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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第一，说明了现代工业社会中遗传并非地位获得的主要途径，而更多依赖个人自身人力资本和努力。他们认为，社会阶层现象包括了先赋性和自致性两种因素，先赋性因素指的是与个人出身背景相关的各种因素，主要是父亲的职业和父亲的教育水平；自致性因素则是后天靠个人的努力和经历所获得的一些个人特征，主要是个人的教育水平。个人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一方面也要受家庭出身的影响，上一代中的不平等会在下一代中不同程度地再现。在美国，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最大的，首推其受教育程度，其次为其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职业地位，父亲职业对子女职业的直接影响比前面二者小。第二， 研究方法和量化技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调查研究的数理化倾向日趋明显，抽样理论和统计检验的引入、社会测量法的推广、社会统计学和数理社会学的发展等等，都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研究方法的定量化。同时，理论的发展也越来越取决于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的提高。布劳和邓肯在研究中首先从理论上假定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个人在获得社会地位（职业地位）时，要受到在个人生命周期中顺序出现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程度等先赋性因素、本人的初职和教育程度等获致性因素。通过比较两种因素影响程度上的差异，便可以对社会开放程度的大小做出判断。接下来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建立个人地位获得的统计模型。然后再将美国1962年实施的“一代内的职业变迁〃的调查数据代入模型，建立复杂的因果统计分析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统计检验，用以解释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实现过程以及影响这种实现过程的各种因素。直到今天，该书中采用的基于社会经济地位指标而建立的职业声望量表和路径分析，仍然是社会流动研究者们使用的常用方法。
但是，成也方法，败也方法。他们表现出一种过分依照统计分析技术的倾向，因而得出的结论经不起推敲。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现代统计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普及，后来者又创造了许多更为复杂艰深的新的路径分析模型和其他数学分析模型，完全背离了社会流动研究与社会分层研究不可分割的逻辑原则，使社会流动研究成为一种纯粹的数字游戏。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反思社会流动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取向，即从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整体出发去研究流动。
4。社会流动研究的结构理论
研究理论（10）
反思的成果之一就是结构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佩尔·奥斯特等人，他们认为社会结构与个人成就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工作结构本身的运作而具体表现出来，强调个人特质之外的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对于社会流动特别是职业流动的影响。
结构理论的研究方向，聚焦在3个方面：一是探讨经济。产业部门。公司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及其分割状况。有些学者从二元化观点出发，认为劳动市场分为两个不同的部门：垄断资本主义（主要劳动市场）和竞争资本主义（次要劳动市场），在这两个部门存在着不同的就业类型、不平等收入和福利待遇以及不同的职业提升阶梯。前一部门以高生产力、高报酬、高水平职业保障与晋升机会为特征，包括了大多数技术发达的行业与经济领域，后一部门则与它恰恰相反。这种部门间的差异不是由于个人素质或人力资本的不同所致，而是由于劳动市场组织的不同和结构分割因素所致。二是探讨这些分割现象对个人收入和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在核心公司、垄断行业或主要劳动市场的工人拥有的收入机会是其他工作在竞争性部门的同行所得不到的。三是探讨不同的产业部门、公司或劳动市场结构对职业生涯流动的影响。有些人认为，应对劳动市场中雇主与工人出于各种目的而成立的各种组织的作用予以关注，这些组织对于劳动力流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组织为了达到为其成员谋利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和策略，从而造成不同部门中流动机会的不平等
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80～84页。
。
其实，个人的职业流动是个人层次的要素和结构层次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非此即彼或厚此薄彼的研究都不能全面地反映这一社会过程。由此看来，结构理论的缺陷也是明显的。
（二）中国学者的研究
中国社会学对社会流动的研究起步较晚 。在中国学术界中，人口学和经济学最先开展对改革开放后全方位的大规模的社会流动的研究，但是，它们关注的重点是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问题。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些学者在研究了社会分层后才转入对社会流动的研究。
