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楼 第八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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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出那条胡同，心里渐渐平静下来。
我不想打听，那甘七究竟靠什么发了那么大的财；也不想打听，他另外的兄弟姐妹，是都发了财，还是各有各的命运。我并且不想打听，甘木匠和他的妻子，是否还都健在，对于子女的发财，他们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反应，他们是将与甘七同住进那重金购置的小院中，还是仍固守在那月洞门中、马樱花树下的老房子里……是的，我都不想打听，因为那一切，同我实在都没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有一桩事是无须打听的，就是在这条胡同的35号大院里，在那个月洞门里面的小院落中，在那株巨伞般的马樱花树下，活过，并且又死去了一个名叫甘福云的女子，她临死前，默默地爱着一个绝对没有爱过她，并且不可能去爱她，甚至在今日的回想中也丝毫不爱她，今后也不可能通过臆想去爱她的，那么一个比她小一岁的男子。那个绝对不爱她，并且简直心目中没有她，甚至连真正花力气去鄙弃她欺侮她也不曾有过，无非是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地戏弄她、伤害她一下的男子，对她惟一的印象，集中起来，不过只是一个怪诞的符号：蓝夜叉。
我不想再打听什么。我曾去隆福寺——现在那里是一幢现代化的高楼，称之为“隆福大厦”。平日里就开放着六层营业大厅，各层间有电动滚梯相连，里面发售着一切最时髦的什样百货，从进口原装食品到香水发胶减肥霜，从金银首饰到卫生间用具，从真皮沙发到卡拉OK演唱机——探问过：原来寺庙里的那些文物，比如说毗卢殿里那举世无双的藻井，究竟到哪里去了？人们告诉我，所有能用来修筑地下防空设施的东西，“文革”期间都用于“深挖洞”了，算是“化废为宝”、“古为今用”吧。至于那架藻井，据说原也拟用于当做洞中撑柱的，但无论如何也拆解不开。后来又打算干脆用斧子劈碎烧砖窑用。但据说斧下只爆金星，锛得持斧人虎口几乎开裂，而那木料却坚不可摧。于是乎，有位老职工告诉我，听说是运到雍和宫里存放去了。我曾又去雍和宫里询问过，那十几年里雍和宫几易归属，现在被询问的人茫然无知。看来也并不在雍和宫中。那么究竟哪儿去了？“藻井知何处，剩有游人处。”藻井如此，其他人事又何堪探问。所以，我想就一概勿再打探吧。逝去的就让它逝去，湮灭的就让它湮灭。
我的朋友，忘却，你好！把你的筛眼，再豁达些吧。我拥抱你。
四牌楼 第九章
四牌楼 第九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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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记得十几年前在南郊的一幕：装载活羊的闷罐小车沿着专用铁路驶拢了那个肉联厂的专用车站，车停后很快有人拉开了一扇扇铁门。于是，一群群懵然无知的羊群便自动拥出车厢。在另外一些人的轰赶下顺着一条铁栅栏住的通道奔向一个宽大的仓库——它们在那里顶多只待上一夜，然后便被送去顺序加以宰杀。
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文笔优美的作家叫阿城，曾写过一篇传诵一时的散文，讲在城北德胜门外看到从口外一路轰赶来也是供人宰杀的羊群，当想到那些羊竟然是自己把一身肉从几百里外不劳人类耗费运输工具而迢迢地运至屠场，不禁悲从中来，怆然深思。
但他十几年前目睹到那些羊群时，却全然没有悲怆的联想。他的阿姐、姐夫屈晋勇、侄儿屈嘹和侄女蒋飒，也一定没有。他们看到那景象甚至于非常快活。
