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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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十八扯- 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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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郭、张、樊“四人帮”皆为将军,共秉朝政,献帝刘协由董卓一人的傀儡变成了这个“四人帮”的傀儡。这个“四人帮”较之董卓,野蛮性、掠夺性和破坏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王允是并州人,就迁怒于并州人,把军中的并州人男女老少凡数百口全部斩首。西汉四百年间积聚珍藏在古都长安的简策帛书,不是被焚毁,就是被西凉兵改制成了帷布囊袋,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四人帮”内部,以及他们与其他西凉军阀之间,还不时地交相攻杀,激烈火并。仅据《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兴平元年(194)韩遂、马腾率众攻长安,李傕派郭氾、樊稠领兵对决,战而胜之,即“斩首万余级”。韩遂使用离间计,阵前与樊稠“骈马笑语”,引发李、樊互相猜疑。当时的长安城中,西凉兵“白日虏掠”,“侵暴百姓”,李、郭、樊“三分城内,各备其界”,出现了“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的空前惨状。第二年,李傕派人刺杀樊稠,引起了李傕、郭氾两部“理兵相攻”。李傕“以车三乘迎天子、皇后”,把刘协夫妇扣在自己军营当中,又纵兵抄掠宫人什物,转移御府金帛、乘舆、器服,“火烧宫殿、官府、居人悉尽”。郭氾也不甘落后,扣留了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等十余人作为人质。“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质诸垂2000年中国封建历史,如此荒唐事前后均未有。李、郭连月相攻,死者又逾万数。这样的混乱举不胜举,直到郭氾为其部将所杀,张济死于攻穰(今河南邓县)战事中,建安元年(196)献帝刘协为关东将领董承、河东将领杨奉、徐晃等护送到洛阳,才姑算了结。献帝西迁时的“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李、郭相攻之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三国历史第一章,就是由这些拥兵自雄的军阀们,用刀与火蘸着鲜血写出来的。

同一时段内,关中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董卓集团无从染指,傀儡“天子”的号令同样形近于虚设,那里的军阀们也争斗得不亦乐乎。大致地勾画一下,在建安元年(196)之前,各地区的主要武装割据势力分布如次:

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并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东北部和山西);

袁术占据南阳,后又占据扬州(今淮河下游及长江下游以北);

曹操占据兖州(今山东东南部及河南南部);

刘虞、公孙瓒占据幽州(今河北北部)

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今江苏北部);

公孙度占据辽东(今辽宁);

刘表占据荆州(今湖北、湖南);

刘焉占据益州(今四川、贵州大部及云南北部);

孙策占据江东(今长江下游以南);

张鲁占据汉中(今陕西南部)。

搅和其间的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军政大员,如韩馥、张绣之属,大多风光一时,未成气候。如《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二》所说,他们“务相兼并,以自强大”,敌友关系变幻莫测,生灭状态消长不一。

当过关东联军盟主的袁绍势力发展迅猛,地广人多,摆出一副当今河北舍我其谁的雄略架势,俨然“天下健者”之魁首。公孙瓒也是一个非凡人物,打败韩馥,取代刘虞,与袁氏兄弟、特别是与袁绍又勾结又争斗,连年征战不断。曹操的实力开初既不如袁绍,又不及公孙瓒,然而擅长因势乘便,稳步扩张,逐步转化为真正的强者。而在参与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只捞到个高唐县令当的刘备,则凭着投靠昔日的老同学公孙瓒,在平原相任上开始崭露头角,以后又得到徐州的陶谦的提携,由豫州刺史而代领徐州,一跃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袁绍、公孙瓒志得意满,睥睨群雄之日,怎么也未曾料到,十年内外的风云变幻,他们相继成为匆促的历史过客,而曹操、刘备几经颠踬,反倒在最后笑得最好。

当年袁绍冲撞董卓所说的“天下健者,岂唯董公”,从联军讨董到群雄割据得到了验证。自命不凡的“健者”,或者盟友、对手眼里的“健者”,几年之间,凡数十计,的确远非董卓一人。但诸多“健者”当中,究竟哪些是雄才大略,一代英雄,哪些是胆大心野,亡命争锋,哪些又是际会风云,随波逐流,差别其实不小。甚至如孔融,尽管出身名门,身为大儒,又膺方面重任,却连参加割据博弈的资格也不具备。造成这样的悬殊差异,直接原因、间接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共同原因、根本原因终究在于军事实力。封建宗法性的专制集权政体,说到底,从来就以军事实力为主要支撑。当中央政权能有效地掌控军事实力的时候(如东汉时期要么以外戚为大将军,要么由宦官领军、监军,都为着这一政治营构),大一统的局面就至少能够在表面上维持;一旦皇权崩溃,所谓的“天子”形同虚设,什么人手里能有效地掌控多大一部分军事实力,也就有效地在大体相应大的地盘上称王称霸了,割据纷争也就无可避免了。

重新出现大一统局面,也要靠军事实力,而非什么有“王者兴”。

《三国演义》开篇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是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概括表述。但它见其表而未见其本,没有揭开封建专制历史演替的奥秘,落入了宿命泥淖。其实,这一奥秘早已为国人破译,现代精英版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草根版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即是对其妇孺能解的直白解释。回到三国时期去,历数董卓、袁绍、曹操、孙坚、刘备……哪一个“健者”不是靠着军事实力在历史舞台上扮演其角色的?

