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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上百只翠绿的酒瓶子直插在深灰的脏雪里，乌黑的口森森朝上，是这个男人曾存在的证据。
这些女人结婚大都在七十年代，没受过教育，没有技能，没有出外打工的机会，像栽在水泥之中，动弹不得。安华也求助过村书记，村里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是把她丈夫捆在树上打一顿，但回家后他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别人不敢再介入。妇联到了五点就下班了，她只能带着孩子躲在家附近的厕所里冻一夜。
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在对家庭暴力的预防或惩戒更为成熟的国家，经验显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暴只要第一次发生时干预得当，之后都不再发生。警方可以对施暴者强制逮捕，紧急情况下法官可以依据单方申请发出紧急性保护令，禁止施暴者实施暴力或威胁实施暴力，禁止他们联络、跟踪、骚扰对方，不得接近对方或指定家族成员的住所、工作地点以及一切常去的地方，这些政策向施暴者传达的信号是：你的行为是社会不能容忍的。
但直到我们采访时，在中国，一个男人仍然可以打一个女人，用到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眼睛，用枪抵住她的后背，强暴她的姐妹，殴打她的孩子。他甚至在中人面前这样做，不会受到惩罚——只因为他是她的丈夫。
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善或恶，但是恶得不到控制，就会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尖牙啃咬着他们身体里的善，和着一口一口的酒咽下去。最后一夜，“血红的眼睛”睁开，人的脸也许在背后挣扎闪了一下，没有来得及尖叫，就在黑色的漩涡里沉下去了，暴力一瞬间反噬其身。
他们都说：“最后一天，他特别不正常。”
小豆说：“好像那天晚上不把我杀死，他决不罢休。”
“你怎么感觉出来的？”
“因为他看着表呢。”
“这个动作怎么了？”
“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在等时间。那时候我记得特清楚，四点五十，天快亮了。他说：嗯，快到五点了。他说你说吧，你自己动手还是我来动手？”
“你那天晚上看他的眼睛了吗？”
“我看了。他的眼睛都发直了，血红血红的，一晚上了。”
她有过一个机会逃掉，拉开门想逃到娘家去，被他用到抵着后背押了回来。她把心一横：“是不是我死了就算完了？”
他说：“你姐姐、你父母、孩子，我一块儿炸了他。”
“我当时想，我一条命还不够吗？我跟他生活了八年，还不够吗？我就顺手抄起棍子打了他。”就这一下，她都不知道自己使了多大劲儿。打完之后，小豆不知道他死了：“我说怎么出血了呢？我还擦了擦。”
她擦完血，抬头看了看表，对倒在床上的人说；“真到点了，五点了。你睡吧，我上法院跟你离婚。”她就抱着孩子走了，后来，她是在法院门口被抓住的。
“你这么多年来反抗过吗？”我问她。
“没有，从来没有反抗过。这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
燕青拿起的枪是她丈夫的，他在一家煤矿当私人保镖。
他喜欢玩枪，有次子弹没拿好，有几颗掉在地上。他捡起了一颗，上了膛，拿枪口指一指她：“我喊一二三，你捡起来。”她怀孕七八个月了，扶着肚子，半弯着，把沙发底下的子弹一粒一粒捡起来。他端着枪，对着她的背。她说：“我认为他肯定会开枪的，我觉得我马上就会听见枪响。”
他要她生个儿子，“他说他的老板没有儿子，我们钱没有他多，我们一定要有个儿子气气他。他明确地跟我说，咱们要生一个女儿就掐死她吧。我说那是畜生干的事儿。”她生了个女儿。第二天，“屋里很暗很暗，就一个小红灯泡。他说你给我五分钟的时间。他的神情很古怪”。
“什么神情？”
“我说不出来，我就感觉我和孩子都完了。他冲着孩子真去了。我就拽他，我拽他，他把我一下子打一边了。我看他的手冲孩子的脖子去了，我就拿起了枪，我就给了他一枪。”
她说这种情况下，没有第二个选择。
“你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无期。”
“无期的意思就是你的一辈子？”
“为了我孩子，我死我也值。”
小豆的女儿今年十三岁，从她和母亲在法院门口分离之后，母女俩再也没见过。她连去一趟监狱的钱都没有。除了逮捕证上，她妈妈也没有照片，她说想不来她妈什么样子。
我蹲在她面前说：“我见过你妈妈，你长得跟她很像。”
她尖细的小脸微微笑，眼睛略有一点斜，有点害羞又高兴。
外婆拉住孩子的手递给我：“是啊，跟她一模一样。俺这孩子冤啊。手裂得，你看手冻得，这个手冻得都流血。我啥也不要求，我就要求她早点回来，管她孩子，到我死的时候能给我跟前送个灵就行了。中不？我啥也不要求。”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中不？”她们一老一小两只手都放在我手里，摇着。
我蹲在那儿，无法作答。
她的声音越来越颤抖。我突然有点害怕：“您别激动。”
语言未落，就看见她从小板凳上向后一仰。