城北的那些“走羊”也许会被分散地用老式方法非常残忍地被宰杀掉，城南的这些“车羊”却是用现代化的手段，吊起来按顺序先被电击失去知觉，然后才被“科学地”、非常“羊道”地肢解……他随阿姐和勇哥参观那肉联厂的屠宰车间时很为新时代的技术进步而自豪。
他们高兴，究其实，当然还并不是为了肉羊的丰收或屠宰技术的进步，而是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中连续数年、充满奔波与不安的生活之后，阿姐一家终于又回到了北京。
在部队那个文工团里，鞠琴、常延茂两口子，还有屈晋勇，原是很本分的成员。但在令人难以把握又难以逃避的政治风浪中，他们在所谓“五·一三”事件中，都站错了队。所谓“五·一三”事件，就是1967年5月13日，军队中的一部分文工团成员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萧华将军作词的《长征组歌》大型演唱会，而另一部分文工团成员在据说是萧华将军本人的暗示或至少是默许下去冲击了演出现场，不让他们演成，双方结果酿成了武斗。那一场部队文艺团体内部两派群众组织的冲突，很快由当时的林彪副主席和江青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做出了裁决，他们判定演出的一方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冲击演出的一方为被“一小撮坏人”操纵的犯错误者。这样，不久后鞠琴一家和勇哥一家便相继被文工团下放，鞠琴一家去了江西，鞠琴和常延茂都分配在南昌一个部队机关的宣传部当干事，勇哥被一家伙下放到了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倒是给了他一个兵团文艺宣传队副队长的职务，阿姐便在兵团下属的一个技术学校里教书。阿姐不能适应海南岛的生活，心理上总不能跟离开大陆的四面环海的岛地认同，便一再要求勇哥想办法调离海南岛，回到大陆上去——哪儿都行，只要别一躺下睡觉便总感觉屋子外头四面都是茫茫海水……后来想方设法托关系，总算调到了湛江，又转到肇庆。在肇庆时，他们万没想到林彪自己构成了一个“九·一三”事件，林仓皇出逃，同老婆儿子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的那些亲信，黄永胜啦，吴法宪啦……全成了罪人。这样，当年林和其亲信所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便不香了，而萧华将军却又复出，因此当年“五·一三”事件中冲击演出的一派，其罪名也便不再成立，这样，因“五·一三”事件站错了队而被下放的文工团员们，便纷纷要求“平反”，要求返京，鞠琴一家没等“四人帮”倒台便回到了北京，“四人帮”一倒，勇哥阿姐他们努力地争取，鞠琴常延茂鼎力相助，这样，在十几年前的那个初秋，他们终于也如愿以偿。
勇哥回到北京，是用了“复员”的方式，这样当然就不是回到文工团去重操红氍毹上的旧业，而是分到了二商局下属的肉联厂，安排为工会主席。阿姐便相应安排到二商局所属的一个食品研究所。
他记得，刚回到北京，在南郊的肉联厂里，阿姐一家暂时住在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平房里，运回来的许多家具箱笼都仍然用棕绳草绳捆扎着，阿姐、勇哥和刚过10岁的飒飒合睡一张临时借来的大木床，大木床一侧刚好可以竖放一个长条柜，已经14岁的嘹嘹晚上便到那上面睡觉。余下的空间因为毕竟要居家过日子呈现出一片混乱的景象。屋子外头有个临时搭就的小厨房。因为是肉联厂，又在郊外，所以蚊蝇格外多。他记得他头一回去看望落下脚的阿姐一家时，被那屋里屋外成团舞动的苍蝇吓了一跳，阿姐每在屋外炒好一盘菜，端到屋里的小桌上，勇哥都要立即盖上一张报纸，就那样揭开报纸吃饭时，菜里还是免不了要落着几个被热油烫死的苍蝇。他面对那个情境觉得难以下咽，但阿姐一家却都吃得津津有味——不管怎么说他们吃的是北京饭了！
