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良像一头斗败了的公鸡，他闷闷地抽烟，有些心灰意冷的绝望，他说：“黄书记，你就答应我辞职吧！回来后，我什么权也不想要了，实在不行，我就回老家种地去。”
黄以恒笑了：“老郑你这是什么话，怎么有点像刘少奇受委屈时说的话一样，现在没有林彪四人帮了，你的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说这些丧气话干什么？我的实验区还指望你呢，你一撂挑子，不是给我来了个釜底抽薪吗？”
郑天良想说，你只要我干活又不给我资金保证，是谁抽谁的薪。而这个时候，说这些话是没什么用的，现在是如何对付调查和减轻责任的问题。从黄以恒的话里可以明显听出，郑天良这次肯定是有责任的，而县里市里能做的工作就是责任大小的问题，这个调子等于已经定下来了，而且处分郑天良也是肯定的，只是如何处分轻一点。郑天良听出了这两个信息后，他想为自己辩解，如果资金及时到位，他怎么能让民工抬水泥楼板呢，不就是没钱租起重机械吗？但这种辩解在此刻是软弱无力的，不能说资金不足，就应该放松管理，更不能说因为资金不足，就可以无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黄以恒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虽然郑天良有问题要处分，但实验区是不能撒手不管的，但黄以恒的话比这要有人情味得多：“实验区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实验区，实验区不仅是县里的重点建设工程，也是实现你政绩的一个重要舞台。如果你现在撒手回来，舆论会怎么说，实验区又怎么好向全县人民交待呢？我毕竟是一把手，人民群众会说我用人上出了问题。所以即使目前困难再大，我们两人都要顶住，不能让人看笑话，而且你老郑也不是那种一遇到困难就轻易会认输的人。我知道你现在有些情绪，这可以理解，但就此放弃，这不符合你的性格。”
郑天良想说，你说过，我只要不想干，随时都可以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回来。但他仔细一想，现在回来又算什么，他怎么解释自己的落荒而逃，如果因为犯错误回来，则对他的将来等于是堵死了前途，如果因为工作干不下去回来，人家只能认为他是一个无能的平庸之辈。他不能对每个人说黄以恒资金不到位，那么人们要问为什么不给你到位，他不好解释。
郑天良觉得黄以恒是一个你想跟他发火也发不起来的领导，即使发火也会让你不到两分钟就发不下去，而黄以恒从来不跟人发火。黄以恒会很大度地劝你：“工作要商量着干，没有必要争吵嘛。”他还会讲团结的意义。领导就是嘴大，他怎么说都有理，下级总是理屈词穷。
省建设厅安全生产办公室调查组对郑天良比较客气，郑天良态度也很合作。调查组的组长林处长是一位中年人，他说他在很多年前就在报上知道了合安县的马坝乡是全省十佳乡镇之一，所以对郑天良非常钦佩，郑天良听了这话，心里不仅有些伤感。因为郑天良多年前是值得钦佩的，而多年后却无法再让人钦佩了；官当大了，名气却变小了；地位上来了，影响却下去了。这使他在这个多事之秋对自己十分敏感起来，他隐隐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气球，飘得越高，空气的压力越大，爆炸的机会越多，甚至有可能就在下一分钟。
《放下武器 》许春樵
16
林处长对郑天良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他跟郑天良的谈话显得很平常，甚至还有些温情的味道。林处长说：“其实这件事在全省的安全生产的事故中只是一件普通的意外伤亡，比起小煤窑瓦斯爆炸死几十人影响要小得多，这种事不举不调，不报不查，接到了举报，我们就必须查，这是工作，也是职责，希望郑主任能够理解。”
郑天良表现出了应有的诚恳和合作姿态：“不管别人怎么举报，总之是我们工作中出了问题，有问题就不能回避，这次调查对我们工作以及对我本人也是一个警示。我将承担我要负的责任。”
林处长一行四人先在外围进行了调查和了解，并且对建设现场进行了勘察，现在的工地上已经租用了两台起重吊车，只是两层小楼用起重吊车给人的感觉有点小题大做。金太光家属见来了调查组，就想再要一笔钱，说一万五千五百块钱买一条命太亏了，他老婆带着孩子跪在林处长面前，眼泪鼻涕含糊不清地纠缠在脸上，样子很凄惨。林处长说他主要是来调查事故情况的，不是落实赔偿的，而金太光的妻子却哭着请林处长这个青天大老爷给她做主家里稻子在田里没人收割顶梁柱倒了。
调查组最后一次跟郑天良见面时有这样一些对话。
林处长问：“郑主任，工程质量管理是你负责还是陈凤山负责？”
郑天良说：“具体分工是陈凤山副主任负责工程，我负责落实资金与钢材水泥计划等。因为我是一把手，是总负责，所以我不打算推卸责任。”
林处长问：“陈凤山副主任有没有向你请示要求租用起重吊车以保证施工安全？是不是你为了省钱不同意租用吊车？”
郑天良说：“陈凤山没有提过租用吊车的事，因为乡镇工程中的两层楼施工都是用人抬楼板。我是提出过要节省开支这一总的原则，但没有不同意租吊车一事。我们的资金非常紧张，工程时开时停，如果下一步资金还得不到保证的话，实验区就是一个半拉子工程。”
林处长说：“资金紧张与安全生产是两回事，不能用资金紧张来牺牲安全生产，按规定建楼房必须要有起重设备，你说是不是？郑主任，如果要落实这次事件的责任的话，你觉得你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我们心里会有一个数，以便向上级汇报。”
郑天良说：“我的责任是管理不严，安全意识不强。”
林处长点点头，说：“郑主任对这件事的认识是到位的，态度也是诚恳的，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向上反映的。请郑主任放心，我们不会让你过分为难。”
