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中大臣，谁也没有在意这个变动。国尉视察防务，本来就是分内职责所在，况乎秦国收复河西之地后也确实需要大大整肃各个要塞隘口，自然需要花费时日，岂能朝夕就了？
犀首却觉察到了此中微妙，心中大是不安。
他来秦国，献上的是“称王图霸，统一天下”的大计。按此大计方略，秦国应扩整大军准备东出，才是目下急务。而扩整大军，正是国尉职责所在，是国尉最不能离所的重大时刻；而今国尉却突然去视察“防务”，实在莫名其妙。视察关隘防务虽说也是正常，然则此举此时与“霸统”大计南辕北辙，却是极不正常。莫非秦国要采取守势，抛弃他的“霸统”大计？否则，如何解释司马错的作为？
司马错新贵失势，受了国君冷落被变相贬黜？不可能。如果那样，上大夫樗里疾或者自己，总应有一人担负扩整大军的重任。最重要的人物突然离都，做的又是与“霸统”大计毫无关联的事，“霸统”所急需的大计筹划也泥牛入海……种种迹象，还能说明何事？
心念及此，犀首大大的不是滋味儿。身为天下名士，谋划之功历来都是功业人生的根基。谋划落空，一切皆空。若秦国不用自己的“霸统”大计，自己在秦国就是寸功皆无，自然也就黯然失色，还有何面目居于上卿高位？像他这样赫赫大名的策士，又奉行杨朱学派的“利己不损人”准则，素来讲究“无功不受禄，受之则无愧”，若大计不被采纳，留在秦国必然令天下人耻笑；若厚着脸皮留在秦国，一刀一枪地苦挣功劳，也只能是大失其长……想想还不如早日离去，免得自取其辱。
可是，秦公的真实意图究竟如何？毕竟还没有水落石出，匆忙离去，似乎又大显浮躁。反复思忖，犀首决意晋见国君，而后再决定行止。犀首历来是名士做派，洒脱不拘细行。此时进宫，不坐那气度巍巍的青铜轺车，却是快马一鞭，径直飞驰咸阳宫。
嬴驷正在湖边练剑，听得犀首请见，立即收剑迎了出来。尚未走出湖边草地，高冠大袖的犀首已经快步而来，迎面一躬：“臣犀首，参见秦公。”
“上卿何须多礼？来，请到这厢落座。”
绿油油的草地中央，有光滑的青石长案和铺好的草席，旁边的木架上挂着嬴驷的黑色斗篷和一柄铜鞘长剑，石案上摆着一只很大的陶盆和两只陶碗。来到石案前，嬴驷笑道：“上卿可愿品尝我的凉茶？”犀首心思一动道：“一国之君，如此粗简，臣钦佩之至。”嬴驷大笑摇头：“积习陋俗，与君道无干，上卿谬奖了。”说着拿起陶盆中的长柄木勺，将两只陶碗打满红绿色的茶水，“来，共饮一碗。”
国君如此平易如友，犀首自然也不便恪守名士做派，不待国君动手，双手捧起一碗递上：“秦公请。”又自己端起一碗，一气饮下。茶水入口，但觉冰凉清冽微苦微甜，胸中闷热的暑气竟一扫而去。
犀首不禁大为赞叹：“好茶！臣请再饮三碗。”
嬴驷爽朗大笑：“此茶能得上卿赏识，也算见了天日。来，多多益善！”说着又亲自用木勺为犀首打茶。
连饮三碗，犀首笑道：“谢过秦公，臣有一请。”
“噢？”嬴驷以为犀首要谈正题，敛笑点头，“上卿但讲。”
“请秦公赐臣凉茶炮制之法。”犀首肃然一躬。
嬴驷不禁莞尔道：“此等凉茶，本是商於山民田中劳作的解渴之物。原本以茶梗与粗茶叶入水，大锅混煮片刻，注满陶罐，放置于阴凉石洞；次日正午，由送饭女子连同饭箩挑到田头，供农夫饮用。上卿欲长饮之，不怕落人笑柄？”
“秦公已为天下先，臣本布衣，何惧人笑？”
