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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面对的是“异人”“他家”，所谓日本的开放性，常常变异为极端的封闭性。
在日本的众多媒体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诸如地震海啸，飞机失事，火车出轨等事故发生，他们总是在第一时间就报道了，但他们最关心的是这场灾难中有没有日本人。如果死伤者当中有日本人，肯定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报道日本死伤者的情况，同一起事故的非日本人好像不存在似的，甚至连一个镜头都没有。如果这场灾难里没有日本人，那么，所有的日本人都松了一口大气：好在没有日本人啊。接下来扭头而去，各人该干嘛干嘛。
最让在日本的“异人”们郁闷的是有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杯足球赛或排球锦标赛等国际体育盛事的时候，所有的电视台除了开幕、闭幕式全程转播外，比赛期间，只能看到有日本运动员出场的项目，电视上只有日本人拿奖的镜头。作为慢镜头一次次宣扬的，就是日本运动员踢进去的某个球。其他没有日本运动员参加的比赛，当时不播，以后更不会播。如果“异人”实在想看，可自己掏钱看卫星转播电视。如果你只看公共电视，瞧着太阳旗一次次升起，你会以为奥林匹克的奖牌都被日本人包圆了。其实有时候恰恰相反，电视上看到的日本排球女队不断得分的镜头，以为日本赢了，中国输了，但最后再看结果，哦，原来是中国赢了。
畸形的开放（5）
今天这样忠贞不渝的信仰者在哪里？人们屡屡看到的是把理想剁成肉馅做了包子去街上卖，没被查获，举家外带二奶去了加州的灿烂阳光下，那砖块般随意砸出去的美元，让多少洋人目瞪口呆；一旦遭查获，在法庭上便有了娓娓动听的忏悔：我出身于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庭……我辜负了党的培养，愧对人民的期望……
理想退潮了，应该还有道德，道德是维持世道人心的最后一条底线。有目共睹的是，近些年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出现的却是道德上的大面积滑坡。
非常时代本需要非常文化，这应该是一种有着博大视野、包容中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一切良好的设计的崭新文化。
但现实是文化的严重缺失，中国似乎有两张脸，一张满面红光，另一张则苍白如纸。
上届奥运会闭幕式上，当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以8分钟的歌舞来展示自己的文化时，号称国内“第一大导”的张艺谋拿出来的则是——刺激的粉腿肉体，夸张的小红袄与大红灯笼，上半身的故作典雅和下半身急不可耐的放浪……
十几个姑娘像一个没有文字历史的部落，在某个民俗村内蹦蹦跳跳。在这8分钟内，怎么也看不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怎么也看不出中国本该有的厚德载物的大国气度。
同在闭幕式的演出里，一个希腊女孩，仅仅一个人，在吹熄火炬前对火炬的静静凝视，如海洋与天空的对望；其身后是丰收的大地和人们享受劳动的意象，也让人心潮澎湃，体验着生活的真义。
此刻几十亿电视观众都在期待着的中华与希腊两大文明的对话，竟是这样的令人唏嘘失望。对比着希腊人的力度与深遂，是张艺谋的苍白。不过，早有学者的睿眼看出：“也许，这样的场面展现的就是我们自己。老谋子其实没有错，他如果非要搞出一台中国没有、在中国不是主流的超越性作品，岂不是又要被骂成‘玩深沉’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张导只是我们社会中早已扎根的病态现象的形象代言人而已。文化、道德、精神空洞就在我们身边扩张，本来无一物，张导如何做巧妇？张导的问题，正是我们国人自己的问题。”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最热衷的是器物技术层面的开放。
在精神文化层面，大凡不涉及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东西，诸如民主、自由、人权、人性解放，亦可以引进，但尤其欢迎那些快餐式、粗鄙式却又艳帜高张的流行文化。
在制度层面，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耗费了几代人的时间与精力，付出国家濒临崩溃边缘的代价，不倦地探索着一条治国安邦的道路。道路是曲折的，风险是巨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及其后来在实践上的被否定，便是一个坚挺地例证。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起日本来更为复杂，其阻力也似乎更大。
但看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视角——即在应对外来文化与厘清本土文化之间，如何真正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这是事关两国前途的难点与焦点。
两岸的皇帝们（2）
明治天皇葬礼那天，曾由前者任命的日俄战争的英雄，也是裕仁等一帮皇族和宫廷贵族孩子的老师——乃木希典大将和他的妻子，在家里关上了二楼起居室的房门。他们向明治天皇和战死于日俄战争的两个儿子的肖像深深鞠躬，当葬礼钟声响起的时候，按照传统仪式，乃木夫人先自杀，但刺入喉部的匕首，是丈夫帮助推进去的，然后乃木自己用剑剖腹自杀。这位末路英雄，在办公室的案头上留下了10封遗书和谢世的和歌一首。
