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6日：“赖际发同志率工人游击队及教导五连在榆次附近之坑西，夜袭汉奸集团，即所谓‘榆次治安维持会’，除旧太谷县县长及另一汉奸在逃外，全部捉获，无一漏网。”
1938年4月30日：“汉奸申国栋率伪军百余人，枪约70余支、轻机枪4挺，打着民训处的招牌，到处掳人勒索，群众痛恨已极。昨日我七七一团以17分钟的战斗，将其全部解决，一人一枪未逃脱”。
1938年5月5日：“今七七二团第一营出发洛阳镇以东破坏铁路，并摧毁铁路附近之汉奸维持会。”
1938年5月7日：“柏山村似有日人侦探机关，每日均有邢城之人来往。当令该团立刻带队逮捕，今日果捕来男女共八人，并有三瓦特半电台一架。”
1938年5月11日：“七七一团来电，进到皇寺镇后，先后共破坏铁道四次，两次袭敌之列车，捕拿汉奸二名，已枪决”……
军队锄奸工作卓有成效，地方上也积极行动起来。在陕甘宁边区，自1937年10月起边区各级政府建立了锄奸委员会，1939年3月5日，又正式更名为“边区民众锄奸委员会”，作为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保卫工作的民众抗日团体。在山东，《大众日报》专门介绍了严防汉奸的几种办法，最主要的是加强站岗放哨，严格检查行人，但对本地或本村的土产汉奸，强调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平常是一个穷光蛋，现在生活忽然阔起来，吃穿有明显的改善；
平日不常和外界交往，现在家中常有宿客，而且大多是陌生人，有时又晚来夜走，飘忽不定；
平时不大接近人，现在忽然对邻居街坊特别好起来了，见面满面春风，有时还无故请客；
时常出门不在家，朝出晚归，抛弃了以往的职业，在街上总好多打听诸如司令是什么样子，部队开到哪里之类的消息。
敌人来了不害怕，别人家坚壁清野藏东西，他偏不理。敌机来了别人去防空，他却拿着目标清楚的东西，在街上乱跑。
在谈话时，无意中露出亲日的口气，如说什么中国军队不行，不能打仗之类的话；
对地痞流氓不务正业的人也要加以注意，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敌人收买……
这些办法并不深奥，无需多少专门的反奸技术，当时在民众的锄奸斗争中却很管用。
汉奸，在北方多得像走进了一个管理不善的牧马场，随时都可能踏上的一脚马粪。在南方，也叹为观止，恍若黄梅雨天气里到处在滋生、蔓延的霉斑，尤其在两次会战里给我方造成了巨大损失。
一是淞沪会战。此战最后中国军队溃退的导引，在于日军增援部队成功地从杭州湾登陆成功，立时陷中国军队于腹背受敌之窘境。日军将登陆地点选在了出乎所有中国高级将领意料之外的金山卫，便首推汉奸的“功劳”。
一个奉命早期潜入金山卫的日军军曹山田武一，事后有这样的回忆——
我在接受任务时，感到了迷惑，我没有受过搜集情报这类事的训练，中国话也讲得不好，可是同伴们都鼓动我，用轻松的口气告诉我这是一趟愉快的旅行。我们随身带着许多当地人喜欢的小礼物，糖果、烟卷、电筒、胶靴，还有为数可观的“法币”，那是前两年刚在中国流通的一种纸币，信誉很好，中国人相信它。我们都穿着便衣。
大概在战争爆发后一个星期，我们从上海出发，自松江县，经金山县来到金山卫。住在一个姓陆的当地人家中。我敢肯定，这家姓陆的，接待过的日本人，我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5）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走遍了这里的海滩，这里的海面辽阔，地形开展，很方便大部队的集散、运动，但是，水比较浅，根据我们的测量，军舰停下后，士兵们划着小艇需20分钟左右才能到达海岸，在这段时间里，守卫部队完全能够组织起一种有效的阻击。即使上了岸后，还未脱离危险，有大片的滩涂，泥沼可以陷没你的足膝，如果考虑到你身上还几十斤重的装备，情况就更糟了，守卫部队要做的事就是用准星对准目标。
庆幸的是，中国军队没有在这里布防，金山卫就像敞开了胸怀。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证实这一点……
我们和当地人平安相处，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买进他们售出的物品（尽管这些物品我们也不需要），你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甚至满足你过份的要求。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日本人，而且正在战争状态，但是没有人向当地政府或者警察报告我们的活动，我们很安全。
主人的儿子是我们的向导，向我们带一天路的价格是10元“法币”，这是个不低的价格，当时中国的一个普通飞行员的月薪也不过30元左右。他显然很珍惜这份工作，十分卖力和热情，有时候赤着上身钻进海中，快活地溅起一身水花，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我们。
我们随身携带的礼品发挥了很大作用，将许多当地人联系到了一些，通过这悠悠众口，我们证实，防守这里的中国军队是属于“杂牌”的地方武装，他们没有战斗力，不堪一击，而且防区远离海岸线，对登陆部队构不成威胁。
为了使我们的工作成果得到维持，我们又发展了许多亲日分子，发给他们电筒和信号枪。约定暗号，规定他们联络时间，在登陆的前几夜，金山卫一带海岸线，到处都可以看到电筒的光柱和信号弹，像夏日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这种景象，连飘泊在海上的帝国军队都能清晰地看见，这是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亲自告诉我的。 （ 转引自 《国共抗战——肃奸记》）
二是武汉会战。