中国学者关于流动的研究多集中在：第一，职业流动。有学者认为，年龄与教育程度是影响职业流动最主要的两个个人特征，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差别则是影响职业流动的一个主要的客观因子。 陆学艺认为现代社会流动机制已经出现，并逐渐取代传统社会流动机制。“获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主要因子。第二， 外来工社会流动的原因。李汉林认为外来工在积极地和城里人打交道，在异质性的弱关系中寻求资源、发展和机会，整合到城里的社区和社会之中。靠初级的社会关系，逐步地形成了外来工在城市社会中生存、发展的基础。曹子纬认为外来工主要是通过社会网中的强关系来寻找工作的；外来工中社会网中的支持网主要是初级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农民流动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劳动力流动，更是一种社会流动，它包含着社会地位的变化，社会流动结构对他们来说往往是得到的多于失去的，但因流动是在城镇二元劳动力市场背景下进行的，他们社会地位上升途径单一，各次职业获得的相关性很弱，因此，再次职业流动发生地位上升的较少，这使流动农民群体中的精英分子产生失范行为。李强等学者认为，中国需要更多的人上升流动，以发展社会中间层，但农民比例过高，限制了现代化社会结构构成。
中国的社会流动研究在本土化和理论建设、研究方法创新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社会流动研究是定量方法运用十分精细的专门研究领域，一定程度的模仿是必要的，但不去创新就会失去生命力。
研究方法和过程
作为一种较大规模的实证研究，我们有必要对我们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和过程作一说明，看我们研究资料的获得方式和途径是否合乎科学研究的规范。
一 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是在全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课题组的统一研究思路下，采用统一的“城市问卷”，结合深圳的情况设计了具体的抽样方案和调查实施方案。根据深圳特区内与特区外人口结构的明显差异以及居住区域明显的阶层化的特点，本次调查抽样采用的方案如下：
第一，地理范围：调查范围界定为特区内的罗湖、福田、南山、盐田4个区。
第二，一级抽样框的建立：以居委会为第一级抽样框，对特区内四个区所辖的25个街道办的277个居委会进行编码排序，等距离抽取31个居委会作为调查执行地，在实际操作中合并了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居委会，实际调查在30个分布在23个街道办的居委会中进行，从地理位置上全面覆盖了特区内的每一个地段，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深圳不同地理位置的人口结构的明显差别。
第三，二级抽样框的建立：以30个居委会的居民住户为二级抽样框。深圳每一天区域人口都会发生变化，各居委会的住户抽样框由抽样期间（2001年5月）实际居住在该居委会的居民组成。
第四，样本容量：根据总课题的要求和深圳课题组的实际情况，确定有效样本容量1000的基本目标，根据以往深圳同类入户调查成功率，确定实际抽样按150％的原则。具体操作是在二级抽样框中等概率计算各居委会的实际抽样户数，分别以有效户数和后备户数计算抽样距离，分别抽取有效调查样本户和后备样本户。
二 过 程
我们的调查大体分以下5个步骤：
第一步：2001年5月初～6月中旬，课题组研究人员对抽中的居委会逐个走访，收集（主要是借用）居委会当时的住户登记资料，主要由三部分资料构成：计划生育登记资料、第五次人口普查登记资料或住宅登记资料，同时进一步核实住户资料（确保调查时段抽样框住户均有人居住）
由于深圳各个居委会情况差异比较大，一些新建的居委会可能住房全部售出，登记有人口，实际居住最低的入住率只有1/3左右，因此在抽样前需要逐个居委会核实当时实际在住的户数及详细地址。
，确定有效抽样框。
第二步：在有效抽样框内等距离抽取调查户，分两部分抽取：首先以有效样本容量100％计算抽样距离，抽取有效样本户；其次以有效容量的50％抽取后备样本户，由有效样本和后备样本户共同组成调查户，内容包括详细居住地址和联系电话（有电话的住户）。
第三步：在调查标准时间的前2～3天，由居委会负责将“给居民的一封信”送到每一个调查户，并进一步核实样本户的情况，对极少数表示不愿接受调查的户进行适当调整（用同一地区的后备户替代）。
第四步：在抽样的同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直接对80名受过半年市场调查专业课训练的深圳大学本科学生进行培训，并进行试调查，根据试调查出现的问题进行第二次培训，使调查员较好地理解问卷的结构和每一个问题的设计理念，并明确现场调查的技术要求。
第五步：在调查的执行期间（6月16日～7月10日），调查员根据事先分配好的地址，80名调查员逐个区集中时间调查，因深圳入户调查难度非常大，因此入户后的抽样以“调查当天在深圳的家庭成员”作为抽样的基本条件，对于“无人户”或“拒绝回答”等问题的住户，以同一地域的后备户替代，根据Kish表抽出被访问者，在居委会的配合下，调查员按期、按要求完成了实地调查任务，经过严格的检验，共有910份有效问卷参加统计。参照“户籍”和“就业”两个指标进行综合加权后，加权样本容量是1373。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将调查资料收齐后，我们对进行了分析，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一 户籍构成
在有效调查的910人中，73。5％是深圳户籍人口，非户籍人口占24。5％。造成样本中户籍人口比例过高的原因是调查样本以居委会中的居民户为单位进行的，而大量非户籍人口居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或没有明确门牌号的铁皮房中，因此抽样框中失去了部分非户籍人口的资料。我们以成功访问的 221位非户籍人口为基础，根据2000年末深圳常住人口的户籍构成，对样本进行了加权处理。本报告采用的是加权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