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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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 第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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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负责人孙玉久研究、筹划,同地主汉奸武装打了一仗,取得胜利。

因为有了一位前面写过一笔的幸存且高寿的方未艾老人,所以在此期间能够写得比较详细一点儿的赵一曼与方未艾的交往,使我们能够多少走进这位巾帼英雄的内心世界。

这时,方未艾已从《东三省商报》转入《国际协报》,担任副刊编辑,金伯阳要他把副刊当做宣传革命和团结进步人士的阵地。他入党不久,马列著作读得不多,党内文件和宣传品看得也少,这副刊办得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党的要求就是个问题。金伯阳决定找个人,让他给方未艾辅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方未艾老人说是1932年9月(这个时间似乎有误,应为再晚些)。这天,金伯阳带他去新城大街(今尚志街)东侧公园,与这个人接头。只见假山下长椅上坐位清秀的青年女子,一身古铜色毛织上衣和裙子,脚上一双绛色高跟儿皮鞋,正打开一个褐色的小手提包,望着里面的镜子,轻拢鬓边短发。见到来人,她站起来,亲切、优雅的微笑。金伯阳介绍,这是李洁。二十多年后,方未艾看到电影《赵一曼》,才恍然大悟。

前面说了,金伯阳、杨靖宇、赵尚志是方未艾那儿的常客,现在又多了个比他大一岁的李洁。

方未艾老人说,赵一曼的四川口音挺重,但讲起党的理论、知识,他都听得懂。她理论造诣挺深,很聪明,也认真,有时讲完了还让他谈谈心得体会,提出重点问题让他回答。

两人见面时也谈文学。赵一曼说中国作家中,她最爱读鲁迅的作品,苏联作家最喜欢高尔基。她还写诗,曾给方未艾看过一首七言律诗《滨江书怀》: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俄语很好,方未艾会日语,两个人互相教外语。赵一曼说,在东北反日,学日语很重要。

外出坐电车,有司机和售票员跟赵一曼打招呼,叫她“李大姐”。有点儿空儿,售票员就跟她说这说那的,下车时还不住地挥手告别。

方未艾老人说,一个四川女子,在哈尔滨好像也就年把时间,你想象不出她怎么会和工人那么熟悉、亲切。这个人身上,天生有股说不出来的魅力。

应该是1934年春夏之交,一天晚上,赵一曼来了,问他请求去游击队的事怎么样了,方未艾说还让等着。

方未艾东北讲武堂毕业,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赵尚志、杨靖宇都曾劝他弃笔从戎,他也向组织请求到游击队去。没想到这年秋天,却被派去苏联海参崴列宁学院学习。

赵一曼说:俺今晚就是来向你告别的,组织已经批准了,让俺到珠河去。

方未艾忙道这是真的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就说你走了俺就不等了,跟你一起走。

赵一曼说:这可不行,一个党员,怎么能无组织、无纪律呀?

方未艾说:那,俺就在这等着?

赵一曼道:俺到那边等你。

一个坐桌前,一个坐床边,一时间谁也不看谁,也不知道说什么。

一会儿,赵一曼拿毛笔在纸上写起来,边想边写,写写停停,写完又看了几遍,改了几个字,然后递给方未艾。

是三首五言绝句《赠友留念》:

世上多风云,人生有聚散。

今朝苦离别,他日喜相见。

友情和爱情,男女都看重。

言行不自由,两者将何用?

理论与实践,纷纷说短长。

一心为社会,万古可流芳。

六十多年后,老人说他当时看了两遍,照理该回赠一首,可一时思绪万千,竟然语塞。这个弃武从文的地道文人,就说:明天俺给你饯行吧。

赵一曼说:俺说不定什么时候走,也不喝你的送别酒。你要是不离开这里,等俺带队伍解放哈尔滨,那时再喝你的欢迎酒。

赵一曼到珠河后,任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1935年春到道北区任区委书记。

应该说,赵一曼对东北农村是陌生的。那北满雪原上的大烟泡,老乡家好像能烙饼的热炕头,不但陌生,而且不适应。她的肺病不知什么时候患的,脖子上那好好坏坏的疮就是在珠河落下的。可这个文静的南方女子,大家闺秀,有一种骨子里的刚硬,还像方未艾说的天生有股说不出来的魅力,走到哪里,听吧,“瘦李”、“女李”、“李大姐”,乡亲们一声声叫得那个热乎呀。

