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算是对好搭档。虽然彼此除了工作之外，尽量避免碰面，但是富春的脑袋瓜里在想些什么，我是了如指掌。而他也从不过问我在盘算什么。一直走霉运的我，当时还以为自己是时来运转了。
但是富春终于给我带来了困扰：他的暴力倾向超乎想像地开始爆发了。有一天，富春把一个猎物打死了。虽然根本不必搞得这么大，但是一旦开了杀戒，富春就变得嗜血如命。不管我怎么劝，他还是杀红了眼。后来条子追得紧了，我们只得避避风头。
我用和富春一起作买卖时存的钱买下了这家店，为着等这阵暴风吹过。但富春可不同。他成了一个论件计酬的杀手，而且不管对象是中国人或日本人。似乎只要是能杀人，即使没钱收他都肯干。富春的心里好像失落了些什么，而剥夺这些东西的就是日本人和中国人。
虽然富春常向人提起他在中国时的往事，但对来日本以后的事则几乎绝口不提。
“我在日本念的第一所学校，简直就是狗屎。”
只有一次，喝醉的富春向我提起往事。
“我在那儿可被整惨了。他们说我明明是日本人为什么不会讲日语，又骂我臭气冲天什么的，叫我不服气的话，就说几句话来听听，每个家伙都一样，都是狗屎。所以我就说了，不过不是用日语，而是用这只拳头。”
富春望着拳头出神，又继续说道：“当然，学校就请我走路了。这下子搞得我老妈紧张得要死，说我们好不容易才回到日本这个天堂。为什么我还要找麻烦。我老妈什么都搞不懂，就连她自己也常遭亲戚白眼，而且日语也说不好，连工作都找不着。尽管如此，我还是个替她着想的大孝子。因为怕老妈伤心，我拼命想学好日语。后来区公所安排我进了另一所学校，吩咐我在新学校绝不可再闹事，还有别让同学知道我是第二代残留孤儿。可是这也不成。在新学校里，根本没人把我当一回事。对其他人来说，一个讲话怪里怪气的新同学搞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不妨碍到他们的升学考试就好。在这里，我只是个小丑，不过情况比以前的学校要好些。我任他们把我当傻子，但即使这样，也没人想跟我打交道。有一次，我问坐在旁边的家伙想不想到中国去看看，也不知道那时自己在想些什么。那家伙一头雾水，只看了看我，马上又看起他的参考书。那一瞬间，我的脑袋里轰的一声，变成一片空白。回过神来时，只见那家伙满头是血倒在地上，而我手上握着一把椅子。就是学校里常看到的那种铁椅子。我紧紧抓着那把椅子，狠狠在他头上不知砸了几回。后来我就给送到感化院去了。”
富春说的就只有这些，但我可以正确分析出他的脑袋瓜子出了什么事。我原以为只要不出岔，自己可以好好的驯服富春，后来才发现我根本是在做梦。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和富春疏远。
接着，富春就把元成贵给惹毛了。
8
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怎么又有电话？
我揉着睡僵了的脖子，拿起挂在墙上的电话听筒。
“是我，过来吃顿午饭。”
是我最不想听到的声音。我看了看手表，已经过九点钟了。
“我等一下……”
“咸享酒家，十二点半，行不行？”
“等等，今天我行程都排满了，明天的话……”
“健一，你把我当什么了？你应该也知道我今天找你是要问些什么吧！？”
一阵好像可以去唱歌剧的重低音，好像青龙刀一样把我的神经斩得粉碎。元成贵很懂得怎样威胁人，他就像是靠这个手腕起家的。
“富春的事，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我小声说道，好像深怕惊醒沉睡中的巨龙。
“放屁！你们俩不是像亲兄弟一样要好吗？”
“我也是昨天听杨伟民说，才知道他回来了。”
“我怎么知道你没有撒谎？我怎么知道你们这些小日本会不会骗我们中国人？”
元成贵在电话那头口沫横飞、破口大骂的嘴脸，在我脑海里呈现出一幅特写。
“如果是一点半的话，让你请一顿也成。”我说道。
虽然我知道在元成贵面前反抗无用，但是如果在乖乖听话前不先摆点架子，往后会很麻烦。
“我说过会去嘛！不去的话，你会认为我和富春又给勾搭上了。”
元成贵用上海话骂了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只说声“再见”。就把电话挂了。
9
一走出“加勒比海”，马上就看到元成贵那些满眼血丝的恼人小喽罗。大概是他已经警告过他们不要出手了吧！虽然看到我时还是绷着脸，但是他们那几对红眼大多只是东张西望，漫无目的走来走去，根本就不为我。
离开风林会馆旁的大马路，我走进建在大久保医院旧址的大楼里；大楼的名字是完全名不副实的“海及雅（注：希腊神话里司健康的女神）健康中心”。里面有健身中心，我每个月在那里缴上几个子儿。我那因为富春的出现而一团混乱的脑袋，因为元成贵刚才的那通电话而感到毛骨悚然。这种时候最好尽量动动身体，让脑袋里变成一片空白。
我从置物柜里拿出游泳裤换上后，走向游泳池。我不会游泳，只是在水深及肩的池水里，用两手泼水一直向前走着。刚来这家健身中心时，我还会在意其他泳客的讥笑，但是在将视线锁定在水底的脚上，专心走着时，所有意念就会马上消失于无形。
走了一小时以后，我开始觉得饿了。冲了个澡，围上浴巾之后。我在休息室大口大口吞下了柳橙汁与火腿三明治。吃完了以后，脑袋瓜子终于可以想些事情了。