第三章 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资质如斯的人曹操并非唯一。但这一评语与他个人黏合若一,形同名牌,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够理清头绪的了。综合观察其一生,政治功业、个人才干与政治道德、个人品行严重悖反,只适宜各算各,不必强行作“七三开”或“六四开”。

三国群雄竞起,无人能及曹操,由后事寻绎便一目了然。曹操本人在生之日并没有称帝,而是如现代史学家翦伯赞描述的那样,把黄袍当成衬衫穿在里面,名为一人之下,实据九五之尊。魏武帝之称,乃是曹丕代汉以后,于黄初元年(220)十一月所上的尊号。其先其后的改朝换代,开国帝王都要对祖、考追奉尊号,被追尊帝号的人代不乏人,唯独曹操能以尊号魏武帝名世,连当今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也遣词缅怀“魏武挥鞭”,足见他的政治功业罕与伦比。曹操又是一个卓越军事家,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上,无不位居当世第一。春秋晚期著名军事家孙武所著《孙子兵法》十三篇,历经战国、秦汉后人的增益,东汉初年已达八十二篇之杂。

曹操加以梳理、整合,重新编为十三篇,为其作注和作序,成为现在《孙子十家注》(宋人吉天保编)的重要内容。他生平指挥大小战役近五十次,胜多而败少,经典战例彪炳史传。决定三国鼎立局面的三大战役,除他身后的夷陵之战而外,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都是他唱的主角。尽管未能敉平割据,建立一个大一统帝国,毕竟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替后来西晋一统天下开辟了道路,文治武功引领三国一代风骚,较之唐宗宋祖并不稍逊多少。而文采方面,则非但秦皇汉武,抑且历代帝王无人可望项背。泱泱中华文学史上,前有“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后有“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蔚为美谈。曹操个人的诗歌成就容或不及他的两个儿子,也不好与“三苏”作纵向比较,然而,开建安诗风,立建安风骨,那种领袖群伦的导引作用别的人无法代替。在中国,文学的繁荣从来就离不开最高权力者的重视,秦汉以降应推曹操开了先河。

在书法、音乐、围棋领域,曹操的水平也颇不俗,堪称多才多艺。后世的戏曲给他涂上满脸白粉,再加一对三角眼,委实既丑化又矮化了他。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汉末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桓帝永寿元年(155)生。其父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腾历事顺、冲、质、桓四帝,灵帝时位至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好进达贤能,名士虞放、边韶、延固、张温、张奂等人都靠他引荐而位至公卿。曹嵩本为夏侯氏之子,在本门中是曹操后来部将夏侯惇的叔父,过继才改姓曹。凭着曹腾养子的身份进入官场,初为司隶校尉,灵帝时擢任大司农、大鸿胪,又花一亿钱买官,代崔烈为太尉。宦官一般是被官僚士大夫看不起的,但曹腾的作派有别于多数宦官,曹嵩又跻身“三公”之列,曹家的地位比较特殊,势力也相当大。曹操生长在这样一个依附于宦官势力的新兴大官僚、大地主豪强大族的家庭里面,从小就养成了机警,有权术,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不受礼俗约束的习性。他叔父见他酷嗜飞鹰走狗,游荡无度,担心他不能光耀曹氏家业,争列名门,多次提醒曹嵩注意。曹操讨厌他叔父告状,一次在路上遇见叔父,故意装作中了恶风。他叔父去对曹嵩说了,曹嵩急呼曹操来见,曹操却口貌如常。曹嵩问:“叔父言汝中风,已差(痊愈)乎?”曹操说:“初(原本)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诬告)耳!”从此曹嵩不再相信他叔父的话,曹操得计,就更加恣意妄为。这样的人品行状,用当今的话说,简直就是一个豪门出身的不良少年。然而,宦官之孙加公卿之子,又是当时社会“血统”天然高贵,仕途自然亨通的“高干子弟”,曹操年二十就顺理成章地“举孝廉为郎”,任洛阳北部尉(相当于现今首都北城区公安局长)。不久又“迁顿丘令,征拜议郎”,成为了当时的县处级政府官员。

不过,这只是一面,曹操还有另一面,对于他后来成为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另一面。一是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之为《接要》。后来他会打仗,并且能注《孙子兵法》,直接得益于这种博学多识,融会贯通。二是他勤学武艺,才武绝人,达到莫之能害的高超境界。据《异同杂语》记述,年轻的时候,曹操曾私入中常侍张让家室,被张让发现后,“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后来他在军旅生涯中,多次亲冒矢石,身临险境,都能够临危不惧,化险为夷,无不以此作为根基。这两样,都说明曹操虽为“高干子弟”,恶习甚多,却有别于那些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的纨绔子弟,确有真才识,真本事。由之进到三,曹操一旦当了官,还敢于把自己的真才识和真本事派上用场。他一就任洛阳北部尉,就在衙门左右悬挂了十几根五色棒,明令宣称凡是违犯禁令者,一律要用五色棒打死,豪强权贵概莫能外。宦官蹇硕的叔父不信曹操真敢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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