Ｈ缥被绷偈闭耐蹩嗣簟⑼跻咎啤⑼跻裉⑼羰杯Z、周作人，汪伪政权之周佛海、高宗武，淞沪之战之前任职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主任、有资格参加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因而出卖了我军在长江的江防情报的黄濬……大量接纳培养中国留学生，显然也是日本破解我文化中国的得力手段之一。
在“精英”汉奸里，旧官僚、失意军人也占一定比例。由于北洋政府、旧军阀的垮台与失势，他们都成了过了气的人物，偏偏又不甘于过气，这便转化为对任何权力、哪怕是危险权力的狂热追求。若再有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满，即便是其双亲从坟墓里站起来拖住他，也拦不住他要走卖国求荣的道路了。前者的典型是马良，70多岁一老朽，仍在老骥伏枥，可惜日本人嫌其昏庸，找了另一个人来继任其伪山东省省长之职，他却老泪纵横，迟迟不去；后者的典型是周佛海，他一向自命为可经纬天下的干才，一直觊觎能执掌全国的财政大权，可这位置总给宋子文、孔祥熙等皇亲国戚坐着，不让他染指，于是“不以国士待之，当不以国士报之”……
像原本是“民主斗士”的陈彬龢这样具有角色的多变性、丰富性的“精英”汉奸，决不在少数——
如汪精卫这样曾谋刺清摄政王、被捕入狱时写下“行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倒清干将；
如陈公博、周佛海这样激扬文字的“五四”名将；
如王克敏、梁鸿志这样当时几乎妇孺皆知的民国闻人……
谁能料到，郑孝胥这样的前清巨绅，在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后，亲自操刀写下深得日本军部大加赞赏的“满洲国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自由亲爱并无怨愁。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
谁能估计，一向标榜在书房里“不会诗下酒，岂是文作饭”，自许要向大众传道布施的周作人，一旦走出了书房，撑起了伪北大门头外，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一年之间，还三次南下，风尘仆仆于徐州、涿县、保定、井陉、彰德、石门一带，“视察”各地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情况。每到一处，都先去拜见当地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然后慰问陆军医院伤病“勇士”，检阅地方保甲自卫团，视察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表各种训示……再马不停蹄地奔往另一处。回京后又接见记者，发表“感怀”。他还曾头戴日本军帽，身穿日本军装，站在天安门上检阅“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当年周作人在《五十自寿诗》中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如今袈裟不穿却穿上了日本人的戎装，实在是滑稽到家了。
又有谁能想到，曾受过欧风美雨熏陶的温宗尧——年青时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对于建立民国助过一臂之力，以上海广肇所名义垫款42万两银子给孙中山，民国成立“南北议和”时，他为广东大元帅府七总裁之一。他“落水”后先任南京维持会长，后当上汪伪政权立法院长，竭尽种种卖国之能事不算，居然率尔操觚，阐述日本侵华的一片善心：
“日本之攻打中国，与西洋各国之攻打，其性质全不相同，盖西洋之攻打中国，其目标是在瓜分中国，日本之攻打中国，是欲中国之合作，以图共荣共存也。日本首次与中国战斗，是在1894年，其时中国串通高丽国，以谄媚俄国而排挤日本，日本惧高丽一旦落于俄国之手，必危害日本之生存，故为自身之存亡计，而不得已与中国战斗也。假使当时中国与高丽，能与日本携手合作，则东亚之新秩序早经成立，而中国与高丽之富强，亦必与日本无异。果尔，则不独1894年之战祸不致发生，即1932年之战役，与今日之战祸，亦即可避免也。”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9）
在中国极少难看到自身忏悔的文字，并不从新中国始。
那时的“落水”文人有为数不少的一批，此后仍从事著述的还很有几个。当时在北平“落水”的周作人，晚年笔下回顾附逆情形则要惜墨如金得多，在一本近40万字的《知堂回想录》里，不过寥寥数页两千来字而已，且多是关于自己曾被行刺的记录。而《世纪挥手》近30万言，涉及的附逆内容有三四万字，其中章克标还写到自己任伪职时不再用为社会所熟悉的本名，改成“章建之“，“好象有了这个伪名之后，就可以把一切罪恶都归这个伪名去负担，这无异于掩耳盗铃……”
老人如此直逼内心的反省、检讨，在中国，真堪称是士林“异类”了。倘若不是具有“异类”精神，我想，老人也就不会有在99岁上公开征婚、再求良缘的惊世骇俗之举。
从章克标的回忆里，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比起鹑衣百结的华北老百姓来，都市里一般文人们的生活肯定会好过些，而且不会有敌人的刺刀顶在后脑勺上，但为生活所迫，仍是他们成批“落水”的一个理由，也是他们自责时的一针麻醉剂。
若完全能用生活所迫来解释，也不尽然。
在孔孟被抬举得比泰山还高的山东，常常见一个班的日寇，就轻易地占领了一个县城。七、八个鬼子扛着面太阳旗来扫荡，三四万根据地军民就赶紧“跑反”。
北方叫“跑反”，在南方也叫“逃难”。1944年，从桂林逃到贵阳这一线，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经济学家茅于轼是这样回忆的：
那次，因为火车、汽车的运输能力锐减，我方几十万军民只好扶老携幼、沿公路徒步撤退。难民们饥寒交迫，疾病加疲劳，死伤无数。