“说得好！”嬴驷双掌一拍，对走来的老内侍吩咐道，“将煮制凉茶的家什并一担粗茶，即刻送到上卿府。”
“谢过秦公，臣今夏好过矣！”犀首拱手称谢，着实高兴。
“可本公的夏天，却是大大的不好过。”嬴驷的揶揄笑意中颇有几分亲切。
“秦公何难？臣当一力排遣。”犀首本就洒脱，此时更是豪爽。
嬴驷开始就注意到犀首一直称他为“秦公”，而不是秦国臣子惯常用的“国君”或“君上”。战国以来，臣子对国君的称谓本无定制，只要表示景仰之意，君臣朝野谁也不会计较。但如犀首这般，按照王制诸侯的规格生生称为“秦公”的，确实不多。依据周礼分封制，诸侯封国分为三等：公国，国君称“公”；侯国，国君称“侯”；伯国，国君称“伯”。其余领有五十里以下土地的爵位，如“子”、“男”等，不足以成为邦国诸侯，自然不在诸侯序列。春秋时代，这种等级称呼还算流行，是公就称公，是侯就称侯，是伯就称伯，尤其是使节觐见异国之君，这种称谓必须顾及。然进入战国以后，邦国等级大乱，楚、魏、齐三国已经自称王国，国君的称谓等级也就名存实亡了。其间微妙的变化，是各国臣子对自己的国君也不再明确地以老规格称呼，而模糊地变为“君上”或“国君”这样的事实称号。这种变化的实际内涵，是给本国国格的“晋级”留下广阔的余地，而不再自我拘泥于“公”或“侯”。
当此之时，犀首这般连国号（秦）带爵号（公）一齐称谓，便极为罕见了。
嬴驷何等机敏，自然不会忽视这个经常出口的称谓礼节。他明白，这是犀首在提醒他，秦国还是个二等战国，应该称王晋级，图霸统大业。今日犀首匆匆而来，虽并未急于切入正题，但一有机会就呼出“秦公”二字，其意不言自明。
嬴驷对犀首的个性做过一番揣摩，知道他自尊过甚，对国君的待贤礼遇极为看重，喜欢国君移樽就教，而绝不会急迫地献策并敦促国君实施。要正题深谈，就要自己主动。因为在犀首看来，入国主动献策已经在先，剩下的就是国君明断，他只要觉得自己探清了国君之“断”，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纠缠。
作为国君，嬴驷也不想在此等大事上模糊，犀首一问，他就势说开：“上卿方略，甚是宏大，然秦国之军力、国力仓促间不能匹配。嬴驷苦思无解，岂不大大难过？”
“秦公之难若在此处，臣以为不难。”犀首的双眸骤然发亮。
“上卿教我。”嬴驷座中深深一躬。
“举凡霸统大业，必有准备期间，任谁不能一蹴而就。此谓预则立，不预则废，其要害在于决断。早断早预，迟断迟预，不断不预。依臣之见，秦国可在一年之内做好一切预备。其一，秦国人口已与齐国大体相当。加之秦国民气高涨，半年之内征集十五万大军并非难事。再有半年训练，二十万锐士指日可成；其二，秦国民众富庶，国库饱满，已直追魏齐两国，军资粮草兵器的筹集，亦在举手之间；其三，秦国有北地郡与胡地相接，又有陇西草原河谷，战马来源大大优于中原，一年内建成十万铁骑，应不是难事；其四，国尉司马错乃兵家名将之后，臣已详知其在河西之战中的用兵才能，堪为秦国统兵上将；其五，秦国上下同欲，君明臣良，如臂使指，列国无可比拟！有此五条，霸统大业，何难之有？”犀首一口气说了五条，目光炯炯地看着国君。
“上卿所言甚是，秦国必得一番认真预备。”嬴驷明明朗朗地肯定了犀首的主张，话锋一转，“然则，这准备一年不行，可能要三年，甚或五年。”看着犀首惊讶的目光，嬴驷微笑道，“上卿姑且听嬴驷算算大账，可否？”
“臣洗耳恭听。”犀首倒真想听听国君的盘算。
