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国民、党派、军方、政府之间，自然会存在种种观念与利益的杯葛、冲突。但总体上看来，迄今为止，这四者之间的共识远大于杯葛，合作远高于冲突。而近代以来，对外扩张一直是大和民族最大的共识，对外扩张时期总呈现出这个岛国最好的合作局面。
当年的一些中国舆论似乎不这样看——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时的中国政府首脑蒋介石说：“我们要严密责成日本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切不可予以报复，更不可对于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
1948年4月6日发表的《中国各界名人对日政策声明》中称：“我们反对日本复兴，完全因为现在日本政权仍掌握在少数侵略派手中，并非反对一般日本人民。反之，我们很愿意与日本广大人民合作，促成日本真正民主化早日实现”，
1950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的社论说：“日本帝国主义曾经并且现在仍然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但是日本人民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有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美国帝国主义”……
持以上三种言论的人，在国内政治上，各自的立场可谓判若云泥，但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却有惊人的一致——他们都要把“日本人民”从一个磨合紧密的共犯结构里摘出来，其一相情愿，犹如在冬天要把冰雪摘出来；其谬错大矣，恰似在三陪女郎里要找惜身如玉者。
时至今日，在中国人已经编撰的日本史著作里，对于日本人民在这不义战争的共犯结构中丝毫不会亚于德国人民的重要作用，从来不见论述，只有少数几篇论文略有注意。提到“二战”时期的日本人民时，作者总是说他们向往和平，反对战争。这里的“日本人民”已经成了某种符号，如同提到水，化学家们一定说它是由二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历史常常呈现着的是——
贫穷，并不意味一定善良，通情达理，倒可能愚昧，偏执，乃至嗜血。因此，贫穷并不比富裕更远离罪恶。
人民，并不一定是进步与正义的符号。被少数乃至几个人以“人民”的名义给代表了，另当别论；就是真代表了自身的意愿，也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越是有着广泛民众参与的事件，其所谓目标的崇高，便有可能越是值得怀疑。
第七章 兽性考
特殊材料做成的人（1）
邱吉尔曾说艾森豪威尔是历史上权力最大的人。
作为盟军最高司令长官的艾森豪威尔却一直为自己所能统帅几十万盟军的权力而踌躇不安。
他记得年轻时第一次到欧洲，能亲手触摸到自己心爱国家的根，他是那样地激动和喜悦，他希望以后所有的美国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如今数十万美军有机会了，还有英军、加拿大军，以及为返回家乡而奋力战斗的欧洲盟军，可这种造访方式——诺曼底登陆却不是他所想要的。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说：“把这麽多年轻的士兵送去对抗希特勒的大西洋长城，让我感到心疼……”但他又十分清楚，若非此刻由他们洒下热血，盟军日后要付出的血账将会更大。
一次， 艾森豪威尔对自己的参谋长说：讲到权力，压力大的不是重大决策。在晚餐桌上有喝一杯开胃酒的时间，就可以决定打还是不打。枝微末节才困难。赌上百万人的性命很容易，难的是看到它对一个人的伤害有多大。你要是无法弄清这点，那么，你将失去人性。
为此，诺曼底登陆作战方案——从时间、地点、海浪、风速、月色、沙滩能否承重坦克，一直到误导德军、后勤保障、情报管制以及当地游击队配合……研究了又研究，核实了又核实，并几经修改、推迟，最终定于1944年6月6日凌晨实施。
命令一下，艾森豪威尔深感自己只是看客了，前线的将士们才是决定胜负的人。
在登机前十分钟，他赶来为伞兵送行。他心里明白，伞兵将是这次战役中伤亡最惨重的，有可能达到七成。这位平时不苟言笑、在军中不怒自威的四星上将，在伞兵面前一下慈祥得像个人民解放军的老连长，“你们有烟的都可以拿出来抽”，他掏出打火机，一一为他们点火。又问他们的老家是哪里？有来自芝加哥、奥尔良的，还有来自他的家乡堪萨斯。他或是握住这些年轻人的手，或是摸摸他们的头发。直到他们全部登机了，他才离开。
然后，艾森豪威尔一直在指挥部里沉着头等结果，没有人敢大声讲话，甚至连咳嗽都是轻轻的。当初步战况终于出来，参谋长告诉他牺牲者只有二成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着美国和欧洲说：“即使是二成，但对每一个牺牲者而言，就是百分之百。将士们都明白这一点，却仍义无返顾。我们或许无法再见到像他们一样优秀的人了，他们将和上帝同在……”
一年零二个月后，刚上任美国总统不久的杜鲁门，也为自己权力的使用而几经内心折磨。
为了“曼哈顿工程”，20万人关起门来奋斗了三年，耗费了20多亿美元。当那个有着1。5万磅重的胖家伙从飞机上卸下时，现场的搬运工人说：如果魔鬼会下蛋的话，这就是那个蛋了。
工人们说的只是笑话，他们并不知道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试验成功的详情——