尤其可悲的是难民们在这种困难条件下，非但不是互相帮助共渡难关，而是乘人之危，彼此算计。我父亲的一辆自行车，当时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被人偷走。还有一个单位的几十口人为了逃避后面追赶的日军，离开公路，走小路上山寨躲避，被当地百姓收留。不料一个恶霸看中了一家人的女儿，非要逼她成亲，否则几十人性命难保，患难之中被人逼得骨肉分离。类似的趁火打劫的事层出不穷。后有敌军追赶，上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周围还有自己人的暗算，从柳州到贵阳六百多公里的沿线弃尸无数，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当时沿黔贵线撤退的百姓估计有几十万之众，而日军从柳州进犯的部队仅仅3000名骑兵，既无重型作战装备，甚至缺乏粮草辎重，却造成了如此结局。为什么？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形容中国四万万人是“一盘散沙”。
——（ 中国文联出版社 《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精品茅于轼》）
南京大屠城后，近百个日本兵，押着五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途中，几次有人提议跟鬼子们拼了，但周围是铅块一般沉重的沉默。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
同是“二战”中，列宁格勒被围困900天，苏联军民战死达90余万人，是南京大屠杀的三倍，但是他们消灭了20多万德军。更重要的是，苏联人决不后退，即使在城市大部被占的情况下依然顽强战斗，最终将德军赶出了列宁格勒。前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叫回了原来的名字：圣彼得堡。虽然红星已从国旗上摘去，但圣彼得堡这座最具“二战”同盟国英雄气概的伟大城市，依然让俄罗斯民族世代为之骄傲。
回过头来看南京大屠杀，中国人的心头除了切肤的仇恨，难道没有其他难言的滋味？
在中国从来孝优于忠，忠孝不能两全时，大部分国人选择孝，少数人例如岳飞的母亲，要岳飞不必尽孝，先去尽忠，结果是岳飞反被皇帝及奸臣陷害，成为尽忠的反面教材，日后的千百万“红卫兵”更是为此悔青了肠子。中国的忠也只要求吃皇粮的，古来老百姓就有一句形容自己与政府关系的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在抗战最激烈的时候，不少日本战斗机飞行员会惊愕于一个奇特的景象，日军与我军正在城内外激战，城外不远的农田中，农民竟然若无其事地在田里劳作……
“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时下版，便是日军军曹山田武一对金山卫农民的一番评价：“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居民的观察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只要你和他们拉上家常，先递上烟卷和糖果，他们就会打开话匣子，即使你中国话说得不流利也没问题，重要的是你必须听懂和事后的证实……”
于是，历史若不算是惊人地重复， 也不过是稍稍往前移了几寸——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的景象是：“‘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衙千百！”
37年后，日军进入北平时，没有出现任何民间自发地抵抗，有的只是一座静默的城市，街道上空无一人……
痛心于此的梁启超的结论是，正是自古以来政治体制中“国民权利”的丧失，才导致了国民国家观念的阙如及文化信念的崩溃：“其能受阉宦、差役之娈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国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其能奴颜婢膝乞怜于权贵之间者，必能悬‘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他族之师也”。（《新民说·论权利思想》）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10）
胡适先生后来也说过大约同样意思的话——一个现代而又自由的国家，不可能是由一群听话的奴隶们建造起来的。
柯林斯的看法，则紧扣了当下的战局：“看来，蒋政府应该认真地考虑这种现象了。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
雷歌一般骤然（1）
到了1945年元旦，历史已在悄悄地为我们民族开辟走向胜利的通道，但当时，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还有老百姓们却并不知晓。
因为犯了兵家大忌的“酱油滴水”战略，也因总体上我军英勇地抵抗，日本未能像德国以闪电战在欧洲频频得逞那样完全占领中国，而且，随着40年代的到来，两者间渐进入相持阶段，这已经咬紧了牙关，实属不易；虽然在欧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是处处反攻，一片光明，但这片光明，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能降临到亚洲、中国来，许多人心里都没有数。有数的那只是在后来的电影与小说里……
元旦这一天，在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伪行政院代院长陈公博的元旦献辞《努力三大工作，完成复兴使命》。三大工作是所谓“肃正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申报》自己的元旦献辞里，则重申伪中央政府的“革新政治四原则”：一、强力政治，二、专家政治，三、亲民政治，四、廉洁政治。字里行间远看不出大厦将倾、狼奔豕突的意味。
这一天，重庆的《大公报》在显著位置刊载的也是领袖的贺岁演讲，题目是“蒋主席元旦昭告军民 安危胜败枢纽今年》，副题是《充实战力确立信心争取胜利 召开国民大会不待军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