他记得，鞠琴约他们去看部队文工团的新演出——鞠琴和常延茂也没回到部队文工团，而是到了一个地方的文工团，鞠琴参与组建合唱队，常延茂作行政工作，但鞠琴同原文工团联系很密切，所以手里常有大把原文工团演出的入场券——演出的地点不是别处，仍是那北京展览馆剧场，而演出的节目也并非什么新的创作，仍是那萧华的《长征组歌》。他注意到，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连平日最不把内心活动反映到脸上的常延茂，以及似乎泪腺里从无泪水的勇哥，脸上竟然也明白地写出了沧桑之叹，眼眶里竟然也亮起了晶莹之物，阿姐也在唏嘘，最能以乐乐呵呵化解一切的鞠琴也眯着眼睛陷入了必定是沉重的思绪……是呀，将近10年的下放，始于斯，终于斯，绕了一圈，还是这个“组歌”，人生怎么如此奇诡？
四牌楼 第九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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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刚从南方返回北京的阿姐，即便暂时落脚在那么个地方，仍是心情大畅的。
阿姐甚至认为跑到肉联厂最南端的内部车站，看火车御羊，也是一大快乐。他记得，几乎他每一回去阿姐那里，只要有运羊的火车来，阿姐勇哥便总招呼上他，带着嘹嘹和飒飒，去看闷罐子车下羊。
确颇壮观。一定比阿城在德胜门所见到的羊群不仅数目多而且更密聚。有的羊在闷罐车里大概因吸氧不足已近乎昏迷，一下车便四蹄不稳打上了趔趄，而另一些羊大概不畏艰难生性强悍，一下车便四蹄高扬乱跑起来，一些轰羊的工人便不得不扬着鞭子驱赶那些迟慢的羊、管束那些逸出通道的羊，这时嘹嘹和飒飒便进入最亢奋的状态，他们手中各持一根长长的柳条，跳跃着，跑动着，尖叫着，游弋着，为轰羊的工人助威——也同时添乱。因为有的羊本是温驯地在往栅栏拦出的通道里跑，他们一吆喝，反倒慌张地逸出了应在的行列……但寥寥的几个轰羊工人对两个孩子的助威虽不甚欢迎，倒也并不反感。阿姐在那景象前面便咧开嘴笑，也不顾羊蹄掀起的昏黄沙尘——她笑，显然并不是为了羊群，而是为了她的两个孩子，从她的笑容中可以看出：她欣慰于自己总算把生于北京的儿女又带回了北京……
阿姐他们一家下放时，嘹嘹已能欢蹦乱跳，他见到已成为少年的嘹嘹那样奔跑着赶羊，并不觉得奇怪，而嘹嘹在奔跑中也不时朝他投过亲切的一瞥，仿佛要格外向小舅显示出回到北京的快乐；飒飒却不然了，阿姐他们南下时飒飒还是个完全不省事的、瘦小得可以装进旅行袋拎着走的小丫头。她对小舅根本没有留下印象，而重逢后他对她也完全感到陌生，令他无比惊异的是虽然长高变大，却依然显得干瘦精黑的飒飒，在挥舞柳树枝轰赶羊群时竟比嘹嘹还要冲动激烈。她头发稀薄焦黄，在脑后结扎出两根细细的短辫，一点儿没有她妈妈少女时期头发乌黑丰茂乃至获得“小辫”绰号那样的丰采。她的胳膊和腿杆也显得过分细长，惟有那“崩儿头”下深眼窝里的一双大眼睛，焕发出阿姐青春期特有的炯炯神韵；他至今记得飒飒在那火车站轰羊的情景：简陋的连衣裙在跑动中紧裹在她身上、大腿上，敞开的毛线外套下摆闪动着，她额上汗津津的，嘴里不断发出用粤语呼出的尖叫，在兴奋的东拦西截的跑动中使劲地舞动手中的柳枝，一只鞋跑丢了，便爽性甩掉另一只鞋，光脚在那沙石地上跑，而她做这件事时，眼光只盯着羊，没有一次朝他，或阿姐、勇哥站立的地方瞥视过……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比男孩更乐此不疲？他对外甥女飒飒的这种惊异感一直保持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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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阿姐本身可谓“百废待举”——首先他们连正式的宿舍还没分到；两个孩子虽然总算进入了附近的小学插班就读，但因户口未正式落定，也只能算是借读；阿姐本是学农业机械的，食品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