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妖是打从心底讨厌。那两个紧贴在一起的人妖，身体好像要溶作一堆似的，呆滞的眼神漫无目的张望着。
我用力嗅了一下，周遭闻不到烟味。
微胖的人妖用假音——这在人妖的圈子里叫做哈士奇音——说道，手像漂浮的海藻似地挥舞着。比较瘦的那个只望了我一眼，马上又回到大麻药性发作的温柔乡里去了。
“我不是说过不准有人在这里抽大麻吗？”我在志郎的身旁坐下时对他说道。“其他人平常吸些什么我可管不着，可是绝对不准给我带进店里。现在的小鬼随随便便就可以弄到毒品，可是他们只要被吓一吓，嘴巴可就封不住了。我可不想让这些小鬼借用我的店开个毒品派对，让条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找上门来。”
“别闹了，不要立刻就怪到我的头上嘛！他们俩进来时，就已经是有气无力的了。健一先生既然不常露面，就请不要太唠叨。假如有其他客人会来的话，我非把这种臭人妖痛扁一顿不可。”志郎混浊的双眼虽然发红，但视线还十分尖锐，虽然今天说话时和平常一样夸张地伸长舌头，声音却很清楚。虽说伸出舌头发气音对庞克歌手来说，似乎是不可或缺的技巧，但他把这种技术的磨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搞得看的人都比他还累。
因此，我常叫志郎说话时正经点，但他根本连理也不理。有一次我笑他这样看来像个智障，他却凶了回来，要我别再用这种带有歧视的口吻说话，否则他大不了辞职不干了。
我伸手到吧台边，把伏特加倒进酒杯。“生意如何？”我把冰块扔进酒杯里后，看着志郎问道。
志郎歪着头比了比人妖的方向，眼神显得十分不悦。加勒比海的来客人数的确是呈下降曲线，而对从晚上七点到天亮时，都得守着这家门可麻雀店的志郎来说，不满的情绪却是反比例上升。不过我早就对他说过，想走的话，随时可以辞职，所以我也只能让他发泄一下不满。
“有谁打过电话来？”
“有个奇怪的中国人打来，我没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凝视着盛着伏特加的酒杯，有一股不舒服的感觉从胃里涌上来。
“大概是个怎样的人？”
“他问：健一在不在？日语说得烦透了，但还不至于听不懂。我回答说：他不在。他就突然用中国话鬼叫了起来………我懒得理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是富春没错，那个混蛋真的回来了。我一口气喝光了伏特加，只觉得不舒服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我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是恐惧。
“出了什么事吗？”志郎看出了我的不安。
“没什么，只是个脑筋有问题的中国人罢了。”我极力压抑住恐惧。虽然碰触着酒杯的手指微微颤抖着，但是并不很明显。
“假如健一先生不再跟中国人打交道的话，客人应该会多一点。”志郎把视线转向前方，噘起了嘴。
我并没有对客人表明过我和中国人圈子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一切的往来只是像漂浮在幽暗海面上的月光一样秘密地进行。根本就是志郎对客人们说我和中国人有来往的。
“为了讨生活嘛！没办法。”我随口说道。假如每次都得理会这些话，那可就累人了。
“认真地经营这家店不是很好吗？这里是日本，不和中国人打交道也活得下去啊！虽然健一先生或许是台湾人，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不是在日本出生，有日本籍的吗？也算是个货真价实的日本人啊！”
“是什么人还不都一样。”我笑着说，又把杯里的酒注满。
虽然志郎已经算是不错的日本人了，但还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歌舞伎町就是歌舞伎町，并不是日本人观念里的日本。至少，日本人的法律在歌舞伎町是没什么意义的。条子对中国人的组织一无所知，就连日本黑道现在也在恐惧中度日。在歌舞伎町还只有台湾黑帮的时代，日本黑道还可以威风一下——因为条子还可以从他们那里掌握一些情报。可是后来台湾流氓发现回国钱比较好赚，纷纷打道回府之后，情况就改变了。在台湾人撤退之后，大陆，香港，还有马来西亚的家伙就大举进驻，日本黑道连上海人和香港人都分不清楚，和为了蝇头小利就可以杀人的家伙根本也无法沟通。就算是黑道也会怕死，他们已经习惯泡沫经济时期轻松的生活方式了，而新的法律更是让他们施展不开来。再过不久，夜晚支配歌舞伎町的法则，可能会变成中国人的法则吧！
“我真搞不懂中国人在想些什么？实在让人讨厌。”
“你喜欢的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嘛！其他的不管是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泰国人，都让你看不顺眼。老实说，你对中南美洲的人也没有好感，对不对？你不说我也知道啦！你是个右派的庞克嘛！”
“你这就太扯啦！不要把我跟那些家伙混为一谈。我可是反对天皇制度的，绝对不要把我当成右派。”志郎当然不是右派，只是个彻头彻尾的瘪三。他只不过是和其他的日本人一样，没学过如何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事物罢了。
“知道啦！算我不好，关于那些中国人的事。我会考虑考虑的。”我说着站了起来。“不过你也别再说了。”
“健一先生。”志郎也慌张地站起来。
我还来不及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只见他嘴上浮现了撒娇似的笑容，用迷朦的眼神望着我。
“我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不可以先施舍一点……”
