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谈一谈。”
郑天良脸色灰暗，声音软弱而无力：“我给县里的工作抹了黑，深感内疚和不安。但这两件事也是事出有因，黄书记你应该很清楚。”
黄以恒歪过头，窗外的阳光就从他脸上移走了，他说，“确实这两件事也不算什么，但问题就在于有人告上去了，开枪也就是扣了一下板机，也没任何伤亡，工地砸死人是常事，乡下搞工程哪有什么起重机，但这些事摆到桌面上就不好说了，什么警察开枪威胁人民群众，领导干部无视民工安全，让民工被楼板活活砸死了。听起来就很吓人。现在真是没办法，不干事什么问题都没有，一干事就会出事，其实我也一样，只不过目前还没被抓到把柄而已，有时想想，真有点灰心，我们图什么，不就是图能干出一点事业来吗？”
郑天良说：“我真搞不懂，是谁把这些事告到省里去了，目的是什么？用心何在？”
黄以恒说：“是呀，现在你不干事，说你无能，一干事就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就会跟你捣乱。中国经过文革这些年，有的人一辈子什么本事都没学会，就是学会了告状和看笑话。”
郑天良说：“这次处分之后，我决定立即向县委市委提出引咎辞职。”
黄以恒说：“县委以及我本人是不赞成你辞职的，这一点我上一次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你一定要把实验区干下去，让成绩来说话。”
郑天良说：“你让我怎么干呢？”
黄以恒说：“县里的工程已经全部完工了，剩下的工程就是实验区了，我会全力支持你的，二期小商品城明年一定要上马。”
郑天良想说，你连一期的钱还欠五十万没到位，还谈什么二期？这半年来被调查组搞得晕头转向，一期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现在只是一个半残废的工程，根本就赶不上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了。他有一肚子怨言，但此刻却发不出火来。
黄以恒仍然很轻松地对郑天良说：“这个处分决定对外就不公开了，知道的范围越小越好，虽说小平同志也三起三落，但我们这些七品芝麻官们，经不起折腾，所以我对梁书记讲了这个想法，他也说这个处分决定主要是做给省里看的。梁书记明年春天就要退居二线了，他对我们两个从他手里提拨起来的年轻干部一直是关怀备至的，处分你就跟处分他老人家一样让他难受。”
郑天良说：“实验区没能赶上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我有责任，所以我请你认真考虑我的辞职请求。”
黄以恒说：“实验区你有什么责任？要说有责任，责任全在我，我没有及时跟上资金，怎么能把账算到你头上去呢？实验区没完工是为县里的工程做出了牺牲，这一点我要在常委会讲透讲到位，你只有功劳和苦劳而没有责任。再说谁也没有强制性地要求实验区今年一定要完成一期开业，只是提出了一个争取完成的软性目标，不完成是因为客观原因，而不是主观原因。我当然想同时完工，但在资金实在太困难的时候，只能从大局出发了，没有人会揪住这件事不放的。不信你去查一下去年底县长办公会的记录，我提出的目标就是实验区争取今年完成一期工程向现场会进行展示，绝没有说一定要完工。今年春天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是这么说的。”
郑天良感觉到自己就像一团橡皮泥，捏成什么形状完全在于黄以恒，而不在泥本身，他突然感觉到作为一个下级，不承认自己是泥是要犯错误的，他是被黄以恒塑造着的。
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十一月二十日在合安县隆重举行。合安县城到处张灯结彩、旌旗飘扬，城里弥漫着新鲜油漆的味道，江浙沪运来的各种真的假的商品堆满了商铺，全县数十万次民众前仆后继涌进县城，不少人在广场的“三个女人托个蛋”的雕塑下面照相，他们都为合安的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而骄傲和自豪。工业区里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货车和集装箱源源不断地开进开出，一派繁忙的节奏。现场会来了近千人，省市五大班子全部到场，各县书记县长以及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经委、计委、工业、商业的局长们全都聚集到了合安县。整整一个星期，参观学习、研讨座谈、喝酒跳舞，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黄以恒的脸上并没有太多的欣喜和激动，他在介绍经验时说：“虽说我们县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将要完成二十一亿，但我们离江浙及沿海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决不能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所以与其说在合安开现场会，还不如说是开找问题的会、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黄以恒的话在会场上引起了热烈的掌声。这个目前全省建设得最好、经济成就最高、发展最有活力的县委书记能以如此清醒和理智的态度对待成绩，其居安思危高瞻远瞩的目光使所有与会人员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黄以恒不是谦虚，而是将合安放在整个沿海东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衡量自己和要求自己，这就是一种现代意识和战略眼光。省委顾书记在视察了十八公里的农民新村后，从楼下到楼上，再从楼上到楼下，他看到了一往无际的两层小楼连接着县城和另外一个穷县，他还看到每家都有电视机，用上了井水和卫生厕所，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摆在每个人的面前用事实说话，所以黄以恒再谦虚也掩盖不了自己的政绩，当顾书记看到啤酒厂里许多辆外省的货车在这个初冬的季节排队拉啤酒时，他被感动了，在总结大会上，顾书记情绪激动地说：“我从合安看到了什么叫‘深圳速度’，从合安也看到我省改革开放的光辉前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奇迹，江苏浙江能做到的，我们省当然也能做到，合安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合安给我们提供了信心。合安这一典型在三省交界的地方具有特殊意义，它是我省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一个桥头堡，它向人们证明我省的改革开放正从合安与东部沿海地区形成连接的通道，而且以同样的速度和规模将我省的经济融入沿海东部经济圈。”
