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先得找好落脚点，在那里花1块3毛钱住一宿吃两顿饭，早一顿，晚一顿，中间十几个小时就是你摇拨浪鼓的时间。‘鸡毛换糖’的生意说简单也简单，比如我用本钱一毛钱买上一包纳鞋底的针，一毛钱一包的针有25根，我们出去可以用两根针换一把鸡毛，一毛钱一包的25根针，通常可以换一两斤鸡毛，一两斤鸡毛是可以卖好几块钱哪！所以一般我们从秋后的11月份开始外出‘鸡毛换糖’，一直到春节过后的2月底3月初才往回走。三四个月奔波下来，除了每天交一块钱给生产队记工分外，也能积下三四百元。那时一个冬里攒下三四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我们义乌人虽然自知吃的苦可以用担子挑，但从不愿轻易放弃拨浪鼓。”
“你最远的地方到过哪里？”我问。
“江西。是搭火车去的。”骆镇长说。
“一天最多走过多少路？”
“嗯……反正记得有一次连爬山走路，过了两个县城，足有百十多里路吧！”他说，“我记忆中最惨的一次是自己两天没好好进一口食。”
“为什么？”
“那次本来计划是当天返回落脚点的，后来见生意不错，只管往山里走，不想一进去就出不来了，整整两天两宿不见人烟，虽说早已肚皮贴着后背，可肩头的担子不敢丢呀，那两天的路就像当年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我们现今四五十岁的人，很多人有胃病，十有八九都是摇拨浪鼓弄出来的毛病……”
骆先生的话使我陷入了一个久远的回忆：我记得那时我才刚上小学，这一年春节我的一个小姑姑结婚，家里来了很多亲戚。中午时分，村边来了位“鸡毛换糖”的“野人”——我们苏南那一带这样统称养蜂换糖的外乡人。在当时，我当然不知道那个摇拨浪鼓的“野人”是义乌人，更不知道他们为了生计所承受的苦楚。那“野人”进村后突然倒在了地上，参加婚礼的我家亲戚们慌忙将那人扶起，给口水喝后，那摇拨浪鼓的人慢慢醒来，随后我和在场的人都看到了他的口角流淌着一丝鲜红的血痕。我吓坏了，听到大人们在不安地说：“不好不好，今天触霉头了！触霉头了！”于是有人摇来一只摆渡船要送那换糖人到镇上的医院，可那“野人”摇摇手，就是不愿去。我看着那人担着担子，摇摇晃晃地走出村子，手中的那只拨浪鼓后来也掉在了路边的水沟里。我和村上的孩子虽然很喜欢拨浪鼓，可谁也没敢去捡，因为听大人说第二天人们发现这个丢拨浪鼓的换糖人就死在半道上……这件事是我小时候几个有限的记忆中始终没有忘却的其中之一，如果不是30多年后有幸与义乌人相识，恐也渐渐淡漠了，然而当我再度在拨浪鼓的故乡重新回忆起这个孩提时的片断，更增几分对换糖人的怜悯之心，同时也想借机纠正一下我们苏南人不该对外乡人的那种明显有歧视成分的称谓。
“哎——有鸡毛猪骨旧衣破帽换糖哟——拨啷，拨啷……”义乌之行，我没有想到自己的情感竟然始终难以弃舍那童年时耳边常常回荡的吆喝声。这吆喝声中，使我不禁无数遍地体味着昨天的义乌人是在怎样地生存与奋争！也许正是我从小就有过对拨浪鼓旋律的特别情感，因此现在似乎更能容易倾听和接受义乌人从原始生命中所奏出的那种旋律。
在义乌，我听人讲了很多有关拨浪鼓手们的故事：——
有一位拨浪鼓手到江西“鸡毛换糖”，因为当地人认定他是搞“资本主义”，而这位义乌人又半途丢了生产大队开出允许出外经商的证明，结果人家把他当做流窜犯对待，在一个石场被迫干了近一年的苦役。而在这期间，家人以为他饿死在外，结果当他从石场放出回到家时，妻子和独生女都成为别家的人了——
有一位拨浪鼓手刚出门就遇上倒霉事，夜行山路，不慎双腿摔断，留下终身残疾。80多岁的老母亲把儿子伺候了一辈子，最后还是老母亲为其儿送了葬……——