众人乱作一团，我下意识拦住想抬她的人，在她的外衣内兜里乱翻，摸出一个小瓶，是速效救心丸，塞了五粒在她嘴里。可是她已经完全无法吞咽了，最可怕的是她的眼睛，已经一点生命气息都没有了。
那一刻我跪在冰冷的地上，扶着她僵直的身体，心想她已经死了。
天啊。
五分钟之后，她缓过来，被扶进了屋里。
她的孙女很冷静：“我姥姥经常这样的。”
“发作的时候你怎么办？”
“去找邻居。”十三岁的小女孩说。
死去的男人，失去自由的女人，留下的就是这样的老老少少。寒冬腊月，连一块烧的煤都没有，没有钱买。老人病了就躺在床上熬着，孩子们连院门都不出，不愿意见人。我们能做的，只是去监狱拍摄时，让孩子去见妈妈一面。
找了很久才找到安华的儿子，他十九岁，终日不回家，也不说自己吃睡在什么地方，零下二十多度，没有外套，穿一个袖口脱线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毛衣，坐在台阶上，头发蓬乱，恍恍惚惚。
“你为什么不回家？”我问。
“回家想俺妈，你让俺妈回来吧。”
又是这句话。
我带他们去了探视室。两个孩子看见穿着囚服的妈，老远就哭了，一边走一边像娃娃一样仰着脸喊“妈，妈”。
女警过来敲一敲玻璃：“坐下，拿起电话说。”
女儿说：“妈，妈，我们听你话，你早点回来啊。”
“我知道，我知道你哥哥挺内向，什么事也不敢说，不敢做的。”
儿子把头扎在胳膊里，哭得抬不起头，女儿对者电话喊：“妈，他说天天想你，他整夜睡不着觉，他说俺出去找你去，他说去找你，他说他想你。”
妈妈把手往玻璃上拍：“傻孩子啊，你上哪儿找妈妈啊？我知道妈妈需要你，你也需要妈妈。”
儿子把头磕在玻璃上：“妈，你不要哭了。”
妈说：“不管咱再哭再难，咱要坚持下去，熬下去，听见了没？”
儿子说：“听见了。”
旁边的女警背过身，用警服的袖子擦了一下眼。
每年的三八妇女节，这些女犯中或许有人可以因为平时表现良好而得到减刑，那样有生之年也许能够看着孩子长大，小豆对我说，她热爱这个节日，“但是，一年，为什么只有一个三八节呢？”
我想了解这些死去的男人，但是每家的老人都烧毁了跟死者有关的照片。从没人跟孩子们谈起父亲，被母亲杀死的父亲。
我问孩子：“有想过他吗？”
“有。”
“想念什么呢？”
“他笑的时候……他给你一个微笑的时候，简直就像把世界都给了你的那种感觉。”
她脸上的伤痕，是父亲用三角铁砸的，就在鼻梁和眼睛之间。我找到了小豆丈夫的哥哥，问他有没有弟弟的照片。这个男人叹口气，从门后边拽出一把扫帚，举起来，往中间那根粗房梁上一扫。飘下一张身份证，他拿抹布擦了一下递给我，眼睛一湿：“看吧，八年啦，没舍得扔，也不想看。”
我很意外，这不是张凶恶的脸，这是一个看着甚至有点英俊的男人，笑容可掬。
我问安华的孩子：“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会这样总是喝酒，总是打人吗？”
“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人链接他吗？”
“唉，不知道他。”
“你觉得他除了暴力之外，有没有其他能跟别人交流的方式？”
“喝酒。”
他们几乎都是村子里最贫穷的人，几乎都酗酒，喝的时候咒骂赚了钱的人，回家打老婆孩子。有人说：“这些人，只是农村的失败者，城市里没有。”
二〇〇〇年我在湖南卫视时，主持过一个“年度新锐人物”的评选，“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当选，节目散后，他在大巴车给满车人讲笑话，内容不记得了，但车内大笑的活力和气氛还记得。十一年后，他的美籍妻子Kim在网上公开遭受家庭暴力的照片：体重九十公斤的李阳骑坐在妻子背上，揪着她的头发，在地上连续撞了十几下，头部、膝部、耳朵多处挫伤。
当天他们争吵的很久，Kim是美国人，原来是“疯狂英语”的美方总编辑，结婚后在北京带着三个女儿，两年来她的驾驶执照过期，教师执照作废，母亲在美国病了，要带孩子回去探望，但李阳全国各地演讲，说他没时间陪着她办手续：“我一个月只回来一两天，不可能办好这些事情。她觉得我不能感受她的感受，我在外面这么跑，冒生命危险，女人应该隐忍一点。”
“这个说法是不是太大男子主义了？”
他打断我：“大男子主义也是这个文化给我的，不是我自己大男子主义。”
吵了数小时后，他大喊“闭嘴”。Kim说：“我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控制，你不能让我闭嘴。”李阳说：“我当时想我就不能让她有反抗，我要一次性把她制服。”他抓住她头发摁在地上时，喊的是“我要把一切都了结了”，说如果再严重一点，“我可能会杀了她”。
“坦白地说，那一瞬间是人性的恶？”我对李阳说。
“是，人性的魔鬼，”他眼睛避开了，眯起来看向旁边，又瞥向下方，“魔鬼完全打开了。”
Kim之前一直不接受媒体访问，老范把女子监狱调查的节目视频发给她，她看完同意了。“我不知道在中国有那么多女人这样活着，如果我沉默，将来也无法保护我女儿。”
片子里我问过这些女犯：“你们在法庭陈述的时候，有没有谈到你们承受的家庭暴力？”
每个人都说：“没有。”
没有人问她们。
有女犯接受检察官讯问的时候，想要说说“这十几年的咋过的”，检察官打断她：“听你拉家常呢？就说你杀人这一段！”
Kim被打后曾去报警，有位男性以劝慰的口气说：“你指的，这儿不是美国。”她说：“我当然知道，但肯定在中国有法律，男人不能打女人。”他说：“是啊，你说得对，男人不能打女人，但老公可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