“其一，扩军在于人口。就总数而言，秦国人口目下与齐国相当，大体不到八百万，青壮男丁当在七八十万左右。按照三丁抽一的成法，可成军二十余万。上卿肯定也是如此计算。然则，秦国人口分布与中原战国大有不同，有三处人口不能征兵：一、北地郡与胡地接壤，素来是国府不驻军，而由庶民结兵抵御，若在北地征兵，无异于自毁长城。二、陇西戎狄部族不能征兵。陇西有近百万游牧族人，悍勇善战，是秦国抵御西部匈奴的天然屏障。西部匈奴飘忽无定，隐藏在天际云海，往往在毫无征兆的情势下遮天蔽日地压来，唯戎狄这样的马上部族可针锋相对，其兵员战力不能削弱。三、新收复的河西之地不能征兵。公父、商君与河西父老有约：十年之内唯变法，不征赋税不征兵。而今河西收复刚刚五年，国府何能食言自肥？除此三地之外，商於十三县穷山恶水，历来减征减赋，也要大打折扣。如此一来，所余兵员之地，唯有关中腹地的老秦部族。老秦人众将近四百万，青壮男丁四十万左右。关中农耕为秦国之本，不能三丁抽一，只能四丁抽一。如此折算，大体可征兵十万左右。即或不将原有的五万新军记在征兵之内，也只能得兵十五万。要大出山东，却是差强人意。上卿以为然否？”
犀首凝神倾听，不禁对这位秦国新君生出了一股朦胧敬意。他在列国做官数十年，接触的国君各式皆有，也不乏勤奋明君，但只要谈及国情国事，大都不甚了了。即或是天下公认的强悍君主魏惠王与齐威王，也是无丞相不谈国情，如秦公嬴驷这般对国情数字随手拈来，如数家珍般的清晰，天下绝无仅有。
“犀首愿闻其二。”犀首绝非知难而退的寻常之辈，他要彻底弄清国君的打算。
“秦国府库尚需充实，然军辎粮草并无上卿估测的那般殷实充盈。”嬴驷饮了一碗凉茶，喟然一叹，“公父与商君变法二十三年，国府始终不曾加征加赋。秦国庶民死保新法，根源正在于此。府库所增收的财货五谷，全因了赋税来源大有扩展而非提高税率。譬如隶农二十万户，全部变为独立缴纳赋税的平民户，府库收入自然增加。直到今日，秦国的赋税额大体还是以先祖简公‘初租禾’时的征发为底数。这在秦国叫‘变法不变赋’，然却从来不对天下昌明，上卿晓得么？”
“臣不知此情。”犀首第一次听说秦国实际的赋税征收法，确实感到惊讶。中原各国与天下士流，都想当然地认为秦国变法是“苛政虐法”，是“横征暴敛”，否则何以兴建新都、训练新军、收复河西、一朝富强？谁能想到，商鞅变法竟真正将富庶给予民众，国府只依靠扩展税源来增加收入。仔细咀嚼，如此简单的国策中大有奥秘。非但使庶民死保新法，而且依靠这种保法激情，化解了各种变法阻力。犀首也曾经是密切关注秦国变法的名士，当初无论如何都想不通，商鞅如何能使愚昧蛮荒的老秦人在短短几年间移风易俗归化文明？那时天下众口一词——如无暴政威逼，断然不能使老秦人有此骤变！如今想来，个中奥妙竟如此简单——国让利于民，民忠心于国。此等大手笔，非治国巨匠，何能为之？
嬴驷见犀首愣怔沉思，以为这个以精明著称的大策士不相信他的剖陈，坦率笑道：“上卿以为本公是托词搪塞么？”
“秦公何得此言？”犀首拱手笑道，“臣在揣摩‘利心互换’的治国*，无得有他。”
“无愧杨朱传人，上卿竟将商君治国概括为‘利心互换’，匪夷所思也！”嬴驷的笑声中不无揶揄。
“秦公明察。”犀首坦然笑对，“天下之要，一则利，一则心。孤臣能死国难，无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