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上海的病退搞得怎么样？甚念！
再有7天我就在哈尔滨了，以后的写信地址是：黑龙江大学189信箱。
1978年10月13日瑷珲”
正文 200、秋瑟别情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1：05 本章字数：2735
秋色已尽，寒风乍起。
10月19日，是我在队里的最后一天．
我把随身带的东西都打点好了，明天就要踏上去大学报到的路途，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几天来，社员一家家地找我去吃饭，举杯之间，大家免不了有点恋恋不舍。
中午，我去供销社买了两瓶酒和两听水果罐头，向贾大爷告别。
贾大爷已经80多岁，卧床不起，日益病笃。在他执意坚持下，我不得不坐下喝酒吃饭。老人平时一人生活，女儿白天会来照顾他。这天的菜，是他特地叫女儿过来做给我吃的。
贾大爷盘炕而坐，稍饮了一点酒，一边看我吃菜，一边说着他能想起的那些知青的故事。我们沉浸在欢乐回忆中。
饭后临走时，他吐出了一丝悲伤：“这个冬天我看来是熬不过去了，就算是最后一次见面吧！”他嚅着没牙的嘴唇，喃喃地说着，满是皱纹的脸上泛着一种异常的红色。说完，他用两只干枯的手，支撑着炕沿，一定要下炕送我出门。
拗不过他，我搀扶他跨过门槛……
他站在门口，努力伸直弯曲的腰，向愈走愈远的我频频招手……
嗖嗖的北风中，他蹲下了，当看到我回头看他时，他又站起，扬起了手臂……
下午，老乡说要为我开个欢送会。
这让我感到十分意外：对知青离队返沪搞病退这件事，老乡表现得特别冷淡，知青走得也很伤感。彼此都有些埋怨：人有时怎么会变得如此无情无义！
我却有幸成了唯一被开欢送会走的人。也许是因为我走的方式不同，是考上大学？也许是我曾在队里当过四年队长？
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欢送会开始前，贫协主任刘承新见我就说：“你当了四年队长，执行的是什么阶级路线，我一直也没弄清楚。”我笑笑没吱声，不想破坏欢送的气氛。
欢送会一开始，刘承新的开场白又说：“你们知青呼拉一下都走了，可把我们贫下中农闪了个腰呀！”
欢送会气氛有点紧张，我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我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我要趁这个机会与老乡沟通一番：
“非常感谢大家为我送行，这让我想起到生产队的第一个夜里，乡亲们敲锣打鼓欢迎我们的场面。
一晃**年了，知青和乡亲们一起，光着膀子抡芟刀，裹着棉袄拉水耙；撒籽、收割、盖房、挖沟、伐木、开石。平日里，在田头啃冻馒头、咬冰碴子；过年了，围着炕桌喝大碗酒、吃大块肉。在这偏僻乡村里，在这充满火药味的边境线上，流血流汗，站岗放哨，是纯朴的你们给了知青无穷的欢乐和温暖。我们之间以‘爷、娘、叔、婶、兄、弟、姐、妹’相称，洋溢着暖融融的人情味。
正是在你们的关心照顾下，我们从十六七岁的孩子成长为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同时，知青也把人生最美丽的青春献给了黑土地。
有人问我四年来执行了什么阶级路线？这让我想起贾大爷在我一当上队长就对我说过的话：‘生产队就像一头大蒜，坏一瓣就掰一瓣，最后就只剩下光杆了。’再说，掰掉的那一瓣谁家没有老人孩子？谁家不指望着队里好好过日子呢？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大家明白这里面的道理。
说起知青的走，我也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谁没有父母兄弟？谁没有思乡之情？今天，当知青终于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乡时，我为他们感到高兴！我相信乡亲们也是为他们感到高兴的！
所以，我把今天的欢送会看作是对全体知青的欢送，这不仅仅是对一个当了四年队长，然后考上大学的我而举行的个人欢送会。
我谢谢大家！知青是永远不会忘记这片黑土地哺育之恩的！”
老乡听了我的话流下了泪水，我的眼眶也湿润了。
我顿了一顿，最后告诉大家：“今晚，我已经在镇上饭馆摆了四桌酒席请老乡，就算是代表知青对大家谢谢了！”
老实说，这四桌酒超出了我的经费预算，原来想把除路费外剩下的钱寄给晓雁的，现在不能兑现了。我对老乡掏出了身上所有，在生产队不再有任何未了的遗憾，觉得心里痛快。
酒席散后，夜已深，我给晓雁写下在农村最后的一封信，叙述了这几天与老乡的依依别情。
而就在这天，六千多公里之外的上海，晓雁也在给我写她搞病退的最后一封信：
“你好！
9月20日、10月4日、10月13日的来信都已经收到，行李领取单也收到。
什么时候取行李要等通知，我会办的，望放心。
就在收到信的前一个小时，云龙来我家。他告诉我：今天居委会通知他迁户口，病退已经办好了。
不知怎么搞的，我们一起把材料送到区乡办的，他的批下来了，我的却没有，心里急得要命，但毫无办法，只好听天由命。
当我知道你考在黑龙江大学时，心里很难受，几天没睡好觉，想了许多。我身边有很多人劝我，没有一个人不让我跟你‘黄掉’。他们都是一个意思：你父母不同意，你又考在黑龙江，将来难道还能在一起吗？
但是不管别人怎么劝，我自有主张。自从我了解你是怎样一个人以后，我就一心一意地爱你了。不管你考在哪里，我都会坚持下去，请你相信我。
现在我只有一个希望，希望你在大学一心读书，不要为我们的事分心，这样才能让我放心。