首先想到的是“药房”。要和元成贵碰面的事，一定要让杨伟民知道。不管那老头多现实，如果我有了什么三长两短，他应该也会告诉富春是元成贵下的手。
在置物间里换好衣服，准备搭电梯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有公用电话。据我所知，这间健身中心里没有人听得懂北京话。于是我拿起听筒，插进了电话卡。
“哪位？”电话里传来黄秀红那娇滴滴的上海话。
“我是健一，旁边有没有别人？”我用北京话说。
“没有。这时间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次听筒里传来的是无懈可击的北京话，语气里可以嗅出警戒的气息。
（）
“你昨晚是和元成贵在一起的吗？”
我直截了当地问道。我之所以会特别为秀红店里的小姐们提供便宜的货，就是为这种时候做准备。如果不充分利用就太不划算了。
“这和您有关系吗？”
“元成贵约我吃午饭。”
我听到她的喉咙深处“啊”了一声。
“是吴富春的事吧！？那个人为了这事火冒三丈呢！你还是别去比较好吧！”
“我也不想去啊！只是要我在歌舞伎町以外的地方混下去，我可没自信。”
秀红像少女似地咯咯笑了起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她这么笑。平常，我们都只在昏暗的酒家里碰头。
“他有没有提到我的事？”
“他说一定要逼你说出吴富春的藏身之处……对了，好像还说他已经告诉过杨伟民了，所以让你吃点苦头也不打紧什么的。”
“妈的！！”
我用力踹了电话旁的垃圾桶一脚，垃圾桶便随着巨响倒在地板上。这时正好从电梯里出来的中年男子用好像遇到恶魔似的表情看看我，然后又慌张地关上了电梯门。
这是杨伟民的作风。他应该是认为反正我又不至于被做掉，所以准备把我牺牲，送给元成贵做人情吧！
“你没事吧？”
秀红问。她的声音听来并不是担心我的情况，只像是被垃圾桶的声音给吓了一跳。
“啊……没事。”我拿起一根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健一，你还是躲一躲吧！招惹上了元成贵，杨伟民又不罩你，你在歌舞伎町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
“我和富春已经没关系了。”
连我也发现自己的音调提高了。可是，这我可憋不住。
“你帮我向元成贵说说吧！”
“这种话，元成贵是不会相信的。”
她用绝情的口吻说道。那冷酷的声音让我稍微恢复了冷静。
“好吧……我自己会处理。”
“我想，你的小命是应该保得住吧！伤好了以后，再到我店里来，我请客。”
她挂上了电话。我静静地挂上了听筒，反复咀嚼秀红的话。
情况已经是糟得不能再糟，可是一定还有法子可想，即使这法子就像蜘蛛丝一样细小脆弱。我不知有多少回就是靠这种法子才能活到现在，这一关也一定过得了。
我把烟弄熄，按下了电梯下楼的按钮。
10
几个年轻的台湾人聚集在“药房”的门口。一看到我，马上像栅栏一样挡住我。
“让我过去，我要找杨伟民。”
（）
他们嘴里喊着些什么。
“我听不懂台语，有话用北京话说。”
听我这么说，他们马上闭上了嘴，嘴角浮现出把人当傻瓜似的浅笑。在我回瞪他们的时候，其中一个便破口嚷嚷了起来。这句台语我听得懂，是那以前我被骂过无数次的话——丢不丢脸啊！
身为本省孩子居然不会说台语。
在台湾，和国民党政府一起到台湾的中国人被称为外省人，而之前就居住在台湾的人则被称为本省人，以示区别。第一代的外省人当然只会说北京话，而因为国民党将北京话制定为国语，现在年轻的本省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北京话。可是国语只是在外使用的语言，在和亲人交谈时用的还是台语，不会说台语的台湾人只有被瞧不起的份儿。在和老妈一起搬到歌舞伎町来时，我因为不会说台语而常遭同年龄的台湾人欺负。可能是我不会说台语却又受到杨伟民庇护这点，碰到了他们的痛处吧！
当然，我也曾要求杨伟民教我说台语。可是杨伟民只是委婉地摇摇头，煞有介事地表示，台语只有台湾出身的人才讲，只要把北京话学好就很够用了。那就自己学吧！我想。可是除了其他骂我的孩子以外，杨伟民手下的台湾人，当着我的面几乎都不讲台语。到了一定年纪后我才知道，是杨伟民特别叮嘱他们不要教我台语的。
“给我滚开，我不想理你们这些小鬼。”
我用日语说，感觉到体内的血液从额头朝着脚趾头直线下降。插在裤子口袋里的两只拳头已经满是汗水。刚才骂我的家伙把手伸进怀中，接着就亮出刀子。
“还不给我住手！！让他过来。”
杨伟民沙哑的声音从“药房”里面传了出来，这些小鬼们脸上的表情有点动摇了。
“没用的家伙！我叫你们把风，是要你们不要让大陆人进来！”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在家长制度严格的约束下成长的。杨伟民只要出声一喝，就能让这些小家伙们悦服。那个握着刀子的小鬼已经被吓得屁滚尿流了。
“臭小子，待会见了。”
我用满是汗水的拳头轻轻捶了一下握刀小鬼的胸口，然后走进了“药房”。
“这些孩子总是这么不懂事，实在麻烦。”
杨伟民眼镜后的双眼往上一抬，向我抬了招手。
“在你告诉我富春回来以前，早就把我出卖给元成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