有一位现在仍经常流浪在小商品市场的疯女人，她的丈夫就是在三四十年前的一次“鸡毛换糖”途中得病后身亡在异乡。那个亡夫与这位妻子当时是新婚，新娘子日盼夜盼郎君回家，可她盼枯了眼窝，哭干了泪水，几年后一次突然的哈哈大笑，从此便变成了疯婆子……
在廿三里镇的廿三里村党支部书记朱有富家，主人告诉我，拿他们廿三里村为例，过去一到农闲季节，村上就见不到十五六岁至60岁的男人了，哪一家男人不出门“鸡毛换糖”是不正常的事。朱有富的名字起得实在称奇，他家的四层楼房可以眺望廿三里新镇的全景，风水之好远非一般。但与周围新楼迭起的左邻右舍相比，朱有富家已经是几分寒酸了。这也许更证明了他大堂内3块由市政府颁发的“富民书记”金匾为什么一直闪闪发光，也由此可见这位当年的拨浪鼓手是位名副其实造福于民的好带头人。
谈起今天的廿三里，朱有富激情异常，从他的嘴里我知道了现今像个现代化城市的廿三里镇，十几年前还是个仅有一条不足两百米长的小街，以及仅有几户城镇居民不拿工分的“小码头”而已。如今的廿三里，仅镇区面积就达4平方公里，宽阔的马路，成行的楼宇，处处都是繁荣的景象和通达八方的商品市场。在农民心目中视为“上层社会”和身份象征的城镇居民户口已达到3万多人。朱有富说，他的村现在全都是“城里人”了，2000多号人个个都变成了“居民户口”。他说你们城里人不太明白，可对我们农民来说，这“居民户口”那真是了不得的事。有人说百万元千万元的钱好挣，但谁能把农民的户口变成“居民户口”才叫真本事哩！看，现在我们全村人家家户户都成城里人了，这对农民来说可是最大、最实际的变化呀！还有两个现象也可以说明我们廿三里人的今非昔比。你看到咱新镇区了吧，几平方公里全是新街新楼，而这些新街新楼不是政府出钱拿经费盖的、铺的，而全是我们个人拿钱盖的楼铺的路，政府只是进行了规划布局。可能你已经听说了我们廿三里镇的一块40多平方米的商业用地已经卖到21万元了！过去都说大城市里的黄金地段寸土如金，现今我们偏远的农民土地也值钱了，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变化吗？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同样道理，仅拿我们村来说，本村人口仅为2400多，而现在常住的外地人口却已超过了5000多，是本地人口的两倍以上。他们中间不仅有打工的，而且已有不少人落脚在这儿做生意了。你问为什么一个小镇留得住这么多外地“凤凰”？当然是因为这儿有经商的市场呗！
“廿三里自古是块经商宝地，也是义乌人‘鸡毛换糖’的拨浪鼓故乡，可以说，义乌有今天，就是因为先有了我们廿三里至今仍留在新城区边的那条老街，作家同志你不是已经去过那条老街了吗？它可是我们义乌人从被人看不起的‘鸡毛换糖’的货郎叫花子，到今天成了让全中国人都羡慕的经商骄子的见证。”朱有富有理由这样理直气壮地说，因为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也就是义乌整个社会的变化过程。他在我临别时说的一句话叫人刻骨铭心：“咱廿三里对义乌市场的贡献是用血与泪铸造出的……”
当我深入采访那些当年从廿三里小街上每天一分钱一毛钱起步，到今天每年创造一个“百万富翁”的义乌商贾们时，对朱有富的话便有了更深切的体味。是的，这是一个任何时候都否定不了的事实：如果没有昨天在廿三里小街头的那种为了一根鸡毛一根猪骨而不惜摇断拨浪鼓的精神，那么今天的义乌人自然不可能有“华夏第一市”的大市场，更不可能富得流油，说不定会有更多的拨浪鼓手依然背井离乡。
历史的任何巨变，总是锻造着一种深刻的民族精神。义乌人也不例外。