好了，当我写到这里，居委会负责人上门通知我：病退办好了，叫我迁户口。
现在，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这是我第一次寄往你大学邮箱的信，请查收。
剩下的钱不要给我寄回来，我不需要用钱，平时学校里生活要花费的，而且寒假回来时还要路费。
1978年10月19日 上海”
第二天一早，汽车载着我离开边境线，翻越小兴安岭。
我看到了一片片纯洁的雪地和白桦林，淡淡的没有任何色彩。就像这八年半，我们来时两手空空，去时一无所有。
在些许的伤感中，我想起了父亲那句“少不闯南”的话，心境豁然开朗：远离亲友却敞开心扉，经历风霜却积淀情感，趟过荒凉的沙漠却珍藏了豁达、纯朴、坚毅、激情的金子，这是不是当年父亲希望我具有的男子汉气质？如果是的话，那么，它已经融入到我的血管心肺和思维语言，成为我生命的特征。
渐渐远去的边境线――黑龙江，在刚刚升起的太阳下，细如玉带，就像一根牵魂的细绳，牵着来时的南方少年去时的北方汉子。
正文 尾声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1：05 本章字数：3322
从2012年12月1日写《边境插队手记》到今天，整整一年，一共200篇，30万字左右。
与《水浒》108个好汉陆陆续续上山、后来大聚义排座次正好相反；我们是“一片红”集体下乡，后来陆陆续续地散去。
从十六七岁到二十五六岁，我们未能像前辈那样在这个年龄成为好汉，而是以亲人离别的酸楚为始，以无果而返的遗憾为终，其间除了留下人生情感的跌宕起伏外，又有多少东西能值得历史和社会的肯定呢？不知道再过几十年后，还有谁能看得懂这代人的“一片红”和“大返城”？
十分感谢一年来始终关注《边境插队手记》的博友，假如不是你们的鼓励，我会觉得无趣而半途辍笔的。其间一些博友一直在帮我纠正文中的错别字，以至于这篇《边境插队手记》尽管文笔平庸，但差错率却相当的低。
这，足以让我欣慰了。
熟悉我的朋友经常会问我这样的问题：文中的某某是谁呀？
我只能这样回答：作为纪实性小说，文中大部分人已经被我拆分和重叠，连我自己也分不清谁是谁了，但当年农村的细节却是真实的并保持着新鲜的气味。
我在文中只对个别人保持了原样的记录，其中的“汪永德”就是。
他的真名叫江财妙，他回上海搞病退后，我在哈尔滨上大学，一直没见过他。一晃几年，有一次回上海探假，我向知青打听。知青告诉我：他得胃癌死了。
在悲哀的伤痛中，让我唏嘘不已的是：曾经的“浪子”江财妙，返城顶替父亲进了公交公司当售票员，道地的东北普通话，加上热情的服务，还有对公交车上小偷的敢于斗争，使他获得过上海市公交系统的劳动模范，他真的做到“回头金不换”了。
剩下活着的，我只能从心里祝福而不愿意再惊动他们，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知青都愿意回头去捡拾那段生活的。
曾经的插队战友，只有少数后来当官、当教授、经商，成了社会上层的活跃人群；大部分都沉淀在社会的最底层，日子过得并不理想但却安定。这是个一开始就没有统一目标、到后来又各自分飞的群体，没谁能有资格来代表这个群体，哪怕他权重如山，富可敌国。
作为这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亲历者，我有幸保存了当年的日记，扔了可惜，故缀成一册，供现在喜欢的人闲时一阅，也供将来的研究者作为参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边境插队手记》只是个人或是部分人的经历，并无代表意义，唯一的价值就在它是纪实的。
为了《边境插队手记》的完整，我还想作一些如下的后记：
记得我初考完从县城返回生产队那天，副队长老吴和我一起蹲在地头，他说：“听到了小麦拔节的声音。”
我伸长脖子竖着耳朵听了半天，静静地，啥声也没有呀？他笑笑，抽着大旱烟，不再言语。
就像一个谜，闲时我就想：老吴听到的小麦拔节声到底是咋样的？
好多好多年以后，我重回爱辉，忍不住问老吴。此时已经一头白发的老吴哈哈大笑：那不是说你要上大学么！
哈哈哈！我也大笑，谜底竟是如此简单。
可不是么，家里老户口本的附页上，对我的仅有记载是这样的：
1970。3。18，黑龙江爱辉县插队，盖着“迁出”章。
1982。7。19，黑龙江大学分配，盖着“迁入”章。
无情的记载，遮不住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上海，把一个实际上只有小学六年级学历的我送去了黑龙江；黑龙江，却把一个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我还给了上海。
我并不怀念那个年代，但我要感谢黑土地，那里，曾响起我生命的拔节声！
我还记得，离家13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到上海。
父亲把一个厚厚的档案袋交给我，说：“完璧归赵吧。”
“这是什么？”
“你写的信呀。”
我简直不敢相信！
小心翼翼地打开一看，所有我写的家信都按年月顺序排着。
一种甜甜的滋味涌上心头，我从来没想到这些家信会再回到我的手中。这些信带着弟妹们的朗读声、父母亲的舐犊情，它们随同我在农村16本大大小小的日记一起被珍藏了下来。
3年前，我和几位知青一起去看望转点南方并且在那里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仲志疆”，没想到她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