我每个月给的三十万圆薪水，志郎大都花在搞乐团和吃药上。第一次遇到他时，他告诉我吸毒是为了实践反社会的庞克精神。那天，他因吸食过量的强力胶而昏倒在我的店门口，是我收留他的。后来志郎就常来光顾。那时这家店还不叫加勒比海。在我接手前，这里是家播放爵士乐的酒吧，之所以会把店交给志郎，是因为他那句：“虽然我很喜欢健一先生，可是很讨厌中国人。”我喜欢他能把这句像电影对白似的话，说得那么稀松平常。
我要求他不准放只会吸引小毛头上门的摇滚乐，当时他就建议：“那就放拉丁舞曲吧！旋律还不错。”这种见风转舵的个性很讨我喜欢。我一向喜欢没有原则的人，尤其是没有原则的日本人。
（）
我将手伸进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堆皱皱的钞票，也没点就全塞进志郎的手里。
“谢啦！”
志郎的眼神仍是毫无光彩。在歌舞伎町走一圈，不知道会看到多少眼神像他这样的人。每一个吃软饭的半调子，都会有这种混杂着骄傲、自虐、翻脸不认人的复杂眼神。混合了靠中国人吃饭的自卑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自我辨护。他已经把自我辨护隐藏在内心深处，剩下的就只有屈辱感，而这种屈辱感轻易地就能转为憎恨。志郎现在正用着这种暗沉的憎恨眼神看着我。我本想叫他照照镜子。可是想想还是算了。
“明天就拜托你了。”我改口丢下这句话，就迈步往酒店更里面走去。在里面还有一道楼梯，上去就是厕所，还有我的窝。
7
加勒比海的三楼，有一间厕所，和一间约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这房间是这一带还是红灯区时留下来的；以前的老板把这里当成仓库。我之所以会接手这家店，其实是为了这个房间。
在以前看过的小说中，有个酒鬼侦探，就会在那个房间里呼呼大睡。当时还不太懂世事的我，对这个侦探有种几近嫉妒的感觉。
在看到这个房间时，又让我想起了那遗忘已久的感觉。虽然这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感伤，倒还没有被人笑话过。再说，要我醉得不省人事也不容易，这房间纯粹只是让我休息的场所而已。
一进房间，全身立刻被热气所笼罩，整件衬衫都因汗湿而贴在身上。我用手摸到灯泡，打开了开关。在灯泡的照耀下，房间里的摆设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眨着眼往房间一角的沙发上坐下。
指尖仍然颤抖着，心跳也加速了。
“富春回来了！”我望着自己的指尖脱口说道，感到死神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
我和富春有点相似。至少在我们俩体内流动的血都有一半是日本人的，另外一半则是中国人的——虽然我的是台湾人的——我们俩这点就像是兄弟一样，都希望能从自己所属的世界融入另一个世界，却也都被残酷地排除在外。这个相同点，使我们俩的关系就像是一个铜板的正反面。
富春就是所谓的第二代残留孤儿。曾经听说他户籍上的名字是坂本富雄，在一九八二年还是八三年，和他老爸、老妈、还有两个兄妹，靠他老妈残留孤儿的身份从大陆的吉林省回日本定居。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八九年的冬天。当时的他已经是个自暴自弃的人。
我是在区役所大道旁的一家台湾酒店里碰到富春的。当时我像往常一样在销售宝石和衣物，富春则是一个人坐在吧台旁买醉，口中还不断在嘀咕着，而他那仿佛将要破坏所有进入他视线的东西的眼神，则漫无目的地到处游走。
最后他的视线停留在我的脸上。我原以为又碰到什么麻烦事，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富春眯着眼，用好似他乡遇故知的眼神看着我，并用北京话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回答我是个混血儿。当时的情况就好像混在狼群中的两只野狗同志，敏感地察觉到彼此的存在。
从那时起，我们俩就成了搭档。在从事危险的工作时，富春总是守在我身旁。富春的凶狠早已威名远播，只要我们不碍着别人——反正我一直只是认真在做生意，根本也碍不着谁——就没有人笨到敢招惹我。对失去杨伟民这个靠山的我来说，有了他，就好像是得到了强力的支柱；富春也因为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伙伴而获得了鼓舞。
我们俩精力充沛地找事做，好像一停下来就会动弹不得似的。最常干的就是打劫“同胞”。每当我们盯上哪个中国的留学生，我都会先调查一番，确定不会有麻烦以后，就轮到富春上场。他会先把那可怜的猎物给揍一顿，再把钱包给拿回来。
钱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良家子弟的信用卡就是会下金蛋的鸡。每当富春抢到了钱包，我就会先刷卡尽量买下新干线的车票或飞机票。如果把这些票拿到金券屋（注：收购车票、礼券等的黑市）的话，大致可以换到八九成的现金。接下来，我就到几家百货公司，买下数量不至于让店员怀疑的童装。买童装是干这行的诀窍，假如买的是家电用品，迟早会被发现，但是没有人会对童装起疑。等个两三天后，我会叫已经联络好的女人，将这些衣服带回百货公司。我教她们说，这些衣服是小孩子生日时朋友送的礼物，但是孩子穿不合身，可否要求退款。大部分的百货公司根本懒得查，就把折合货款的商品礼券交到她们手里。
当然，这些礼券就拿去金券屋折现。扣掉给这些女人的酬劳，剩下的就是我和富春的份了。我们俩四六分帐，他四我六。
富春也知道在这世界上，动脑比用拳头来得重要，所以我们并没有抱怨过。
我们算是对好搭档。虽然彼此除了工作之外，尽量避免碰面，但是富春的脑袋瓜里在想些什么，我是了如指掌。而他也从不过问我在盘算什么。一直走霉运的我，当时还以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