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中国战争期间，毒气武器处于裕仁、大本营和统帅部严密而有效的控制之下。前线部队从来没有权力可以自由使用这种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甚至方面军司令部也没有权力使用毒气。只有在要求和接到大本营陆军部明确授权后才能使用毒气，通常是首先取得天皇的许可，然后由参谋总长发出“指令”。
1938年8月至10月下旬进攻武汉的战役中，大本营批准使用毒气375次。同时，在对最南部的广东的进攻中，又授权第二十一军司令官使用催泪弹和毒气两种化学武器。1939年3月，大本营批准冈村宁次中将使用超过1。5万筒毒气的权力，这是在中国战争中最大规模的化学武器战。冈村在为他的要求辩解时说，需要毒气筒来恢复部队的荣誉，并给他们“一次胜利的感觉”。4月11日，天皇批准了由参谋总长发布的第110号指令，授权华北地区陆军和内蒙古驻军进一步使用毒气。
……尽管没有文件资料表明裕仁与细菌和化学武器有直接关系，但是，天皇必须对野蛮的中国战争中另一种残暴行为承担个人责任，那就是对重庆及其他城市的战略性轰炸。这些轰炸与其他地面进攻分头进行，轰炸中使用了多种杀伤力极强的炸弹……
除了对中国城市的战略性轰炸外，裕仁还了解并同意了在中国实施“无人区”作战。这些军事行动所导致的死亡和苦难在规模上与完全无计划的南京大屠杀不可比拟，远远地超过了它……1938年末，华北地区陆军开始对河北省的游击队根据地，实施了他们自己设定的第一次毁灭战。这些作战以消灭“敌人和当地人中的假想敌”以及“居民中被认为有敌对性的15岁以上至60岁的男子”为目标。之后4年里，他们持续实施了这种作战，并且规模逐渐扩大，更加有组织、有系统，范围也更加广泛。最后，这种作战被中国共产党称之为“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用日语来表现，叫做“三光作战”。裕仁在很清楚华北平定问题的性质的基础上，1938年12月2日，签发了实施无人区作战政策的第241号大陆命令，导致了毁灭战役的进行。
……关于三光作战给中国军队造成的伤亡，日本方面没有任何统计。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姬田光义最近的估计，“240万以上”的中国非武装人员在这些作战中被杀害。
——（ ＇美＇ 赫伯特·比克斯 著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在战后关于裕仁的大量描述里，他是这样的一位皇帝——
他有一堆西方式的爱好，吃英式早餐，除了一些重大的仪式性场合，总穿西服。他爱打网球，在皇宫的院子里修了一个九洞的高尔夫球场。他还坚守一夫一妻的西方婚姻方式。妻子良子前面几个为他生出来的都是女儿，而在日本，女儿是不能继承皇位的。大臣和顾问们急了，一次次劝说他亡羊补牢——东宫西宫，广种薄收，直到某一个皇妃生下一个带把的为止，中国和日本的皇帝过去都是这样做的。他不为所动，他的忠贞最终得到了回报，1933年，良子生下了一个带把的，即现在仍在位的明仁天皇。
裕仁似乎对那些精于权力游戏的大臣、顾问有些厌烦，对总是气壮如牛的好战的将军们更是头痛。他躲避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和实验室里，他热衷于海洋生物的研究，他明白自己的国家得通过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工业技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来实现整体进步。他透过金丝眼镜的目光里，常常流露出忧郁之色，他在一首诗里写道：“当我游览纪伊水道海角的时候，远方的海上正低垂着乌云……”
总之，裕仁是一个开明、温顺、热爱生活与和平，却又对制止战争无能为力的人。据说，他曾私下对心腹说过，陆军是“在用绣着花的绸缎将我慢慢闷死。”
现在摆在世人面前的，却有另一种确切的解读。
现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任教的日本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从1991年起，花了十年时间，完成了《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该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并摘取了2001年普利策新闻奖的传记奖之桂冠。评选委员会写出的评语是本书“改写了对裕仁的传统评价，揭示了历史的真面目，对日本有历史的警示作用。”
《洛杉矶时报》的有关评论则说得更直接，“内容具有爆炸性，粉碎了日本战时天皇只是消极被动，甚至是‘傀儡’的一贯说法。”
经过查阅过去裕仁身边人员的日记、回忆录，还有大量已浮出水面的昔日机密文件，赫伯特·比克斯结论是——
在战前“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裕仁独立于政府和官僚政治，在一个彼此制约的复杂体制中，行使了实权和权威。他熟知战争和外交情势，具有渊博的政治和军事知识；他参与了制定国家政策，并向陆海军将领们发布大本营命令；他在制定日本战争战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指挥了对中国的所有军事行动。1941年，裕仁和他的宫廷近臣们与陆海军中反美英的强硬派联手，从而使亚洲——太平洋战争成为现实。”
因此，作者明确指出，裕仁对那场侵略战争负有责任，并且对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直接责任。
两岸的皇帝们（4）
战争临近结束和结束后一段时间，裕仁似乎要走下神坛了。