大正时代维持了14年。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25岁的裕仁皇太子立即登上了皇位，成为日本第124代天皇。
按照明治维新以来的惯例，枢密院马上召开会议，根据新天皇的即位制定了历法。他的统治和将来追封的名号为“昭和”，12月28日正式予以宣布。“昭和”的意思是“光明与和谐”，然而，后来他的时代恰与之成了反讽。
一年后举行了裕仁天皇的登基仪式和庆典。1928年11月至12月，登基大典达到高潮。全国几十万人参加了庆宴和受赏仪式，上百万小学生打着旗帜提着灯笼参加了庆祝活动。为了显示天皇的仁爱，到年底，花费在授封爵位勋章和赈济穷人上，就达几百万日元。十三、十四世纪至十九世纪效忠天皇的一些人物也从历史的烟尘里被搜拣出来，追授了勋章和爵位。从道府县到市区村的各级政府搞了一系列的献忠工程，在殖民地萨哈林（今库页岛），庆祝活动结束后，殖民地政府马上着手开工的工程有公园、试验农场、青年会馆、天皇像供奉所、忠魂碑、市政厅……项目多达500多个，为此几乎近30万的全部人口都被动员起来。
即位礼中最重要的仪式是“大尝祭”。“大尝祭”从晚上开始，持续到次日清晨。首先是官员宾客入座，与此同时仪仗兵就位。然后，身着白丝绸祭祀服的昭和天皇在宫廷女官和典籍官的陪同下，进入以三座木建筑为中心的社殿。在社殿最深处的房间里，摆着神座、御座和床。神座被认为代表了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神灵。天皇裹着被子卷曲身子躺在床上，便与天照大神的神灵结合在一起了，这象征着与祖先神性的“结婚”。之后，他坐上御座，向天照大神及其他祖先的神灵供奉食物。至此，裕仁的神格化，即“现人神”的过程得以完成。
在登基大典的一系列活动进行期间，宫内省向全国的大中小学校“下赐”新天皇和皇后的标准像。像片上裕仁身着大元帅新制服，胸前佩带勋章，皇后站在他身边，身穿西式长礼服，腰系装饰带。这意味着裕仁既是日本最高的活着的神，又是最高的军事统帅。
昭和统治前20年里，天皇有过几次出巡。对于内务省和地方官员来说，他的巡视是极其重大的事情，所有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每次都需要最精心的事先准备，排练时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不会放过。裕仁要走的地方铺上了红地毯，车队要经过的道路进行了清扫和装饰，他乘坐的轿车，有轨电车和皇室列车，乃至他抵达的车站，都要进行彻底地消毒，必须做到无菌化。有时，他经过的路线的铁轨，人们都要去擦得锃亮。他徒步巡视时，路两边的国民得长跪而坐，规定所有人不准抬头，目光必须向下，但人们努力向上的余光中还是能够看到他。曾经发生大阪市长由于在裕仁面前站立得太随意而被迫辞职的事件，从1936年以后，警察对于任何未经允许胆敢看天皇一眼的人都予以逮捕。
侵华战争一开始，必须在国民面前定义日本发动战争的动机问题。作为活着的神的裕仁，轻易地为这个动机披上了神圣的光环。
按照官方神学和陆军省的阐释：作为神国的日本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而中国与西方列强则是日本的敌对势力，妄图孤立日本，阻止“大和民族”实现其“保卫东方和平”的神圣目标。因此，这场战斗是不可避免的，自然也是绝对公正的，丝毫不等同于侵略战争。日本在中国建立“皇道”的努力，即使被迫使用“深怀慈悲的杀害”手段——即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杀掉少数有问题的人，使那里的人们处于天皇仁慈的关照下，这是被占领国民众的幸事，当然，对于那些不理解为幸事而硬要作抵抗的人，必须使他们醒悟过来。但是从形式上讲，在满州，在中国，没有“战争”，只是一个“事变”。
从战争初期，日本政府就反复将“支那事变”称为神圣的战斗，即“圣战”，它表现着以昭和天皇和天照大神的威光普照世界的国家使命。日后人们发现，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拖得越久，日本政府就越是坚持用“圣战”这个词。
这场战争中，出征前每个士兵都会喝上一口酒，这酒被军部强调是一种“皇恩”。军部还经常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送到各个战区。过天长节时，将领们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每当天皇有“军人敕谕”下达，将领便和官兵一起早晚奉诵“圣旨”，喊到直至沙哑的声音在异国的土地上回荡。袭击珍珠港的神风队员自杀式的攻击，自当是报答皇恩。为守卫太平洋上一些岛屿而全部“玉碎”，也被视作是在报答浩荡无际的皇恩。
战争中，裕仁自己在做什么呢？
裕仁位于指挥系统的顶部，在最初阶段，即使指挥系统有缺陷，也很难使他对高层或者中层的决策不知情。他密切关注着日本军队的每一个行动，浏览外电，每天阅读报纸，并经常就他在报纸中发现的问题询问近臣。作为批准夺取和占领南京的最高司令，作为国家的精神领袖——赋予“惩戒”中国以合法性的人，无论是宪法上的责任还是最低限的道义上的责任，他都有关注军纪的义务，哪怕是非公开的。然而他似乎从未这样做过。
两岸的皇帝们（3）
但是没有关于天皇下令调查南京事件的文件性纪录。相反，却有裕仁对于皇军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的事实记录。
整个中国战争期间，毒气武器处于裕仁、大本营和统帅部严密而有效的控制之下。前线部队从来没有权力可以自由使用这种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