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十贯雇佣军事人员作战四十天。每天地雇佣花费只不过二百五十文。考虑封臣完成军事义务时还需自备军械及作战期间地粮草。这又是一笔费用。因此其雇佣费用每天连两百文都不到——《三言》地《卖油郎独专花魁》中秦重只是个卖油地小贩。仅凭3两白银地本银。街头卖一年油除去一年日用开支。还能节余１6两白银。可见全年收入应在20两白银以上。相对而言。雇佣兵刀口舔血地卖命钱仅仅只是一个小贩日常收入地三倍多。这种雇佣费实在是很寒碜地。
前面说地是封臣因故不能完成这种义务需要缴纳地盾牌税金额。但还有一种情况。那便是也许某个年度并不需要封臣打仗。对于这种情况。朱棣考虑了１214年英王约翰开征盾牌税遭到贵族拒绝并激了军事反叛。进而直接导致了自由大宪章》地诞生。所以。对于后一种情况朱棣是这样规定地：或缴纳盾牌税地三成。算是该年度封臣完成了军事义务；或免除本年度一半军事义务。剩下一半移到下一年度。若下一年度仍然不需要封臣参战。则可以继续往下移。但这种累积最多不超过三年——这是参考现代债务偿还原则。若债务到期后地三年内债权人不向债务人提出偿还请求。则该债务自动失效。
之所以当年没有战事也要向封臣征收盾牌税或是将军事义务向下一年度转移。并非是朱棣绞尽脑汁地想要多收钱。朱虑地是“升米恩斗米仇”这种人性：如果你在危难地时候给人很小地帮助。人家会感激你。如果你持续这样下去。突然某次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帮忙。对方就会记恨你。并且记恨一辈子！朱棣自然不会希望大明治下总是征战不断。事实上。正常情况下有邑贵族也确实不可能每年都完成军事义务。一旦某些有邑贵族长年没有军事义务。同时又不需要缴纳盾牌税。那么当朝廷需要他们完成军事义务时。他们便很可能极不情愿。对本该完成地军事义务充满了反感。
柳州地那名有邑云骑尉担负二十五份军役地军事义务。而因为各种原因。总之这一年该有邑云骑尉并未完成军事义务。按规定。他可以缴纳七十五贯盾牌税。也可以将这份军事义务地一半转移到下一年度。
生苗并不畏惧打仗，然而这名有邑云骑尉实在太“聪明”了。他想着自己的年俸是85贯，而人头税加基本田赋一共才五十多贯，还有
贯结余，于是便用三十贯免除了本年度十人份的军剩余的一贯多钱，算是他作为向宗主缴纳的岁贡。
朱棣并计较岁贡的多少。在他看来，只要生苗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地统治，缴足人头税和基本田赋，然后在需要打仗时听从中央政府的要求派兵出战，这便已经足够了。如果强行要求生苗多缴岁贡，镇压造反叛乱却需要更多的费用，岂不是得不偿失？
可朱棣不计较，并不意味着别人不计较。
这名生苗领因桀骜不驯，因此在加入有邑贵族体系时也没有成为其他大的苗人部落地封臣，而是直接作为朱棣的封臣。对于这一情况，附近大部落地苗人领自然是心生不满。见这名有邑云骑尉只缴纳了一贯多的岁贡，附近的苗人部落尚未来得及动手，一名瑶族部落的领已经按有邑贵族赎买制度，花十几贯便从朝廷处获得该生苗部落的管理权。
在柳州知府派出的吏员地陪同下，瑶族部落领派出一名侄子前去接收该生苗部落的管理权。可想而知，这次“和平演变”并未成功。代表朝廷名义而去地吏员被痛打了一顿，瑶族部落领的侄子更惨，连腿都被打断了。
少数民族相互之间打冤家、火拼什么地，朱棣根本就懒得管——事实上想管也管不住。可这次事件把朝廷给卷了进去，不管也不行。
……
柳州知府郭辛是孔孟子弟，然而与其他儒生不同的是，他精通六艺。也就是说，郭辛拥有一手极佳地射术——虽说达不到百步穿杨的水平，但五十步外射中靶心对他而言却是易如反掌。平时郭辛便自诩文武全才，总是叹惜生不逢时，没遇到洪武开国时那种波澜壮阔的好时代，不然封侯拜相岂不是人生之快事？
柳州的少数民族多达三十余种，包括汉族在内，再加上壮族、苗族、侗族、瑶族、回族、佬族等几个大族，人口加起来也不过勉强超过一半。可见柳州的民族情况是多么的复杂。被调派到柳州做知府时，别人畏柳州汉夷杂居，容易出事，但郭辛却心头大喜——不出事也罢，可以显示他的文治；若出了事，岂不是正好显露他的武功吗？
不过，由于永乐元年开始实行有邑贵族制度，少数民族领完全自行处理族内的事务，胥吏们根本没有盘缠勒索的借口，因此自郭辛上任以来，境内竟是没有生一起民变。少数民族相互之间并没有因为成了有邑贵族便停止打冤家，可永乐皇帝却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对此进行干涉——除非是其中一方实在抗不住了向明政府求救。令郭辛遗憾的是，少数民族相互之间偶尔打打冤家，却都是埋着头闷声不吭地杀来杀去，根本没人向朝廷报告。
郭辛本以为这三年会平平淡淡地过去，谁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瑶族部落通过赎买制度获得一生苗部落的管理权，偏这次的矛盾却将政府给卷了进去。
不过，该生苗部落只是痛打了郭辛所派去的吏员，虽说打断了那瑶族部落领代表的腿，但毕竟没有出人命。若是凭此构陷该生苗部落造反，一旦东窗事，他郭辛的人头多半会作为安抚的工具。所以，郭辛只能老老实实地向朝廷报告此事—说老老实实也不尽然，在报急时郭辛将情况形容得万分危急，似乎不立即镇压该生苗部落，朝廷的威信在此地就会彻底丧失。
朝廷的回复令郭辛极为满意。
