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原质此时什么也顾不得了，于是抗声反驳：“自当大义灭亲。”
朱棣一脸鄙夷的表情。
“如果猛哥帖木耳将朝鲜灭了，那便如同杀人；如果攻占了汉城，那便如同将他人重伤致残；如果占领了朝鲜地少量领土，那便如同将朝鲜轻伤……可是据朝鲜控诉，猛哥帖木耳只不过入朝鲜境内抄掠而已，这便连皮外伤都算不上了。为这点子事就大义灭亲？……大家看看，此人连亲亲相隐（注１）的人伦道理都不懂……不是有病是什么？”
“侍卫，将卢大人好好送回家，他有病，不许慢待。”
卢原质犹自想着应该如何狡辩，却有两名侍卫前上将他架住，然后拖了出去。
傅安和郭骥面面相觑。从南京到辽东去，路途极其遥远。在猛哥帖木耳的地盘上收集他的犯罪证据，也不会是什么容易的事儿。然而即便收集到了铁证，其结果却只是让皇上斥责几句，这是何必呢？何若呢？
傅安、郭骥叹息着回到了自己地位置，沮丧着脸一言不。
见那么多大臣都胳脯肘朝外拐，朱棣不禁怒从心起。
“李至刚！”
礼部尚书李至刚站了出来。“臣在。”
“之前有伯、子、
车都尉、骑都尉的直辖领分别不得超过总领地的的规定，但并没有规定有邑郡王的直辖领比例。朕现在补充一下，郡王的直辖领地不得超过总领地地0％！”
出了一口恶气后，朱棣又问：“众卿还有什么事要上奏？”
于是又有言官弹劾常州知县“以残酷为聪察，以苛责为风骨，凡事宁严不宽，宁紧不松，搜刮剔厘，谎报政绩邀宠”。
谎报政绩邀宠什么的，朱棣知道那是言官在胡说八道。林海追缴拖欠赋税，这是堂堂正正地政绩，怎么也抹杀不了。
不过，言官指责林海太残酷却也并非空**来风。当时林海当场打死了三名吏员，那三名吏员所犯之罪未必就该死。抛开那三名吏员的事不谈，后来林海还将一个人关在站笼中站死了。此事是朱棣亲眼所见。考虑到林海需要立威，所以朱棣也就没有干涉。但是在朱想来，这种事就象是后世的严打一般。尽管老百姓们大多都对严打抱以支持的态度，但严打中出现的小概率冤案事件却也不能完全无视。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朱担心在这件事上全力支持林海，下头蝇营狗偷之辈会误以为圣心在于严厉，于是随便一点小过错都刑毙——甚至连没犯罪地人都有可能含冤而死。强秦一世而终，法律太过严苛也是原因之一。
想了想，朱棣便作出了将林海罚俸半年的处罚——反正林海也瞧不上那点工资。
考虑到中国自古以来就对乡间无赖没有合适地惩罚措施，朱棣决定引进一个新概念：三振出局法。
有一种被形容为滚刀肉的乡间无赖，这种痞子大事不犯小事不断，今天偷鸡明天摸狗。告官呢又够不上罪，顶多就是打几下板子，打完板子回家后，这滚刀肉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祸害乡邻。邻里简直被烦得没辙。
遇上有担当的官员，便会借着杖刑将之刑毙。若官员不愿意承担这种恶名，那么滚刀肉便会活得非常滋润了。
甚至在后世，中国也没有好的办法处理这种情况。比如说偷自行车，偷十次未必能够抓住一次，可就算抓住的那一次，其案值又构不上犯罪，只能对其批评教育……偏偏批评教育几乎一点用都没有。将偷自行车的小贼释放后，他一转身便会再偷。总之除了严打外，这种人简直没有好地对付办法。
严打虽说效果明显，但却矫枉过正。还是三振出局法比较好。实施三振出局法后，如果一个人已经有两次案底，那么第三次再犯时无论罪行多么轻微，也要被判处二十年以上乃至终身监禁的严厉刑罚。这个立法地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那些屡教不改、主观恶性很深地罪犯与社会长久隔离，从而杜绝其再次危害社会的可能——为了彻底杜绝其危害社会可能性，朱棣决定将那些人流放。
