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年龄的增长，英宗逐渐体会出当皇上的乐趣了，整天前呼后拥，美人环绕；为所欲为，及时行乐；国事有王振代管，奏折有王振代批，自己一点儿心都不必操，乐得做一个神仙天子。想到此，英宗将目光投向身边的王振；这位教自己识字，伴自己长大，替自己分忧解难，对自己忠心耿耿的老太监，是最值得自己信赖的人。英宗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与惬意。
正在这时，传来一阵喧哗声，英宗向王振递了个眼色，王振刚要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一个声音高喊道：“有急务须面奏圣上！”英宗顿觉扫兴，命王振出去处理。可是，那个人却擅自闯入，跪倒在英宗面前事奏说：“边地告急。蒙古人犯我边境，我军抗敌不利，北部军事重镇大同受到严重威胁，请求朝廷速派兵救援。”英宗一听，怒气全消，惊得目瞪口呆。这真如晴天霹雳，脆弱的英宗简直受不住这个打击，他又把目光投向王振，求援似地看着他。
其实，王振心里比谁都清楚蒙古人为什么入侵。
在明成祖永乐年间逐渐强盛起来的蒙古人，当时又称作瓦刺人，与北方各族联合，不断在边境挑起事端。王振听说蒙古草原出骏马，便指使他的心腹配的，上帝在历史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提倡“以神为中心的，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每年制造大量的箭矢，供给蒙古人侵略、扩张之用，并索取蒙古良马做为回报。王振暗地里与蒙古人打得火热；出于私情，在与蒙古人的国事交往中，他对蒙古贡使给予最惠待遇，加礼优待。明朝外交制度规定：蒙古每年到京来的贡使人数不得超过五十人。而蒙古人为了多得赏赐，每年都多派贡使人京；王振只要蒙古人多给好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在乎国家财物的流失，法规被破坏。正统十四年，蒙古竟派了两千人组成的使团赴京，还嫌不足，在上报人数时又多报了一千人，想冒领三千人的赏物。这次，王振因为蒙古人送给他的礼物不满意，坚决不允许蒙古人占便宜，他指示部下按贡使的实际人数发给赏物，并拚命压低蒙古贡马的价格，仅付给应付钱款的五分之一。蒙古贡使又恼又羞，回去向太师也先诉委屈。也先听了，勃然大怒，决意报复，便纠集诸部，招募了两万骑兵，亲自挂帅，举兵南犯。
蒙古人本来就骁勇善战，此次更是兵精马壮，士气高涨，不几日，蒙古兵长驱直入，勇不可挡，明朝边防军节节败退，北部军事重镇大同成为虎口之食，于是边报频传，连连告急。
王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责，恨不能赶快平息这场战乱，但他对军事却一窍不通，异想天开地怂恿英宗御驾亲征，以天威震慑也先，迫敌退兵。英宗也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定能马到成功，便急于一显身手，他也不与朝巨商量，轻率地作出了决定，下旨诏示群臣。文武朝官听到御驾亲征的诏令，万分吃惊，其程度不亚于接到边地告急的情报。兵部尚书邝野、侍郎于谦及支部尚书王直苦劝英宗千万不要亲自率兵出征，其言发自肺腑，入情入理，陈述道：“天气炎热，旱气未回，青草供应不足，水泉犹塞，人畜所需，确有困难。况车驾远行，四方急奏，不能既达。其他不测之祸，难保必无。”请求英宗选派干将援救大同。可是，英宗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只受王振一人蛊惑，当即下令：如有再进谏者，杀无赦！
第二天，英宗聚集了五十万人马，带着一百多名文武官员，仓促起程。