1945年3月9日至10日，美国太平洋空军部队动用了334架B—29轰炸机，对人口密集的东京发动了第一次烧夷弹夜间空袭。首都约40％的地方变为废墟，估计烧死了8—10万人，风暴般的大火是如此之热，河水为之沸腾，玻璃为之熔化，向上喷发的热气甚至毁掉了一些轰炸机。
9天后的18日，天皇在御医和侍从武官的陪同下，乘车视察了满目疮痍的首都。一位叫吉桥戒三的侍从武官特别注意到，车窗外，到处是在废墟中挖掘什么的受灾者，他们的脸上都是一样的毫无表情。虽说没有像战前巡幸那样事先公告，但看到三四辆带有皇家菊花纹章的红色汽车经过，国民们应该知道是天皇在巡幸，他们却罕见地一律没有鞠躬。吉桥在心里想，他们这是在无声地表达某种怨恨呢，还是因为失去了亲人、烧毁了家财，而处于一种麻木的虚脱状态？
日本人首次听到“仙鹤之声”，是在同年8月15日。
这天，裕仁亲自宣读的投降诏书。在这之前，他的那些对外发布的文字，都是由几位声音铿锵、激越的播音员播出的。
虽然每个人都尽了最大努力……战争状况的发展未必对日本有利，面对世界的总趋势已经转向反对它的利益。此外，敌人已开始使用一种新的更残酷的炸弹，它的破坏力确实是无法估计的，使许多无辜的生命遭到屠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命令接受盟国联合宣言的条款……
我国今后将遭受的艰难困苦肯定是巨大的。我深知你们——我们的百姓心灵深处的感受。然而，按照时势和命运的支配，我们已经决定为未来的世世代代铺设一条伟大的和平道路，我们要忍受不堪忍受的事和承受难以承受的痛苦……
让我们整个民族继续像一个家族一样代代相传……
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当时还是一个山村的少年。他在回忆录中说，在日本投降那天，当他和小伙伴们第一次听到天皇的声音时，虽不懂诏书的内容，却隐隐感到一种奇妙的不安，可大伙竟大不敬地笑了起来，而后便是沉默，彼此不再出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日本人第一次看到标准像之外的裕仁，是在同年9月29日。
这天日本所有的主要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一张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与裕仁的合影。在这张由美国摄影师拍摄的照片里，后者戴着眼镜，身着正装礼服和条纹裤，领带笔直，两手垂在身体两侧，立正般地站着。而身材高大的麦克阿瑟，身着敞着领口的军制服，没扎领带也没戴勋章，一双手插在后腰上。两个人都向前望着镜头。这年裕仁45岁，麦帅有50好几。与麦帅比起来，裕仁更显得是个小个子。再加上有几分拘谨与恭顺，他的模样颇为生动地体现了一个战败国家的形象；而麦克阿瑟，则随意得像在自家的后花园里，充分表现了来自征服者的信心。
其实，征服者的信心是不足的。
1945年10月，在麦帅的参谋班子所提交给他的一份备忘录中，就列举了保护天皇的必要理由：
“为了保证和平占领和复兴日本、防止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利益，有必要对所有在欺骗、威吓和胁迫下做出的宣战决定，以及随后发生的有关天皇立场的事实加以整理。”
“如果这些事实足以建立起不容置疑的抗辩，那么就（应该）采取积极行动，阻止将天皇作为战犯的控告和起诉。”
随后，麦克阿瑟在发给白宫的一封电报的结尾处，预言了如果把天皇作为战犯审判的可怕后果：
对他的控告无疑会在日本国民中引起巨大的骚乱，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天皇是日本人统合的象征。排除了天皇，日本就会瓦解……很可能就需要供养一支百万的军队，无期限地维持秩序。
本来裕仁就要走下神坛了——
他有很明显的面部痉挛，而且走路时右肩不停地抖动，右腿稍微向外撇，脸上总显得有些紧张，似乎能掌控一个神国的他，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手脚。金粉已开始簌簌地掉下来，一个肉身的人就要显现，但他一下又被请了回去。
1947年夏，裕仁又开始了巡幸。御用列车和汽车行列比战前更为庞大，每次出行也更加精心策划、耗资巨大。无论走到哪里，一度被盟军禁止的太阳旗几乎遮天敝日，它们飘扬在房顶上，或是在数千名高呼着万岁的欢迎者手中挥舞。头戴深灰色卷边毡帽、身着同样颜色服装的裕仁，常常摘下帽子，微笑着向人群致意，人群顿时为之疯狂，许多人动情哭泣，或者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万岁”向前拥去。仿佛经神性之光一触，许多人的眼睛像阴晴之间的雨点一样闪闪放亮。宫内府的官员和警察以身体架起一道道围墙，没有人能触摸到天皇，但是他们只要摸到天皇的车身就感到非常高兴……
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种景象，会以为那场“圣战”不是输了，而是赢了，此刻全列岛正为它的胜利而举行壮丽凯旋；而了解情况的人，大概会在这片热烈的景象中听到一番告之以世界的潜台词，即“日本战败了，但并没有失去一切。日本人仍然拥有天皇，这是我们的骄傲。”
或者说，这是以天皇的巡幸无声地对抗正在远东军事法庭举行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两岸的皇帝们（5）
民政局的盟军官员保罗·J·肯特被指派跟随天皇到本州巡幸。他的第一份报告就记录了该巡幸团的巨大规模：近百名官员和侍从，无数的日本报纸和杂志的记者及摄影师，“不管是列车，还是地方的公共汽车或者小汽车都有他们的座位……他们跟随着天皇的每一段旅程。”肯特把出现“这一大群拥护者、追随者、勤务兵和管家随行”的责任归咎于“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负担了巨额经费”。
他还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