第一次来到义乌时，我随的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这里举办的“1998中国小商品市场博览会”。在那隆重、热烈和想象不到的商业气氛中，我的那颗难以平静的心时刻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义乌既没有广州、深圳那样的“资本前沿”的好风水，更没有上海、苏州那样具有数百年沉积的经商韵律，可为什么偏偏在这儿创造了本世纪中国农民的经典？
我终于弄明白了，那便是只有义乌人才有的“拨浪鼓”精神。这种“拨浪鼓”精神便是勤劳、敢闯和不懈地努力向上。
“拨浪鼓”是一种经商附用乐器，它的每一声旋律都用来为“鸡毛换糖”服务的，因而它的全部魅力也在于鼓手的摇力上。几乎每一个义乌的经商者都懂得这一点。
何海美是我见到的众多的经商者中很不一般的佼佼者之一，如今年近50的她依然风采不减。何海美年轻时没奔上好时光，聪明伶俐的她因为“文革”只好过早地做了“初中毕业生”。由于个头矮小，与别人一样干一天重活，她只能得四五个工分，到年底分红连件衣料都扯不起。1976年她嫁给了城里做工的小金，丈夫一个月33块工资，那时也算“富裕”人家了。但第二年等儿子生下后，由于户口只能随母亲，何海美家的日子依然不好过。更让何海美难上加难的是她母子俩所挂的户口所在地竟以何海美嫁给了城里人为由，连其儿子的口粮一起吊销了。家在城里的何海美在城里又找不到一份可以糊口的活，于是就凭着自己手巧开了个成衣店。这可是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尾巴”呀，突然有一天“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闯进何海美的成衣店，不由分说地抬走了她的缝纫机，并严厉地责令道：“出路只有一条：关店别干！”何海美天性倔强，可为了儿子和丈夫，她含泪低下了头。俗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就在何海美欲生无路时，她的哥哥在部队回家探亲时带了几张剧照，令左邻右舍的年轻人爱不释手。对啊，这是个来钱的好买卖哩！何海美心灵手更灵，她知道照片制作并不太难，于是就花了35元本钱，买了一套简易的洗相设备。当时义乌电影院正在放《红楼梦》戏剧片，看厌了样板戏的人们对这种古装戏异常有兴致，几乎场场爆满。何海美似乎有种特殊的商业敏感，她拿了一台借来的旧照相机坐在电影院的第一排，看准年轻人喜爱的几个镜头连连“咔嚓”，又回家连夜将照片冲洗出来，第二天当她带着自制的照片在影院门口的石板上摆起小摊时，围观者竟然里三层外三层的。一场电影下来，她所洗的几十张照片全都出手，许多小年青连价都不问一声便买走了。一二……五六……”何海美偷偷一点，净利十几块钱！那一天她乐得嘴都合不拢。生意就这么做开了，但那时城里根本不允许有生意人出现，何海美只好到乡下的廿三里镇，据说那儿每逢农历一四七集市时可以摆摊设点。头一回到廿三里，何海美看到的所谓能做买卖的也就是有那么百十来个人，分坐在那条老街两边，摆上些各式各样的小百货小杂品而已。何海美对当年到廿三里摆摊的情景记忆犹新：头天晚上夫妻俩先把照片洗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得出发，那时从城里到廿三里镇不通汽车，就是通了汽车也没人乘——做小本生意时的义乌人从来不会轻易花一分钱。廿三里的做生意光景，何海美一回忆起来就想笑：“那时既没有摊位，也没有桌椅，我就在胸前挂一只哥哥给的军用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