调查组走后，秋天已经正式抵达，田里的稻子成熟了，棉花也起摘了，树上的苹果红了，庄稼人开始收获他们构思了整整一个季节的成果。而这个秋天，郑天良面对着半拉子工程，他觉得自己两手空空，一贫如洗。
这一年年底的时候，合安县的五条商贸大道和工业区的七大企业已经建成并正式投产了。啤酒厂六月底开业已经生产出了类似于德国口味的啤酒，目前产量不高，销路不错，电子元件厂八月份投产后为上海的一家电视机厂生产电视元件，黄以恒数次去上海厂方协商，上海的这家电视机厂终于同意拨给合安县六百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这些电视机全都分配给了省市进入合安境内的十八公里公路两旁的农民新村的住户，农民说盖房子已经借了太多的债，没钱买，县委县政府决定先送到农民家里，钱以后再付，农民不花钱还能有电视看，当然愿意。另外缫丝厂、轻工机械厂、水泵厂都在十月份陆续投产，整个工业区厂房林立机器轰鸣，一派工业现代化的繁荣兴旺的景象，面对这一大片工业区，县城的老百姓们对黄以恒不得不刮目相看，他们都说黄书记不仅能干而且敢干会干，是合安改革开放真正的领路人。只有五条商贸大道还有些不尽人意，县里要求五条七百五十米的千米大道两旁商店十月底之前必须全部开业，但由于县城商户只需一条半街就够了，所以县委县政府要求县直各单位落实五个铺面，每个乡镇必须安排二十户进城，完成不了任务，动员不来商户，各单位、乡镇自己掏钱买铺面。眼看离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召开还有不到一个月，铺面销售和出租还有百分之三十没着落，黄以恒紧急召集县直各单位和各乡镇一把手开会，黄以恒在会上说：“商贸大道的建设是百年大计，是合安县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性工程，也是我县经济建设成就的集中体现，所以我们各单位各乡镇要提高认识，要有长远眼光，这些铺面在五年十年后就会成几倍几十倍地升值，我简直想不通为什么有些单位有些乡镇在这个问题上始终表现出小农意识和小市民的狭隘目光。如果你们在座的各位对人民不负责任，对合安的经济建设不想承担责任，那么县委县政府也不能对你们负责任，我今天要重申的是，如果你们的计划铺面在十月二十日前还不能进驻的话，我请你们把帽子交出来。我就不相信，合安县找不到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科局长和乡镇长来。”
黄以恒语气是平静的，但平静语气的背后是斩钉截铁的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界线。因此这平静就像悄无声息的手术室里一把锋利的刀子伸进了病人的肚子里。
十月底，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的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合安县五条商贸大道有四条构成了“井”字形城市框架，纵横交错的五层新楼和新开张的店铺将合安县城渲染得繁华而气势恢弘，向工业区延伸的宏光大道就像一把勺子的勺柄恰到好处地将城区与工业区连成一体，这样无论从工业区到城区还是从城区到工业区，所见到都是工商一体化经济腾飞的兴旺景象。
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召开前，郑天良的处分决定也下来了，市委下了一个文，内容如下：
关于给予郑天良同志行政记过的处分决定
合安县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管委会主任郑天良同志，由于管理不严，工作不细，责任心不强，四月十八日擅自动用警车和警力到柳下河村开展工作，在干群关系紧张对立的时候，郑天良同志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局面化解矛盾，致使随行的实验区派出所所长钟明违反公安部《人民警察枪械管理和使用条例》向群众开枪示威，造成了严重的负面社会影响。五月十三日，实验区建设工地在没有起吊设备的保证下，无视生产安全，致使施工的民工用木杠抬楼板非法安装，造成木杠断裂、民工金太光被楼板砸中头部当场死亡，后果极为严重，群众反响强烈。
郑天良同志作为实验区的主要负责人，对这两起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和管理责任，根据十一月十二日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郑天良同志行政记过处分。（涉及两事件的其他人员，建议合安县委县政府另行处分，并将处分决定上报市委）
抄报：省委组织部、公安厅、建设厅安全生产办公室
抄送：市人大、政协、纪委、市直各单位、各县县委、县政府
中共河远市委员会
一九九0 年十一月十三日
文件下发后，黄以恒找郑天良谈了一次话，他们两人在深秋的下午坐在黄以恒办公室的沙发里喝茶抽烟，黄以恒安慰郑天良说：“为这事，我找到市委好几次，梁书记倒是没话说，而且也坚决不同意处分，但市委也不是梁书记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省里有关部门只知道查，根本不知道在下面工作的难处，死死盯住不放。梁书记最后只能保证不在党内给予处分，行政记个过，也算是给上面一个面子，不得已而为之。梁书记叫我给你打个招呼，叫你不要有思想负担，他来合安还会找你谈一谈。”
郑天良脸色灰暗，声音软弱而无力：“我给县里的工作抹了黑，深感内疚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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