你要出去?”我问她。

“我要去银行。”

“那我陪你走一段路。”

街上永远是说秘密话的好地方,永不停息的喧闹让人感到孤寂,却让秘密变得安全,没人关心你在说什么,只要你不喊着说就行。

“我打听了一下租房子的情况,可选的房子很多。我想问问你,喜欢什么地方的,离你父母近点儿的,还是……”她没有说话,嘴角一直噙着一丝冷笑。

看见她这样的表情,我的心情一下子就黯然了。为一套房子和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上床而且怀孕,代价的确太大了。想到这儿,我对黑丽的同情淹没了我。

如果黑丽要这个孩子,想和我一起生活,我没有别的选择。

仅仅因为这个孩子吗?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她冷冷地对我说。

“你最好早点告诉我。”

……

“还有,我们……”

“什么?”

“一起吃个晚饭吧。”

“为什么?”

“谈谈。”

“谈什么?”她越说火气越大。

“你怀孕的事,你是怎么打算的?”

“你是怎么打算的?”她的反问十分有力。

“我听你的。”

“要是我想跟你结婚,生下这个孩子,你也听我的?”“对。”

我应允的时候,背上一定在冒冷汗。这是我付不起的价格,可我必须付。由此,我理解了,什么叫悔意。

黑丽把嘴角的冷笑笑了出来。她说:

“你把头剪了,别告诉我原因,我不感兴趣。但是,傻×都能看出来,研究所的新所长获得了新生。”她说完像电影里受伤害的自信女性,昂扬地转身,离开了我。

“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我的话被风吹得四散飘零。

又回到所里,庆子一个人来找我。如果我没记错,这是我到研究所以来的第一次。

“你也想要房子吗?”我说。

“我一个臭司机,什么时候房子能轮到我啊。”

“你什么时候来的?”

“比您早半年。”

“是吗?”我的确惊奇,

“可你看上去就像建所的元老。

“我是闲人,什么事都能听见。”

“那应该你来当所长,我什么事都听不着。听到的也都是没用的。”

“有些人,您得防着点儿。”庆子说着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看来,他来就是为了说这句话。

我没有接着打听,已经很领情。这是他第二次提醒我了。

“我走了,有事您再叫我。”

庆子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叫住了他:

“哎,庆子。”

“什么事,所长?”

“嗯……”

“有话您就说。”

“我们还不太了解啊,不过,有件事,我就是挺好奇的。”

'文'庆子笑了笑,又回到刚才他坐过的位置。

'人'“那件事你是怎么摆平的?”

'书'庆子没有问我是哪件事,但回答了我。

'屋'庆子所说的一切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使得我对从前的许多事情做出了新的理解。

庆子对老婆说,已经对不起你了,希望给我机会补偿。如果你闹,我就自杀,那样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你真的能自杀吗?”这时,我插话问庆子。

“我是想威胁她,如果她不吃这套,我也没办法。”

“如果她不买你的账,你真的能自杀?”

“你觉得活着很有意思吗?我不觉得。所以,无所谓的事。其实,命一点儿都不值钱,人说死就死了,地球照样转。”

庆子没有说他是如何摆平吴女士的,但他说,那是另一回事了,是技巧问题。

一个活得多么仔细的人,既在乎,又不在乎,却只当了一个司机。我理解了吴女士的选择,跟鲁副研究员比,司机庆子是能给女人带来意外的男人。

“我能给女人带来什么?”

庆子走后,我想到。

一把头皮屑般散落的美德

我去厅里提出调房之前,又给刘托云打了一个电话,想确认她会不会后悔,毕竟是用三间换两间。

“我都这个年纪了,还谈什么后不后悔。再说,我也挺想离开这个房子,开始新的生活。在这个房子里,有太多我不愿回忆的事。”她说。

跟厅里主管分房的副厅长谈了所里分房的变化,希望

厅里能同意把刘托云的三室调成一个一室的和一个两室的,将其中的一室给于奎。

“小胡,你的工作开展得不错嘛。”副厅长年纪大了,口气也大,尽管是表扬人的口气,“都换成旧房行不行啊?”他问我。

关于这个,我也和刘托云商量过。

“也行。”我替她做主了。

副厅长当时就同意了,而且立刻就打电话,把这件事布置了下去。他说,我们的运气好,厅里要调进一个博士,需要一个三间的房子。我真是不敢指望更好的结局了,连忙道谢,离开厅里。

回研究所的路上,我接到一个中介公司的电话,他们告诉我,我替黑丽找的那间房也有消息了,让我明天上午去看房。

我心情振奋,决定去看看那个贴大字报的老头。

这老头是给交通厅贴大字报的。交通厅在文化厅的附近,两者离研究所都不远。老头贴大字报的原因是,他老伴儿六年前被交通厅的车给撞了,他认为处理得不公平,于是上访。上访结果他不满意,于是就开始每天在交通厅门前贴大字报。

我刚来研究所就听说了这件事,老头从周一到周五,天天来。我第一次跟他聊天儿的时候,他已经把两幅大字报裱了起来,带卷轴的。每天白天来到交通厅的铁栅栏外,展轴挂大字报,然后坐到一边儿喝茶。中午收起大字报,回家吃饭睡午觉,下午两三点钟再来……

“有什么结果吗?”我递给老头一支烟。

“慢慢来。”老头说,“别的我没有,时间很多。”

“一晃有六年了吧?”