南京失陷后，武汉已成为国民政府实际上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为了阻止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攻占武汉，国民党军队在郑州东北郊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洪峰突发，夺路东去，淮河流域尽成泽国，日军运动极其困难，其进攻路线只能沿长江西上；别无它途。长江的江防顿成万众瞩目的焦点。马当，便是长江下游南京到武汉之间的第一道屏障。在此，中国海军设人工暗礁30处；沉船30艘；布雷1600余颗，无疑指望这一带江面能成为阻挡鬼子西进的滑铁卢。
1938年6月8日，拂晓。某部连长率着两个士兵沿江边查哨时，抓到一个形迹可疑的青年。刚刚挨了几下枪托，细皮嫩肉的此人便竹筒倒了豆子——
问：你叫什么名字？何处人氏？战前系何职业？
答：我叫周文冠，苏州人，22岁，辍学后在上海一家日本纱厂做事。
问：你接受什么人的命令？有什么任务？
答：我的表哥在伪市府做事，他是日本留学生，是他让做这些事的，他只是让我把看到的记下来就行。
问：这些东西你交给谁？
答：有人从安庆过来取，但到现在还未有过一次。
问：还有哪些同伙？
答：就我一个……临来时，听我表哥说，不止我一个，他这是替我壮胆。
问：你知道这是出卖国家、出卖军事机密的行为吗？
答：我被人欺骗了，知道有罪。
在周文冠的交待材料里，有一段叙述了他“落水”为汉奸的过程。
……上海打起来前，我就失业了，靠帮人家抄写和表哥接济生活，苏州乡下的父母都老了，没有力量再负担我，我也不愿回去。中央军队撤退上海后，有一天表哥找我，问我愿不愿找事干，我说愿意。后来就有日本人找到我，还有其他一些人，给了我们任务，说完成以后，就在上海市为我们安排就业，有的人想去日本上学，他们也可以帮忙。我当时正走投无路，连生活都很困难，听说这些条件，没有细细考虑，就答应了。（ 转引自 《国共抗战——肃奸记》）
周文冠因刺探军事情报罪被立即枪决。
像周文冠这样的大大小小汉奸几乎布满了长江沿线，有渔民，有船工，有农夫，有商人，有学生，有士绅，有流氓。周文冠的情报没有送出去，但其他汉奸的情报送出去了，日本人对马当的江面情况、中国军队的配置了如指掌。6月24日，日军波田支队乘八艘运输舰顺江而下，至东流舍舟登陆，连陷马当东面的香山、黄山、香口诸要地，乘胜攻向马当。马当要塞500名中国士兵尽管拚死抵抗，却因众寡悬殊，援兵不至，伤亡殆尽。26日，马当失陷，日军又拿下湖口，凶锋直抵九江。
九江若破，武汉下游则屏障尽失，国民党方面决心要固守九江，在此积集数十万兵力，但日军的进攻势头风掣电闪，九江防务应对却仓促不周。更严重的是，作战部队都有一种被汉奸包围了的感觉。一个到处在口口相传的例子是——
在九江与瑞昌之间，有一处炮兵阵地，驻守该地的是某炮团三连。某日，该连正接收查验刚从后方运来的两门山炮。山炮由两辆美国道奇卡车拉着来到炮场，正是开晚饭时分，几乎所有官兵都围过来等着看这新家伙。连长指挥几个士兵卸下大炮，又脱去炮衣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了——两门大炮的炮身、炮筒上，都赫然刷着攻击蒋介石、反对抗战的口号。连长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是他亲自押的车，一路上日夜提防，戒备森严，汉奸尚且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大炮上刷“反标”，那么，这些来无影遁无形的蟊贼日后再在炮身上做点其他手脚不也是轻而易举？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7）
1940年7月15日，又枪毙了在沙坪坝、小龙坝等处以手电筒为日机轰炸重庆施放信号的刘荣华、张锡彬。
1943年9月20日，图谋刺杀美国空军人员的赵忠绥也被执行枪决……
一位住在上海多年的英国侨民柯林斯，在他日后的一篇回忆录里满是疑惑地写道：
“中国是一个让人难解的国家，它的古老、它的悠久，都说明这个国家有它存在的道理和能力，许多在华外侨都亲眼目睹了中国军人勇敢抗敌的一幕，视死如归，较之西方的军队犹有过之。即使他们的一些童子军，那种爱国的热情也足以让人感动得流泪。但是在这些事迹发生的同时，汉奸的数量也达到可怕、惊人的程度，他们几乎是不受良心谴责，不在乎公众舆论。假如在英国，在西方随便一个国家，这种压力就能把他们压垮，而在这里，他们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 （ 转引自 《国共抗战——肃奸记》）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按照中国的路数，“精英”多“荟萃”于官场，因此比起草根卖国来，“精英”卖国更可怕，亦更彻底。
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为例：政务长官殷汝耕，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秘书长池宗墨，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财政厅长赵从懿，留学日本法律科毕业。建设厅长刘云笙，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实业厅长殷体新，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秘书处长陈曾式，日本明治大学毕业。保安处长刘宗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在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17名主要官员中，留学日本的为11人，比例高达五分之三强。在“精英”汉奸中，留学日本或在列岛生活过的人比比皆是。如伪华北临时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汪时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