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自由愈纯洁。
录制节目时，大玮坚持要以本来面目面对镜头，这让我很意外。我们的习惯是用隐身的方式来保护这样的采访对象，他是同性恋，也是艾滋感染者，我认为他需要保护。
“不，我不需要。”他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他太年轻了，“你知道自己会付出的代价吗？”
“知道。”他很肯定。
“那你为什么一定不用保护性的画面处理呢？”
他的眼睛直视镜头，笑容爽朗：“因为我想告诉大家，我是个同性恋，我想和每个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我想得到真爱。”
是，这并无羞耻。
翼飞是舞者，采访间隙李季拍他跳舞，他面部需要保护，只能拍影子。
投射在墙上的巨大剪影，变形，夸张，用力跳起，又被重力狠狠扯下。现场没有设备，放不了音乐，他只是听着心里的节奏在跳。
老范在节目最后用的就是这一段舞蹈，她配上了张国荣的《我》，那是他在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的演唱：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快乐是 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
最荣幸是 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不用闪躲 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 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这个片子送审的时候，我们原不敢抱指望。这是二〇〇五年，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第一次出现同性恋的专题，他们正视镜头，要求平等。
审片领导是孙冰川，老北大中文系的，银白长发披肩。
我给他添过无数麻烦，他一句怨言和批评都没有。他不见得赞成，但他容忍。我和老范做中国音乐学院招生内幕，三个学生遇到不公正对待导致落榜。这节目播出压力大，采访时需要乔装打扮，戴上帽子眼镜，藏好摄像机进学校拍摄。审片时，我、草姐姐、老范三个姑娘一起去。我刚从西北出差回来，专门捎了条孙总家乡的烟，坐在边上递烟倒水，生怕他皱眉头。他听到学生拉二胡的时候随口说一句“这曲子是《江河水》啊”，老范劈手按了暂停的钮，盯着他，眼神里是赤裸裸的惊喜：“您懂的真多。”
他早看出来我们用意，莞尔一笑。
看完节目，他让停下带子，把烟点了，就问了一句话：“这个节目播了，能不能改变这三个孩子的命运？”
“能。”
他再没多说，在播出单上签了字。
但是，同性恋这一期，我连陪着去审的勇气都没有。这期通不通过，不是改几个段落，或者放一放再说，就是一眼之下，播，还是不播。我一直攥着手机等结果，一直等到老范短信：“过了，一字未改。”孙总从中宣部新闻局调到央视第一天，人人都在观望。他没说什么，大会上只笑眯眯引了句苏东坡的诗：“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他退休的时候，我在留言簿上写上了这首诗，送还他。
我和赵铁林很长时间没有联系。有天朋友说起，才知道二〇〇九年他已经去世。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当年他给过我一张名片，名字上有一个黑框。别人问，他就笑：“我死过很多次了。”
他说：“生死寻常之事。”
赵铁林出生在战场上，寄养在乡下，“文革”中母亲自杀，他去矿山挖矿，从北航毕业后，做生意失败，在海南租处就是三陪女住的地方。一开始也有文人心理，想找个“李香君”或者“杜十娘”之类的人，满足“救风尘”的愿望。后来发现“根本没那回事儿”。老老实实地给她们拍“美人照”，一张二十块钱，养活自己。“她们知道我是记者，我靠拍照片吃饭，她们靠青春吃饭，你也别指责我，我也不指责你，能做到这样就行。我如实告诉她们我的目的，这对她们来说就是尊重，她们知道我不会扭曲她们。”
有人认为他的照片“伤害”了她们，或者在“关怀”她们。“无所谓伤害也谈不上关怀，”他说，“当她们认为你也是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咱们就是平等的了。”
六十年间他颠沛流离，临终前住着四十五平方米的房子，骑着自行车来去，他遇上了中国纪实摄影“也许是最好的时代”，他也知道选择这条路就是“选择了贫困”。看到他临终前的照片，我心里不能平静。他像他拍摄的人一样，承受命运施加于自己的一切，不粉饰，也不需要虚浮的怜悯。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第六章 沉默在尖叫
我站在安华的家门口。院子里码放着几百只空酒瓶子，一半埋在肮脏的雪里，全是她丈夫留下的。
卧室三年没有人住了。大瓦房，窗户窄，焊着铁条，光进不来，要适应一会儿，才能看见裂了缝的水泥墙。绿色缎面的被子从出事后就没有动过，团成一团僵在床上。十几年间，这曾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最隐秘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
她从不反抗，直到最后一次。
她刺了他二十七刀。卷宗里说，地上、墙上全是血迹。警察说，死者死的时候还被绳子捆着，“浑身是血，血肉模糊。很多杀人案件，都是一刀致命，像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多见”。他说死者眼睛挣得很大，脸上都是“难以相信”的表情。