“瘦李”是因为她长得清秀、瘦弱,“女李”则是当时人们对知识女性的一种尊称,姓什么就在前边加个“女”字。

农民会、妇女会、儿童团建立起来了,还成立了青年义勇军、模范队。只是这种农民武装除了几杆老洋炮,就是扎枪、大刀、棍棒,赵一曼就策划出一套夺枪方案。

帽儿山车站附近公路沿线,设了一些伪军哨所。搞掉这些哨所,既为抗联活动扫清障碍,又能夺取武器,一举两得。赵一曼让后来担任3军9师政治部主任的雷炎打头阵,武器是把砍刀和只灌水又打气的皮球。晚上行动,悄悄摸近哨兵,顺利摸到跟前就挥砍刀,赵一曼就带几个人扑上去,冲进哨所抓俘虏、缴枪。要是被哨兵发现了,雷炎就蹲在地上假装解手,一按皮球噼里啪啦像拉肚子似的。这时,赵一曼或者伺机接应雷炎,或者趁哨兵的注意力被雷炎引过去的工夫,趁机摸上去。

就这样有了第一批步枪。

笔者没搞清是1934年冬,还是之后的哪次“讨伐”,3军3团在侯林乡被敌包围,伪军中还包括那个已经成了日本人的一条疯狗的“黄炮队”。激战一天一夜,突然敌人背后响起枪声,是赵一曼率领青年义勇军杀了上来。

3团与敌激战时,赵一曼已派人探明敌人指挥部的位置。青年义勇军虽缺乏战斗经验,又大都是扎枪、大刀之类的冷兵器,可是人多势众,最主要的是直捣了敌人的指挥部,而且是突然攻击,敌人顿时乱了。再加上许多老百姓呐喊助威,敌人草木皆兵,很快就退了。

后来,伪《大北新报》、《哈尔滨日报》等报纸,曾载出《“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

今天歌颂这位巾帼英雄的作品,几乎都少不了“红枪白马”一词。笔者曾去档案馆查阅有关报纸而未得,据说那只是篇简短的报道。但是,战争中能直捣敌人指挥机关的,几乎无一不是精锐部队主力军。以青年义勇军这等武装,去实施这种掏心击脑的战术,且能拿捏得如此精准,其胆略与军事技艺,无疑是非常人可比的。

而1936年3月5日《晓梦关于珠河一带的情况及工作现状的报告》中,在谈到1935年秋冬季“大讨伐”中损失的干部时,关于赵一曼的是这样的一句话:“党地方同志中最有能力者。”

被俘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2团被敌人包围在道北区的一个山沟里。激战一昼夜突围,部队伤亡很大。团长王惠同负伤被俘(后英勇就义),道北区委书记兼2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指挥战斗时,一条大腿受贯通伤,骨头被打碎。22日,她和三个人转移到3区春秋岭附近一户农家时,被汉奸米振文发现。米振文报告第三“讨伐”队队长张福兴,张福兴带伪军将农舍包围。战斗中,赵一曼左腕被打穿,失血过多,昏迷后被俘。

从在珠河见到被俘的赵一曼,到十天后又将其押送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继续关押、审讯,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都是个重要角色——让我们看看1962年5月,他作为战犯在押期间写的供词: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伪珠河县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笔者)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作了义正辞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你们日本人口蜜腹剑。’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作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儿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用鞭子戳伤口,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为了使赵一曼屈服,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从被俘地到珠河县城,一辆牛车在山道土路上颠簸,对伤口不作任何处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尔滨,住进市立医院,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因为大腿上的贯通伤溃烂了,他们需要一个活口,而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不会危及生命的。

医院毕竟不是伪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机会。

赵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尔滨的,何时被以“王氏”之名转至市立医院疗伤无从查考,看守她的伪警察换成董宪勋,是在1936年4月上旬。

这是一个挺沉稳的富于正义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职业,使他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残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马上就要写到的韩勇义多得多。可他们都碰上了一个令他们、也让我们这些后人永远敬仰的人,两颗冬眠的中国心就怦然跳动起来。在1936年那个叫做什么“满洲国”的世界里,他们的行为有着特别的昭示意义。后人不会忘记他们,就像怀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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