“派一使告知安陲有邑云骑尉东丹染戎（注１）：朝廷大军未动之前，若自缚出寨面缚府城请罪，可保安陲不遭兵火。若征伐令已经出，大军逼至安陲，东丹染戎举族受降，自锁进京赴阙谢罪，可免九族之灭。若战事已起，则主犯东丹染戎凌迟，诛九族；从犯处死；参与造反贬为奴隶！”
这样看似给东丹染戎留了一条生机，但生苗哪里知道天高地厚？多半会怀着侥幸之心抗拒天兵。
郭辛一收到朝廷的回复，便立即派了一名小吏前去通告此事。一旦东丹染戎拒绝自缚出寨来府城请罪，那么郭辛便可以展现他的武功了。
柳州府城与安陲的直线距离并不远。第二天。那名小吏便哭丧着脸捂着耳朵回到了府城。不等小吏开口，郭辛便明白这次交涉失败了——结果谁都能一眼看出来，因为小吏的耳朵少了一只。
作为知府，郭辛只是一名文官。但明政府对于军权却一直采取都“不专于一人”的政策，尤其是在征伐时，基本上都采取武臣领兵、文臣提督、内臣监军的作法，以达到文武相制、内外相制的目的。镇压那种全族加起来不过六七百人的部落，文臣提督的说法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但郭辛如果自告奋勇去前线，《大明律》中却也没有明令禁止。郭辛打的算盘无非是亲临前线，多捞一点功劳。
柳州府城边上便有一个千户所，若是在柳州范围之外，而且又没有县城被贼军攻克的情况下，小旗以下的军户便不必参加战斗。然而在柳州范围内，该千户的军户却应该全部无条件服军役。这便有一千的兵力了。再加朱又授权地方政府可在紧急情况下征召有邑贵族服军役，事后再由中央进行追认，因此郭辛至少还可以调派数千有邑贵族私兵参加这场战斗。
紧不紧急，这时候自然是郭辛说了算——事实上在郭辛看来此事确实紧急，因为若不迅速处理，待征南将军韩观率军赶来，那时别说吃肉了，恐怕连口汤都喝不到。于是，郭辛便赶紧连夜派人通知安陲附近的有邑贵族，要求他们出兵参加平叛。
第二天，郭辛便率领军队朝着安陲出了。
第三天，收到通知的有邑贵族们也纷纷率领私兵抵达了那支生苗部落所生活的大山脚下。
这一次，郭辛没有再派人去和东丹染戎直接交涉，而是射出一支响箭，勒令东丹染戎必须在明晨之前做出决定：是否举族受降，自锁进京赴阙谢罪！
当然晚上，郭辛并没有睡好。他倒不是害怕战斗，而是担心东丹染戎见势不妙真的举族受降——尽管这样也有功劳，但毕竟不如一刀一枪挣来得多。
战或不战，等明天早上便能揭晓了……
注１：安陲有邑云骑尉东丹染戎这种格式，安陲为邑名，云骑尉为爵位，东丹染戎为姓名。
第十九章 荡寇
代两广一直被视为瘴之地，被派往两广作官相当于种情况直到南宋才开始好转，但广西一代的自然环境仍然称不上好。
进山之后，遮天蔽日的是树，看不见天上的云，若是没有向导，根本不知道哪里是路。幸好这次有着有邑贵族的私兵一同出征，要不然，生苗们在密不透风的树林施放暗箭，汉人军队根本就防不住。
看着在山林中如履平地的少数民族士兵，千户所的士兵不由感叹万千。
永乐皇帝登基后，军户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如今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军户已经成为各种户籍中地位最高的。由于有邑贵族的私兵并不拥有军籍，因此军户们看着那些私兵时眼中总是带着一丝傲气。
这种骄傲，除了社会地位的提高之外，还有军户自身变化的缘故。
如今所有的官兵都对于训练充满了**。按官员们的说法，那是因为士兵们感激皇恩，因此在训练中极为卖力。但事实上，士兵们积极训练却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若是在官兵考核中出了好成绩，那么生活便能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若是考核成绩不好，自身利益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在这种一日不训练就可能被他人超过的大环境下，军户们的身体强健了，技艺也提高了。可以说，军户们瞧不上贵族私兵也是有理由地任何情况下，专业人士瞧不起非专业人士都是常例。
然后进山后看到私兵们的表现，军户心中的那股傲气都不约而同的收敛了。
郭辛看着同样的情景，想法却与军户们绝然不同。
此刻郭辛对皇上所推行的有邑贵族制度实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少数民族聚集区里，有着不同的被称之为峒舍、村之类地行政机构，外人根本就弄不明白。中央政府想要对其进行直接管理，完全行不通。
以前少数民族起义大多都是因为以抗税为由爆地。如今实施了有邑贵族制度后。抗税再也不会成为少数民族起义地理由了。因为。政府所制定地两项基本税实在是很低。又由于有邑贵族爵位可以抵消一部分税款。因此少数民族拥承担地赋税压力大为减轻了。
但是要说中央政府会因此而减少收入却也不尽然。因为。少数民族不暴那便可以节省一大笔军费而军费往往是政府开支中最大地一块。其次。虽然有邑贵族领地里所需缴纳地基本税很低。但有邑贵族还有着向宗主缴纳贡税地经济义务如果是某位大领主麾下地封臣。那么针对领主地经济义务则由双方协商而定或是由领主确定；但如果身为皇帝地直属封臣。那么贡税便固定是封臣从领地所获得地全部收入地一半。
天高皇帝远。这些生活在偏远山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