风声让空屋子听上去像在尖叫。
在“东方时空”时，我看过法学会的一份报告，各地监狱女性暴力重犯中，杀死丈夫的比例很高，有的地方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人——男人，死了；女人，活着的都是重罪：死缓、死缓、无期、无期、无期……
这是我心里几年没放下的事。
做完《双城的创伤》后，我有一个感觉，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
家庭是人类生活最亲密的部分，为什么会给彼此带来残酷的伤害？这是个很常规的问题。但爱伦堡说过：“石头就在那儿，我不仅要让人看见它，还要让人感觉到它。”
我想感觉到人，哪怕是血肉模糊的心。
但安华想不起杀人的瞬间了。“五年了，我也一直在想，但想不起来。”她说，四方脸上都是茫然。
她穿着蓝白相间的囚服，一只眼睛是鱼白色，是出事前几年被丈夫用酒瓶砸的，啤酒流了一脸，“瓶子砸在眼睛上爆炸了，一下就扎进去”，眼珠子好像要掉下来了。
她当时没有还手。
她被打了二十年，忍了二十年。她说不知道最后怎么会动手杀人，那二十七刀是怎么砍下去的，一片空白。“我可能是疯了。”她说的很平静。她在法庭上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护。
村子里七百多人联名请求法院对她免于处罚，死者的母亲就住在紧挨着他们卧室的房间里，八十多岁了，为她求情：“她是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呀。”
我问：“他打过您么？”
老人说：“喝醉了谁也不认，一喝酒，一喝酒就拿刀，成宿地闹。”
小豆用铁棍把丈夫打死了，打在脑袋上，就一棍，他连挡都没挡，大概根本没想到。
她被判死缓，已服刑八年，但她始终不相信他死了。
她有一张尖细的青白色的脸，眼睛微斜，一边说一边神经质地摇着头：“他不会死的。”
我愣住了：“什么？”
她说：“他还没把我杀死。我死了他才能死。我没死他怎么能死呢？所以我不相信他会死的。”
她十五岁时嫁给他，相亲的时候，他瞪着眼睛看着她：“你嫁不嫁？”她从第一眼就害怕他：“一回到家他就好像审你似的。他不允许我跟任何男人说话，和女的说话也不行，我自己的家人都不允许，老担心别人挑唆我不跟他过。他就会对我动手。”
“用什么打？”
“皮带，鞋底子。不听话把你绑起来，拿皮带‘溜’。”
皮带抽在光的皮肤上，噗的一声，她被吊着，扭着身子尽量让他打在背上，尽量不叫，怕别人看见羞耻。他从不打她的脸，打得很冷静，反正夜还长，噗，噗噗。
结婚八年，她从来没穿过短袖衣服，不能让别人看见身上的伤，她最怕的不是打，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晚上睡着睡着，脖子一冰，是他把刀子放在她脖子上，就这她的头发往后拉，把整个脖子露出来≮我们备用网址：≯，她只能盯着屋顶，叫不出来，不断咽着口水，等着他会不会割下来。“要不就突然给你一瓶子药，喝吧。”
“都不为具体的事情吗？”我问。
“他说你别管为什么，因为你长大了，你死吧。”
她抬起恍惚的眼睛，问我：“我长大了就该死吗？”
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动。摄像机后面有男同事，我犹豫了一下，它还是顶上来了：“在你跟他结婚的这些年里，你们的夫妻生活还是正常的吗？”
“太痛了，我不想说。”
“别问我这个，我心痛。”
十几个人，回答几乎一模一样。
跟我们一起去调查的陈敏是从加拿大回来的医学专家，说她接触的所有以暴制暴的妇女，“没有例外，每一个都有性虐待”。这种虐待最让人受不了的不是身体的伤害，燕青说：“他侮辱我。”
我不想问细节，只问：“用很卑鄙的方式吗？”
“是。”她双眼通红。
说到这儿，她们哭，但哭的时候没有一点声音。这种无声的哭泣，是多年婚姻生活挫磨的结果，十年以后，即使想要放声大哭，也哭不出来。
“这些女人太笨了，弄一壶开水，趁他睡着，往他脸上一浇，往后准保好。”有人说。
我中学的时候，学校附近有个小混混，他个子不高，看人的眼光是从底下挑上来的。每天下晚自习的时候，他都在路口等着我，披一件棉军大衣，就在那儿，路灯底下，只要看见一团绿色，我就知道，这个人在那儿。
我只能跟同桌女生说这件事。她姓安，一头短发，说她送我回家。
“你回去。”他从灯下闪出来，对她嬉皮笑脸。
“我要送她回家。”
“回去。”他换了一种声音，像刀片一样。我腿都木了。
“我要送到。”她没看他，拉着我走。
一直送到我家的坡底下，她才转身走。大坡很长，走到头，我还能听到她远远的口哨声，她是吹给我听的。
长大成人后，我还梦到这个人，跟他周旋，趁他坐在屋子里我跑了，还冷静地想，跑不过他，决定躲在大门的梁上，等着他追出去。他跑出来找我，眼看就要从门口冲出去了，但是，脚步忽然放慢了，我看到他站住了，就在我的下方，他的眼光慢慢从底下挑上来。
他马上就要看到我了，我甚至能看到，他嘴角浮现的那一缕笑。
我全身一震，醒了过来。一个没当过弱者的人，不会体会到这种恐惧。
采访的十一个杀夫女犯中，只有一位没有说杀人的原因。我去她娘家。她姐把我拉到一边，迟疑再三，对我说：“你不要问了，她不会说的……她为什么要杀他？”
“因为出事那天，他赤条条的去了两个女儿的卧室。”
“什么？”
她姐紧紧地扯着我衣服：“不要，不要出声。”回身只给我看卧室门上，深绿色的荷叶扣像是被撕开了，只剩一个螺丝挂着，悬在门框上。“这是那个人撞坏的，他把我……”她没说下去，如果不是这个伤口一样的荷叶扣，和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