由于备战不足，指挥不利，明军在行进过程中几次出现严重失误，兵部尚书邝野被乱军济下战马，跌成重伤；不少军士因粮饷供给跟不上活活饿死；加之不断传来前线战事不利的消息，军心涣散、士气颓丧，随驾大臣几次恳请英宗回銮，都被王振阻止，他不仅当面辱骂劝驾的大臣，还罚他们跪在草地上“反省认错”。
到达大同后，听说周围有伏兵，贪生怕死的王振慌忙传令军队撤出大同，数十万人马争相撤退，军容大乱，自相践踏。也先乘机奋起追击。
王振开始命令军队向他的家乡蔚州撤退，他打算借此机会让英宗及文武官员看看他在家乡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宅院，炫耀一下自己的权势。走着走着，王振又后悔起来，他想到几十万兵马远道而来，又缺少粮草，到了蔚州，难保不拿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充饥。于是，他又改变命令，改道东行，急奔宣府。
王振把五十万大军呼来唤去，使兵士疲惫不堪，满腹怨言。更糟糕的是，贻误了军机，为敌人争取了时间，明军退至狼山，便被也先追上了。为了掩护英宗撤退，成国公朱勇率领三万勇士奋勇抗敌，不幸陷入重围，为国捐躯。
王振跟着英宗逃命，逃到离怀来县城约二十里的土木堡，王振突然发现载有自己私人财物的一千多辆军车尚未跟上来，为了不使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他不顾皇上及数十万将士的安危，下令就地宿营。大臣们进言应该入城宿营，王振将意见压下不报英亲。
只一夜工夫，也先率兵逼近，控制了土木堡周围的交通要道，包围了英宗和明军。
土木堡地势较高，缺少水源，几十万明军饥渴难耐，咽喉冒火，士兵们怨声载道，骂不绝口。王振见局面有些失控，害怕有人拆穿他的底细，就严禁大臣们接近英宗，他和几个心腹寸步不离英家左右，把英宗严严地蒙在鼓里。
蒙古兵发动了几次进攻，都被明军挡了回来，也先感到兵力有些不足，便使用计谋，打算智取。他派人前去讲和，走投无路的王振毫不怀疑此中有诈，当即满口答应。趁明军放松警惕之机，也先指挥蒙古骑兵杀人阵营，将明军杀得落花流水，毫无准备的明军晕头转向，顷刻之间，数十万大军全线崩溃，个个抱头鼠窜，哭爹叫娘，争相逃命，又有许多人互相践踏而死。半数以上的将士死在乱营之中，剩余的二十几万人马、连同作战物资、武器装备、统统成为也先的俘虏和战利品。
眼见几十万大军毁于一旦，英宗及随行的文武官员失声痛苦，英宗护卫将军樊忠怒火中烧，一手揪住祸首王振，抡起铁瓜锤，狠命向王振头上砸去，顿时砸得脑浆迸裂，结果了王振罪恶的性命。王振罪有应得，一生害人也为自己所害，但是，那些无辜的死难者却无法起死回生了。
战场的情况万分危急，英宗在卫士的护卫下几次想冲出重围，都没有成功，英宗绝望之下，索性下马，面南而坐，准备束手就擒。
土木堡之战，明朝五十万精兵烟消云散，从征的一百多名文武朝臣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英宗皇帝也被蒙古人生擒活捉，这是有明以来的奇耻大辱
专权坏政的大太监汪直
明英宗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英宗刚刚长到十六岁，七年来临朝理政、养护幼主的太皇太后张氏因病逝世。国丧之中，全民哀悼。沉浸在悲哀之中的英宗皇帝眼中不时流露出茫然的神情，失去祖母，如同失去为他遮风挡雨的大树，他这棵孤零零的小苗，从今后要独立应付风云变幻的宫庭生活，他感到前景难测。朝中一些大臣也在替他们的小主子担心，遥想正统初年，皇上虽然仅有九岁，年幼无知，幸喜有精明能干的太皇太后及德高望重的内阁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协理国事、辅佐幼主，国家倒也太平无事。如今三杨死了二杨，杨溥虽然在世，但已老得不能动弹了，无力过问政事；年富力强的阁臣又都是新近提拔的，资历较浅，难当重任，更别说主持朝政、左右朝中局面，就怕有奸人乘机跳出来窃权乱政，使国家陷于危难之中。
