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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说了这样做的害处，那就是无限的权利和不可侵犯的威信，会让人丧失健全的人格。古往今来。封建帝王鲜有人格健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让他以为自己是最接近神的人，而权力必然使人变质，任意妄为。为了统驭臣民，难免猜忌多疑，没有帝王能够例外。秦皇、汉武顶多是能够年轻时人格健全，年老时无不堕入猜忌多疑，滥杀无辜。他对李健有信心，李健和那些帝王们不同，认为李健有能力把握自己和国家的命运。毕竟还有一套很好的制度在制约他。
不管怎么样，大中华民族的实现，需要一个英雄，现在能这么去做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李健。
李健自1859年离开唐城就再也没能回去过，如今那里已经有百万人口，地域扩大不知几十倍，当年李健在北美唐城的威望和声名已经大不如以前。现在中国本土，太平洋西岸马上就要平定，李健的声名已经响彻神州。李健是时候回北美，再建丰功伟业，救唐城于危难，福泽万民，让北美永归中华。这样唐城才不会从大中华中分离，至少在李健有生之年不会。
读了王韬的长信，李健豁然开朗。是啊！他也想念唐城了。那里有他创业的艰辛，有他成功的喜悦。那辉煌的岁月在他脑海中如波澜壮阔的画卷徐徐展开。
李健对北美的决定也有了，他否决了张威回唐城的请求，同意汉斯回去，并批准了汉斯的计划。但是汉斯只作为北美援军指挥的身份回北美，其他的以后再作决定。这样的决定平复了军队将军们的反对，避免了北美人事变动的副作用，也为自己日后回北美打下基础。
二天后，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总理王韬的文章《帝王的两个身体》。
文章首先阐明一个观点，我们的时代需要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但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都会有两个身体，其一是自然身体，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这一身体是又有一系列自然成分所组成，出于这种身体状态之中时他和一样也有感情，也面临着死亡；另外一种是政治身体，出于这种状态时所有成员均臣服他的，他和他的臣民一起构成了身体，它为头，其他臣民为躯干。和自然身体不同，政治身体不受激情支配，也不怕恐惧死亡。奥古斯丁在其《论神圣的公民权》中说，所谓国民就是按照共同的法律和共同的利益组织起来，由众多人所构成的一个身体，但是没有头，那么这种国民便不能被称之为身体；在自然身体中，被斩首之后的身体只能称作躯干，同样，在政治身体的共同体不能称为身体。
在古代，封建帝王就是这个头，可惜的是封建社会没有法律约束帝王，帝王高于法律，只有传统、先例和道德构成巨大的约束。所以封建帝王鲜有人格健全的，老百姓印象最深的帝王恐怕是李世民了，觉得李世民非常亲切。这是因为：在所有的封建帝王之中，数李世民的人格最为健全。
人格最健全的人就是最有德行的，最不受感情支配的人。李世民人格的健全，可以从他与臣子的关系，以及他的以仁爱之心对待夷族的作为中看出。李世民承认自己对臣子和夷族有父性之爱。魏征感慨他们有李世民作君王是三生有幸。从魏征的这一判断中可以读出饱含沧桑的历史悲剧感：圣人王的出现是极为偶然的，上下五千年才有一个李世民，其在位也仅仅不过二十三年。所以我们不能依赖这样一位圣人王的出现。
历史的吊诡在于，暴君、昏君和明君之间距离其实并不遥远。人们发现，李世民和隋炀帝杨广相比，有着惊人的类似：两人都是次子，都有战功在身，都有战功在身，都聪明绝顶，名震中外，都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夺取皇位，都成功地在东北亚建立了军事霸权，赢得各族人民拥戴，被尊为天可汗或者圣人可汗。最后，这二人一个身败名裂，另一个却被后代奉为千古明君，
儒家认为，政治身体必须是理性的，免于感情的支配，所以儒家根本不担心帝王会做错事，会用无上的权力为非作歹。帝王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合二为一，而自然身体肯定是非理性的，而道德根本无法克制住感情，所以只有道德约束，没有法律来禁锢帝王的自然身体是极度危险的。有法治的苛政，比没有成文法的仁政，更为可取，因为前者还可以避害趋利的空间，而后者在非理性的帝王身体统治下，可以说根本无从确定何处可以逃避。即使帝王有道德，他们的道德也是极为不确定的，英明帝王的理性会多一点，还在襁褓中的帝王只会给予民众屎和尿。
我们不能赞同这样把整个国家的命运和正义寄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肉身之上，也不能心甘情愿屈从于这种难以忍受的野蛮和恐怖。我们必须追求对无上君权制衡的路径，探索社会的长治久安之策。在魏征等贤臣的帮助下，李世民找到封建时代长治久安之策，在中书省这一行政三分的制度框架下，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于是就有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它堪称儒家道德学说指导政治实践的典范。但是，这一盛世是短暂的，随着李世民的离去而人亡政息，犹如一道流星匆匆划过几千年封建史的上空。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没有法能够约束帝王的行动，道德操守终归是不可靠的。