郑天良也参加了六天的现场会，会上没有人提到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那里太远而且也没建成，当然也就不会去参观。没几个人认识郑天良，郑天良就像一个废弃的塑料袋被扔在风中，人云亦云地跟着大部队参观喝酒吃饭，分组讨论会上，他很想说合安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不可能有二十一个亿，顶多只有九个亿，但他面对着这个咄咄逼人的工业区以及五条商贸大道，郑天良如果唱反调的话会被人认为是别有用心，他在一片掌声中反而有了做贼心虚的心态，他没想到自己此刻成了一个贼。
省市各大新闻媒体连续一个星期报道合安县的经济建设成就，省报还发表了社论，题目叫《合安速度带给我们什么》。中央的媒体也水涨船高地给予了大篇幅的报道。
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不到一个月后，黄以恒调市里担任河远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郑天良继续担任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管委会主任，他的处分虽然没有公开，但全县人民都知道了这件事，而且消息像感冒病毒一样传染得很快。乔岸接任县委书记，市轻工业局局长赵根苗调任合安县县长。
第二年，郑天良再也找不到黄以恒要钱了，他向新县长谈到实验区的事，赵县长说：“实验区的事要重新论证，另外投资规模是不是要这么大，我还要跟黄市长交换一下意见，但一期工程一定要完成，不然投资就浪费了。”
他找乔岸书记，乔岸书记也说：“王桥集那个地方地理位置从地图上看是很优越，但到实地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虽在三省交界，但离外省的几个核心城市太远，所以在运输上会加大成本，形不成优势，我们当初在决策上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我倒希望你在常委会上能把实验区的事讲透讲准，争取形成投资的一致意见，如果确实很有前景，我们会把实验区继续办下去。”
郑天良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敲不开主人门的乞丐，诚心想讨饭，但没门。
黄以恒也来县里视察过几次工作，郑天良就像在救自己的一个患了绝症的儿子，希望能把实验区继续办下去。黄以恒对他说：“我马上召集你们县委县政府全体同志开会，重新论证，我当然也不能保证自己当初的决策就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建实验区是市里的意见，也经过县委常委会县长办公会讨论后才决定上马的。我作为共产党员，还是有勇气面对失误的，你也不要怕，实验区的大方向是对的，我历来是坚持这一观点的。不过，无论如何，一期工程必须建成，我这次来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一期的五十万投资立即到位。”
郑天良发现黄以恒的这些话，等于已经为实验区在致悼词，而且悼词的内容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精神，他所能做的工作看来就是准备后事和为实验区立一个一分为二的墓碑。
黄以恒召集了县委常委扩大会，会上黄以恒强调指出了如何发展县城商业与工业区的完善和市场开拓等问题。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做着记录，郑天良也掏出本子记得一丝不苟。最后，黄以恒才说：“乔书记、赵县长，你们看什么时候能将实验区一期还差的五十万元给老郑拨过去？”赵县长说：“我们很快就会拨过去的。”黄以恒说：“我要的是时间表，很快是多长时间，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答复？”赵县长放下手中的笔说：“黄市长，明天，不，今天下午就拨过去。”黄以恒很满意地点点头说：“实验区当时是市里决定的，也是我们一致讨论后决策的。所以我对实验区要有个表态，一是大方向没错，二是规模与发展前景可以重新论证，三是一期工程今年必须完工，四是老郑在实验区是做出贡献的。这一点我在离开合安前没来得及讲，今天我再次强调一下。”
钱当然很快就到了，但实验区的建设与灭亡是同时进行的。郑天良不能让手下的人泄气，所以他总是斗志昂扬地在检查交易市场的粉刷与装修，到处招商拉客户，他就像面对一个身患绝症的亲人，瞒着病情，装得无事一样，这倒不是存心欺骗，而是妄想着出现奇迹，比如说是误诊或病灶自动消除。他仍幻想着有朝一日黄市长坚持实验区全面上马。
一九九一年底，实验区一期工程完工，入住商户不到百分之四十，交易额比一个普通的农贸市场大不了多少，三条通往外省的公路只修了土路基，睛天满路灰，雨天一路泥，交通影响了交易，但县里再也拿不出钱来了，因为工业区资金仍然缺口很大，几个开工的企业设备改造和生产规模无法扩大，只有啤酒厂是死保的企业，所有的贷款全用于啤酒厂上规模。
一九九二年虽然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但王桥集实验区终因一期工程建成后交易量太小，二期便不再投入，市里决定撤销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管委会，原实验区仍恢复为王桥集乡。交易市场由王桥集乡政府管理。
郑天良回到县城继续担任副县长一职，但他由于是以一个失败者的面目回到县城的，所以当然也不可能提拔，黄以恒指示一定要将郑天良同志安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