大臣们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果然，时隔不久，就有一伙人公然拆除了宫门上那块高三丈、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这块铁牌，曾是太皇太后张氏设置的一座镇妖塔，它镇住了心怀不宄的太监们的阴谋活动，使所有企图干预朝政的宦官望而生畏、恨之入骨。如今，太皇太后尸骨未寒就有人迫不急待地毁坏铁牌，可见此人久己觊觎国家大权。这位阴谋者就是掌管司礼监的太监王振。
王振，明山西蔚川（今河北威县）人，先后做过儒士、教官，燕王朱棣起兵夺位成功后，大量招收宦官，王振遂自阉入宫。因为他有些文化，就被派了教育小宦官的差事。不久，太子册立，他又被任命为东宫局郎，成为太子的启蒙老师。王振对这个职务极为满意，他一边侍奉太子、陪太子玩耍，一边教太子识字，深得太子欢心，也赢得了宣宗的信任。
随着太子登基，王振也青云直上，当上了司礼监大太监，执掌宫中宦官及各监员官升迁谪降，兼管特务机构所体现的世界，削弱了权力意志的力量。因此要批判它，并，还替皇帝管理奏章和文件，传达谕旨。大权在握后，为巩固地位，进一步取得太皇太后和英宗的信任，王振大耍两面派手段，表面上装出虔诚恭顺的样子，对太皇太后、英宗及朝中重臣毕恭毕敬，俯首帖耳，小心侍奉，不越雷池一步。背地里不断交结党朋，拉帮结伙，伺机而动。渐渐地，王振胆子大了起来，搞了几次阴谋，现出了马脚，目光敏锐的太皇太后看出王振为人奸诈，大有干预政事的苗头，便痛斥了他一顿，大杀了他的威风，并派人监督他的行动。从此，王振又夹起尾巴，以更阴险、更隐秘的方法从事阴谋活动，打击异己、培植亲信，渐渐形成了一种势力。
太皇太后一死，王振认为时机已到，他利用英宗年幼无主见、事事依从他，放开手脚，更加有恃无恐加紧了争权夺势的进程。他一方面将自己的亲信全部安插在国家重要部门，控制了国家军政大权；另一方面滥施淫威、残酷迫害忠良义士。
翰林侍讲刘球是一位颇有威望的朝官，他看到英宗听信王振、不理朝政，致使王振一伙弄权专政，为害国家，便上疏英宗，直言相谏，提出十大建议。王振看后，认为刘球危言耸听，诋毁自己，矫旨逮捕了刘球，将他打入牢狱，又暗中指使爪牙马顺杀死刘球。马顺遵照王振的吩咐，夜间潜人牢狱，杀死刘球，又碎尸万段装入口袋里，埋于锦衣卫院中。
大理寺少卿薛瑄为人耿直、不附权贵，不满于王振的卑劣行径，自然也不巴结他。王振认为薛瑄傲慢无礼，很是恼火。一次，薛瑄在审理案件时分权予民。参见“历史”中的“顾炎武”。，发现一件案子的判词漏洞百出，便派人三次查核，弄清这是一起由王振指使党徒制造的冤案，薛瑄毫不留情地驳还原判。王振恼羞成怒，指控薛瑄收受了被告贿赂，将薛瑄间成死罪。后在朝臣的呼吁下，才免除死罪，罢官削职，遣归原籍。
此后，王振又以栽赃陷害、凭空捏造等卑劣手段迫害了一大批无辜者，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对于那些敢于揭露他的罪行的义士，王振更是残暴地屠杀。太监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永，先后以写匿名信的形式揭发王振的丑恶嘴脸，被王振查出后，处以死刑，行刑之日，王振下令所有的宦官、朝臣一律到刑场观斩，以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王振擅权专制的几年中，采取高压手段压制官民，朝中文武无不提心吊胆，深怕大祸临头。一些胆小怕事的官员，为了免遭不测，不得不看王振的眼色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