至于说那些人被流放后会不会危害海外殖民地的社会稳定……不知道英国将各种罪犯流放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时考虑过这种问题没有。但既然英国是这么做的，朱棣也学着做就是了，多想无益。
待朱棣说出三振出局法的构思后，自然又有酸儒站出来唧唧歪歪大谈什么仁啊慈的。对此，朱自然不在乎是否会担上独断专行的名声——反正皇帝就是独裁，没听说过帝制还会民主的。
言官弹劾林海时，倒是惹得朱棣联想起了一件事。
原来的那个历史时空里，金炯因为要求降低江浙地区官田重赋而遭到朱的痛恨，结果被槛车徵至京而死。但那天在常州县衙将金炯逮捕后，朱棣只是派遣了一名锦衣卫将之押送回京。而朱棣回到京城后，却压根忘了这件事。
封建社会生这种事不算稀奇。若刑部之类的行政机构逮捕某人，那么接来理论上就会按一定的程序，一段时间后进行审判——无论是无罪释放还是或杀或关，总归有个说法。可如果是皇帝一时兴起命令暴力机构逮捕某人，事后他又将这事忘了，而且又没人提醒他，那么此人就有可能在监狱里待上一辈子。
当然，在监狱里待上一辈子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原来的历史时空里解缙在公元１１年犯事被关进监狱，四年后，永乐皇帝在翻看锦衣卫领纪纲上报的囚犯名单中看到了解缙的名字，于是说了句“缙犹在耶”，结果纪纲便领会领导意图将解缙干掉了——如果纪纲没有上报囚犯名单，或说囚犯名单里没有解缙的名字，说不定永乐皇帝会忘掉解缙也说定呢。
因为言官弹劾林海的缘故，朱棣终于想起了此刻还待在监狱的金炯。
朱棣很不喜欢为了求名而不顾国家整体利益的行为，因此极其厌恶金炯。但是说为此而将金炯处死，朱却觉得没必要。于是在宣布了三振出局法后，朱棣顺便说出了对金炯的判决：流放。
之所以不牵连金炯的家人，是因为朱棣认为除谋逆等大罪之外，仅经济犯罪才应该牵连家人。
谋逆造反诛三族诛九族是这个时代根深蒂固的认识。谋逆造反成功后，别说是妻子儿女了，便是五服之外的亲戚都可以鸡犬升天。与之相对应，谋逆造反如果失败，那么主犯的亲戚受诛连在古人看来也很正常。
至于说经济犯罪抄家且家人流放的规定，则是因为朱棣认为权利与义务应该对等——官员若是经济犯罪，亲戚们都可以沾光。既然妻子儿女以及亲戚们平时享受过民脂民膏，那么东窗事后付出代价自然合情合理。而且这样处理，还可以应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句话，有什么不好？
于是，朱棣便在朝堂之上现在宣布了经济犯罪除抄家之外，还将牵连家人的规定。这些话虽然不是声色俱厉，但句句犀利，大臣们听得身上起栗，竟心里打颤。
见大臣们居然不为自己的理论而喝彩，朱棣大是不爽。又见半天没有大臣站出来奏事，朱棣便哼了一声，宣布退朝。
注１：亲亲相隐是儒家的封建伦理概念，即亲人相互间知罪不举应免罪或减轻罪责。一般情况下不得状告亲人，否则应该受罚。特殊情况则是谋逆造反等大罪，以及亲人相互之间的侵占伤害案。
第十八章 平叛
棣觉得自己是个乌鸦嘴。头一天刚在朝堂上宣布了）族造反，无论有何理由，皆要用派兵将之剿灭，主犯凌迟，诛九族；从犯处死；参与造反贬为奴隶”的规定，结果第二天便收到了柳州知府的急报，说是不久前臣服的某有邑云骑尉复叛。