试验证实，云柱直冲三万英尺的高空，顶部的光比太阳还要强烈。能使三英里范围内的一切东西炸毁，爆炸的火光在十英里外就能看到。一个士兵站在一万英尺之外却被冲击波击倒，一个在5英里外的士兵出现了暂时失明。位于试验地几英里外的一个小镇有位姑娘，看到了一道闪光而终身失明。爆炸声在50英里外就能听到……
还不知道当这颗炸弹从空中丢下后会发生些什么，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人类过去制造过什么武器，但与它比起来，都只是些小马铃薯。
作为“曼哈顿工程”的顾问，帮助研制出原子弹的罗伯特·奥本海默等一批物理学家，在试验成功后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坚决反对向日本使用原子弹，他们最让杜鲁门感到坐卧不安的一句话是：将可以毁灭人类的武器交给人类，这能放心吗？很可能前面出现的就是地狱。
以格罗夫将军和乔治·马歇尔将军为代表的军方却主张在无须警告日本政府的情况下即可使用原子弹，以产生最大的心理震撼。他们的理由也是确凿无疑的——驻日本大使刚刚拜访了杜鲁门，告诉他两件事实：一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外族入侵过日本。二是日本人从来没有被异族打败过，他们不知道怎样投降。这可能是日本人要战斗到底的原因。而军方的情报分析表明，这场原打算在1945年11月和46年初分两阶段登陆九州和本州的战役，将会要美军付出“二战”中最高的代价，估计其伤亡不会少于诺曼底登陆作战的六、七万人。但原子弹的使用可以起到威慑作用，美军的登陆作战极有可能避免。
杜鲁门再三考虑的结果是，必须先给日本人发出警告。这样做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日本人事先得到警告后，以亡命徒式的空军去拦截、击落载有原子弹的B…29重型轰炸机；另一个是日本人就此投降；从而不必使用原子弹。即使前者的可能远大于后者的可能，但总统决意以此举去赌后者的可能，因为这意味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得以保全。
同盟国各方在“波茨坦宣言”中发布了最后通牒——
我们……代表亿万国民，同意给日本结束战争的机会，特提出下列的条款：
一、必须无限期地剥夺把日本人民欺骗、误导到征服世界道路上的旧政府以及其影响的权力；
二、日本军队在彻底地解除武装之后应允许他们回到家乡过着安定而自食其力的生活；
特殊材料做成的人（3）
随后下起了雨，这种奇怪的雨以前从没有人见过。雨滴特别大，像男人的手指头，而且呈黑色，落在人们没有烧伤的皮肤上一下变成灰色，怎么洗也洗不去。
当天的死亡数字超过了10万人。战后统计，包括后来因辐射中毒、灼伤、创伤死亡的人数，广岛由于遭受原子弹爆炸死亡总数达到246726人。
8月9日上午，9点零2分，美国又在长崎扔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它的名字叫“胖子”，爆炸力相当于2。2万吨梯恩梯。选择长崎是因为这里的造船业发达，日本海军的舰船多出自于此，而且这里还有三菱钢铁和一批武器制造与一般制造业的混合企业。
颜色变化多端、且又诡异的蘑菇云下，怒火高歌，吞没了数以万计的住房和商店。旋风席卷着瓦砾昏天黑地地飞扬，以后也是致命的黑雨尽情抛洒。
无数步履蹒跚的人在摸索着前行，打懵了的人们有的裸体，有的浑身乌黑，有的身上扎满玻璃，有的脸上一团血肉。多数人仅凭着本能向一切有水的地方走去。在高热的强辐射下，人们都想喝水，水却被巨大的蘑菇云所释放的毒气污染了，当时在河边池边能看到大量被毒死的人，白花花地，犹如闷热天气里湖面上浮出的一片片死鱼。现在和平公园内修建了一个大水池，意在一片粼粼的水光前祈愿这些被渴死的灵魂能够得到安息。
这个时间，人们大多在室内上班，又由于周边群山的屏障作用，当时只死了7万余人。但全城树木皆毁，只有两棵银杏树活了下来。今天的长崎市里，映入眼帘最多的树木就是银杏。我猜想，关于吃银杏果能防癌的传闻，其出处莫不正来自长崎？
广岛爆炸并没有打破内阁长期以来是战是降的僵局。8月7日，铃木首相召集内阁成员开会，外交大臣重光葵再次建议接受“波茨坦宣言”，但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坚持没有必要投降，他还认为，投在广岛的不一定是颗原子弹。他警告说这可能是美国人的一个圈套，毕竟除了杜鲁门的声明，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就是原子弹。
在这之后，阿南同意派日本最优秀的核物理学家二岛义南到广岛核实。次日，二岛下了飞机，一进市区，即刻断言这决非其他炸弹所为，只能是铀弹，他曾用此种材料做了多年的试验。但陆军仍未改变立场，也不允许政府向全体国民公开这一惨剧。报纸、广播里只说：敌机在广岛投掷了“新型”炸弹，使之遭到“大面积的破坏。”
8月9日上午11点，铃木首相再度召开紧急会议。
年迈的首相说：“我们不能无限期地进行战争，除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外，日本无路可走。”
阿南惟几将军对铃木的建议再度做出了愤怒的反应：“谁能肯定日本百分之百地失败？……陆军当然不能接受这个宣言。”
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也坚持认为，通过上苍的干预，日本也可能设法击退美军，就像非同寻常的台风或者神风一样，那种神风曾在1281年击退了蒙古的入侵舰队。
海军大臣米内光正和外交大臣重光葵则支持铃木首相，他们相信：事到如今，天上和地上再出现什么奇迹都挽救不了日本。
阿南仍声嘶力竭地提出保卫本土的作战计划，他说：陆军还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