“六年零两个月零十天。”

“您老真有愚公精神。”

“愚公办的那事比我这儿容易多了。”

“您说挖山比坐在这儿喝茶容易?”

“容易。”老头猛吸一口烟,“年轻人,如果你在这儿坐过六年,什么事都没发生,你就会发现,什么事都很容易。”

“我不明白,您老不能自己劝劝自己?这么贴下去值吗?”

“我不是劝不了自己,我是不劝自己。劝自己干吗?这样不是挺好嘛?!”

“你准备一直坐下去?”

“对,只要我还活着。”

“要是到最后一天您也没得到个结论,您……”

“这不就是结论嘛!”

我没再说话,去旁边的烟摊儿给老人买了一条“黄山”烟,跟愚公没关系,老头就抽这牌子。老头收了烟,谢了我,然后对我说:

“年轻人,跟谁我都不吝输赢。”

在我老婆没有变化之前,下班以后,我基本上是准时回家。我并没有回家的愿望,但习惯了,甚至习惯了我老婆的白眼儿。家里沉闷的气氛和老婆永远不满意的表情,这些都是牵引。

现在,她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了另外的选择,除了对她的理解,我并没有自尊心受伤的感觉。在下班的时间里,我有疼痛感,如果说得准确些,是不习惯。

这之前,我不愿意回家,因为我老婆,现在我也不愿意回家,还是因为她。

我去了刘托云的家。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讽刺,仿佛我是个必须有家的男人。但愿心理医生不会由此给我下个结论,说我的童年有问题之类的。到目前为止,童年还是我最美好的人生阶段。

刘托云为我打开门,和我第一次来,她唯一的变化是减少了一点儿冷淡,但热情没有增加。

她说,因为我没提前打个电话给她,所以她以为我不来了。

我说,我没有她的电话号码。她说,我的手机是可以显示的。我说,可惜我的不能。

“你好像真的有点与众不同,连手机都有个性。”她说完问我是不是吃饭了。我说没有。她就站起来朝厨房走,进去之前问我:

“你想简单吃,还是复杂吃?”

“简单吃是……”

“四个鸡蛋。”

“复杂吃?”

“五个鸡蛋。”

我们都笑了,为这个女人日常中表现出的幽默。

我说吃什么,怎么吃,我不在乎,以为我是被请来听隐私的。

“谁的隐私?”她不解地问我。我同时发现黑丽对我的影响。

“你的。”我说,“你不是要告诉我你的家史吗?” “是啊,可那叫什么隐私,谁都可以知道。”刘托云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说出了这句话。

“但我肯定你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个。”我说。

我仿佛看见自己心里不停增加的对刘托云的好感,如果她现在做出否定的回答,我也许会受到伤害。

我搞不清自己的真相了。

她盯着看了我一阵,然后垂下眼皮,一句话也没说就去准备复杂的鸡蛋晚餐。

晚饭后,我们坐在她家昏暗的灯光下,却没了话题,互相尴尬地对笑了两次。

在刘托云去我家闹的时候,我就有了这个需求:在她面前敞开自己。即使她不赞同我的所为,也不会利用这些来伤害我。

“我跟黑丽的事,你知道吧?”我低声提起了这个话题,好像自己是个隐私的领唱者。

“研究所的人都知道。”刘托云脱口而出,尽管她没有夸张的意思,我还是吃了一惊。我从没想过,这件事能作为一个秘密在研究所存在,但传播的范围到了刘托云这儿,也是我没有料到的。

“她怀孕了。”我再次低声说,仿佛我是隐私合唱中的永远低音部。

“是吗?”她也低声应了一声。

刘托云的脸上呈现出复杂的表情,其中有一种表情直刺我的眼睛,它好像在说,没想到你走得这么远,而另一个女人怀孕的事实让她难过。

“要是她留下这个孩子,跟你结婚,你怎么办?”刘托云问我。

我不敢回答。

“你一定考虑过了,为什么不回答?”

……

“你会跟她结婚,对吗?为了这个孩子。”

我艰难地点头。

“你爱她吗?”

“不爱。”我立刻回答,好像耽搁一秒就会产生天大的误会。

我的回答让刘托云激动地站了起来,像笼中的一只困兽,像某些血性的男人那样,在我面前走来走去。

我的神经被她的步伐绷紧了,她越走越快,就像织布机的梭子。

“刘托云,你能坐下吗?我有点头晕。”

她坐下,眼睛看着前面,我不在她的视野中。她脸上沉重的表情是我从没见过的,与她在我家面对我老婆和我时的沉重不同,与她静静坐在会议室门口,盯着自己的鞋尖儿,听着分房结果时的失落也不同。

“你想听一个隐私吗?”她用了“隐私”这个词儿,看了我一眼,是想讽刺我,还是想借此调节一下气氛,我都不愿多想了。

我点头。“隐私”两个字,把黑丽曾经可爱的面目变得狰狞。但我还是要为这两个字点头,因为我太想了解眼前的女人,此时此刻,她看上去就像一堆美丽的沙,软弱,仿佛和风也会改变她的模样。

……

因为我父母都是话剧演员,而且是演主角的,所以我一生下来就给送到了南方的姥姥家。在话剧时兴的年月里,他们经常出去演出,风光无比。

我回到他们身边时十八岁,是为了上高中的最后一年,然后参加高考。

考上大学后,我立刻又搬了出去,虽然大学也在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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