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 第34节

　　平心而论，张居正的死，难免要被后人诟病，根据（万历野获篇），应该是纵欲过度，药物中毒。王世贞的诊断，也认为死于女色，死于壮阳药：“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王世贞求官碰过他的钉子，心存嫌隙，绝对可能。也曾著文讥讪过他。为了巴结冯保，竟低三下四地在帖子上称自己为“门生”，斯文扫地，一至于此，也太丢人了点。不过，对张居正病情的叙述，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前者关乎人格，后者只是风流，在淫佚成风的明末社会里，王世贞没有必要栽他这赃。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寿终正寝，备极哀荣，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十一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十二年四月，抔土未干，又籍其家。最为惨毒的，因为抄不到万历所想像的那么多金银财宝，令围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
　　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商鞅或者谭嗣同更好一些。
　　在这场清算运动中，最起劲的，最积极的，最没完没了的，恰恰是信任或是听任他进行改革，并坐享其改革成果的万历。而最莫名其妙的，清算张居正的同时，矫枉过正，将初见成效的改革大计，也否定了。
　　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竟没有估计到，你过去钤制他的压力愈大，他后来反弹你的抗力也愈高。一旦得手，不狠狠地往死里收拾才怪！《实录》说张“威权震主，祸荫骖乘”；海瑞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都有为他惋惜之意，认为他这样具有高智商的政治家；应该懂得最起码的机变韬晦之道。人走茶凉，当是不可避免，但死无葬身之地，险几抛尸弃骨，就得怪张居正太相信自己的强，而太藐视别人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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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人会弱，弱人会强，这也是大多数强人得意时常常失算的一点。
　　张居正的全部不幸，是碰上了不成器的万历，这个精神忭急，性格偏执，缺乏自律能力，心理素质不算健全的青年人，做好事，未必能做好，做坏事，却绝对能做坏。诸葛亮比他幸运，虽然阿斗同样不成器，但后主圃懦，始终不敢对相父说不。张居正辅佐的朱翊钧，却是一个翻脸不认账的小人。你在，我怕你，你不在了，我还用怕你？再说，冯保给外放了，太后也交权了。一拍御案，统统都是张居正的错，又能奈我何？
　　鲁迅与曹聚仁的通信中，感慨过“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论述过“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这就是说，“圣贤豪杰”与无耻、无赖、无所不用其极的“盗贼之性”，同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可能的。
　　我怀疑明代诸帝的这种无赖基因，是不是从开国皇帝朱元璋承袭下来的？一上台还透着几分英明，几分正确，但都坚持不多时日，便一百八十度地走向倒行逆施的反面。这个埋葬在定陵里的据说腿有点短的家伙，也逃脱不掉明代皇帝的通病。
　　
张居正始末（5）
你活着的时候，他忌惮你，一口一声“张老先生”，循规蹈矩，知书识理，你以为，替大明王朝，辅佐出一位中兴之主。事实不然，你一旦闭上眼睛，你树了无数的敌，就要跟你算账，其中最可怕者，恰恰是昨天的有为青年，今天的无赖帝王。
　　无赖行径，成为一个统治者的主流，治国就是一场胡作非为的游戏。
　　张居正死的当年，朱翊钧自毁长城，将蓟镇总兵官戚继光调往广东。张居正死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崛起关外。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清盛明衰的前奏曲。一个政权，旺盛是需要水滴石穿的努力，衰败却常常是转瞬间的事。特别是他搞掉张居正后的数十年间，疯狂搜刮，拼命聚敛，以致民乱迭起，蔓延全国，成不可收拾之势。
　　明亡祸根，缘起多端，但总结起来，无非，一、内乱，二、外患。这一切，都始自于朱翊钧这个无赖。历史是无法假设的，若以上表所显示的国家财政收入进展态势，如果张居正的改革，不因其死而止，不因万历的感情用事而废，不因继其任者避事趋时而停顿；萧规曹从，坚持改革，明王朝的气数，不至于那么快就完蛋的。
　　因为中国为农业大国，农业为国之命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农业的生产周期短，以年计，只要有休养生息，恤民安农的政策，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景，用不了数年工夫，国家就会富足起来。更可贵的，是中国人所具有的耐受精神，乃汉民族绵亘五千年的最大支撑力。哪怕命悬一丝，稍有纾解，立能生聚出复兴的活力。也只不过经张居正十年努力，太仓存帑积至四百万两，国库之充盈，国力之雄厚，为明历朝之最。《明史》说：“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这当然是张居正的改革奇迹，也是中国人一旦有了正确指引，民族精神就必能焕发的结果。
　　据陈登原《国史旧闻》，载林潞（此人约与方苞同时）的（江陵救时之相论）竭力赞许这位改革家：“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缪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余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
　　从太仓银库岁入银两统计，也确实证实，即使在其死后，张居正的改革，还让朱翊钧当了多年太平天子。
　　*张居正生前*太仓存银数
　　万历元年（1573）2，819，153
　　万历五年（1577）4，359，400
　　万历六年（1578）2，559，800
　　万历八年（1580）2，845，483
　　万历九年（1581）3，704，281
　　*张居正死后*太仓存银数
　　万历十一年（1583）3，720，000
　　万历十三年（1585）3，700，000
　　万历十四年（1586）3，890，000
　　万历十八年（1590）3，270，000
　　万历二十年（1592）4，512，000
　　（据樊树志《万历传》）
　　朱翊钧统治的48年间，张居正辅佐的前10年，有声有色。此后的38年，这位皇帝渐渐与其祖父嘉靖一样颓唐庸惰，无所作为，“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每况愈下，直到不可救药。（据《明史》）
　　神宗以后，败亡加剧，光宗在位一年，色痨而亡，熹宗在位七年，政由魏、客，思宗在位十七年，换五十相，明末的这些不成材的皇帝，不亡何待？所以，万历死后第25年，大明王朝也就国将不国了。他的孙子朱由检，被努尔哈赤的后代逼到景山顶上，那棵在“文革”期间锯断的歪脖树，见证了朱明王朝的终结。
　　所以，《明史》对这位昏君，有一句精彩的结论：“明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其实，明代的亡国之兆，张居正一死，就出现了。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事实上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个中国捣腾一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这种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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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始末（6）
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淫欲，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清《四库总目》收其《张太岳集》，提要评论他曰“神宗之初，居正独掌国柄，后人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其威福自擅之罪，两俱不能相掩”。
　　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和非，还可以千古议论下去，张居正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启示，便是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便是他的永远的价值。
　　从张居正的实践中，我们知道，中国需要改革，如大旱之望云霓，中国可以改革，如春风之德草。旧时的中国是这样，新兴的中国更是这样。
　　改革，中国的希望，这就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