说起来，有邑贵族确实是有些贬值。对于中原人来说，毕竟还需要花一千贯左右的钱组织移民，那才勉强弄得到一个有邑恩骑尉的爵位。对少数民族来说却是轻而易举——随随便便一个寨子的头人，只要男丁超过了五十，便可以成为有邑贵族了——如今少数民族聚集区里甚至可以用云骑尉到处有，恩骑尉满走走来形容了。
柳州知府所说的那个有邑贵族，之前是一名生苗。熟苗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土司统治或流官管辖之中，纳入中央王朝户籍，服从国家租赋徭役的，这一部分苗民叫“熟苗”。而所谓生苗则是真正生活在深山老林，不服王化，凶悍难驯的苗民。
永乐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同时又颁布了有邑贵族的制度。那位生苗头领生活在深山之中，之前不服从中央朝廷的统治，一直与官兵对抗。长期的抗争也使得那位生苗头领多少有些心神俱疲了。听说客说得天花乱坠，想着只需要向明朝宣布效忠便可以获得爵位册封，进而可以合法地统治自己的部落而不再受到汉人骚扰，于是便宣布臣服了。
该生苗部落一共有六七百人，成年男丁不足两百，怎么算也算不出五个基本采邑领出来。但该头领想着云骑尉名义上有85贯岁禄，而恩骑尉只有贯——也就是说，如果该头领地爵位是有邑云骑尉，那么他即便一文钱都不向中央缴纳，但岁禄与赋税相互抵扣后便相当于缴纳了85贯赋税；而如果该头领地爵位只是有邑恩骑尉，那便只相当于缴纳了贯。两之间相差，对中原的大户人家来说不值一提，但对于生苗部落来说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于是，该头领便稍稍虚报了一些男丁人口，弄个了有邑云骑尉的头衔。单纯从经济上考虑，多报的男丁人口需要缴纳的赋税远低于贯，绝对划算。多报男丁人口会增加对宗主的军事义务，但生苗本来就凶悍，不仅畏惧打仗，反而视打仗为财的途径之一。因此，哪怕军事义务再提高十倍，也过就是全族男丁参战而已。在该头领眼中，多一点军事义务根本不算什么。
有了对领地内事务几乎全部的自治权后，汉人的官员胥吏们也就没有理由去骚扰他们，因此那个生苗部落确实是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然而到了要交税地时候，却出了问题。
朱棣所制定的人头税并不高，尽管生苗部落显然不符合减免人头税的条件，但每个男丁的人头税也不过十文而已。
该部落成年男丁不足两百，头领略微多报了一些男丁人口，但人头税合计起来也不过两贯多一点。生苗穷归穷，但对于六七百人地部落而言，两贯钱还真不算多。
大明治下的百姓除了人头税不可免外，还有一个基本田赋也是必须缴纳地。因为基本田赋的原理是将劳役折算在田赋之中，因此其额度各地并不相同。朱充分考虑了少数民族聚集区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的问题，所以这类地方的基本田赋额度也定得很低。比如说那名生苗头领治下的基本田赋每亩只需要缴纳两升半粮食——相较于江南民田地每亩五升，其额度只有一半。算下来，那名有邑云骑尉总共只需要缴纳五十石的基本田赋。
这两项必须缴纳地赋税加起来。折算起来只不过五十多贯。还抵不上有邑云骑尉名义上地年俸。问题出在“盾牌税”。也就是免军役税上面。
盾牌税地原理是有邑贵族必须向宗主服军事义务。若因故不能完成这种义务。便需缴纳金钱给宗主。由宗主用这笔钱雇佣相应地军事人员充抵。朱所规定地盾牌税是一人十贯。这笔数额看起来多。但实际上却并不多。
花十贯雇佣军事人员作战四十天。每天地雇佣花费只不过二百五十文。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