最后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离不开一个元首，也就是说必须有政治身体和自然身体的并存，那么我们如何防止自然身体借助政治身体实施暴政呢？我们中华革命党人在建党初期便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建党初，临时大总统三军最高统帅李健便提出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健全法律体系，制定宪法，用宪法的形式，在掌权者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之间划一条较难逾越的鸿沟。
如今天下即将平定，正是将我们革命党人的理想和抱负实现的时候。
这篇文章一出，顿时在政府内部和民间炸开了锅。鞭挞讨伐之声一片，有些同情王韬的人颇感不解，王韬权高位重，为何将自己推到这风头浪尖之上？一般的百姓对王韬这种背经叛祖的说法难以承受，自然骂声不绝。政府内部的人怀疑王韬的政治用心，也出言讨伐。
李健看过王韬给他的信，明白王韬一片苦心，王韬虽然思想上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可是最终始终出身儒门，心里多多少少有贤臣侍明主的思想。王韬一面劝自己再赴北美创盖世之功，成为伟大的领袖，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王国。一方面又要防范于未来，避免出现权利腐化，想利用宪法鞭策制衡。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并且希望启迪民智，让人民能够认同。他一面警告人民不可以将国家的命运寄托于圣人王的出现，一面又对李健成为圣人王充满了期待。非常之世当用非常之策，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会怎么样？连他自己也不能知晓。他这是将一生的抱负作孤注一掷的赌博，也许他心中正被激情和矛盾煎熬着。他希望自己能够幸运的成为魏征，李健成为李世民。而且要比李世民更加伟大，当他们都离开人世之后，国家不会因为他们的死亡而人亡政息。政策可以平稳的承传。汉唐的盛世可以世世代代的延续。他的这片文章是一篇檄文，对全天下开战，包括李健和他自己。
李健钦佩王韬的政治远见和政治胆量，更钦佩他的政治人品。但是他和王韬一样，心里很迷茫。是机缘的巧合让他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自己没有做好改变历史的准备，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唯一能依靠的是那些历史上的政治精英们，比如像王韬这样的人。王韬的直言进谏，正是看出李健在处理国家大事时感情用事的倾向，北美军事指挥汤姆和举荐汉斯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健改变了王韬，王韬也在悄悄的改变李健。李健改变了历史，历史也在悄悄的改变李健。
全国都在讨伐王韬，李健却默不作声。
他在成全王韬。他和王韬都在细细的观察周围的反应。
李健的沉默，换来的是更多人的发言。在一片讨伐声中，开始出现支持王韬的声音。
首先是统辖四省改革的方举赞，他在上海发行的《申报》上刊登文章，名为《西方三权分立和盛唐的行政三分》，充分阐述了政府内权利制衡的优点和好处。建议政府充分完善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
方举赞和王韬一南一北，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舆论导向。
当然，也有意见不同者。政府高级顾问，山西大儒徐继畲在南京写文章也发表在《申报》上，题目是《中国需要总统还是皇帝？》。文章赞同资产阶级改革，但是他同时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皇帝，这是中国社会现实决定的，他赞同君主立宪制。
徐继畲的说法很能让中间派人士接受，舆论反响剧烈。他的文章一出，连随他刚到南京的李鸿章也坐不住了，提笔写文章投稿《申报》，题目是《中国需要一位皇帝》。文章主张在资产阶级改革的同时，适当的维护和加强皇权，应该给皇帝更多的权利。他的文章很受保守派的欢迎。
汉斯也不甘寂寞，发表了《国家与民族的融合—太平洋两岸的统一》，文章认为只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才能达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强大。
申报连续发表政府要员和在野知名人士的文章，舆论风暴的中心一下子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和南京。
此时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们并没有人参加这场社会大讨论。直到第一军三师政委蔡邦道在《广州日报》上发表文章《坦克和民歌—讨论对民众的引导》再将人们的视野转向南方，同时军队中也有高级将领参加了讨论。
蔡邦道形象的比喻，如果坦克代表政府的强大，那么民歌代表民心的归向；如果坦克代表新兴的革命，那么民歌代表传统的承传。文章从江西百姓传唱《十送红军》说起，建议政府应该重视引导民众，开启民智。坦克和民歌，除旧革新和传统承传，这两样东西是不矛盾的，人民接受坦克的同时嘴中唱着民歌，这样不是更好吗？只有在传统承传的基础上才能顺利的推行革命，他提醒重视舆论引导的同时应该注意方式方法。无论将来国家推行何种政策，民众的引导都是前提基础。
王韬抛砖引玉，对各种言论都包容兼并。一时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观点展开了激烈的大讨论，大江南北洛阳纸贵，报纸的发行量猛增。
此时王韬反倒像个没事情的人一样，伴随着南北大讨论，一道道政令不断发出。特别是政府全面通过了方举赞的经济改革方案。不过王韬依然对改革方案提出了许多限制。比如，对于金融市场，政府依然会加强控制，并且对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加强制度化管理。对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