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纠纷，干脆成立了一个协会，还选举了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职。一大伙人就这样B甘堕落地做起了“坏人”，而且规定所作所为包括说话，要奉行“坏人”的准则。
于是，替年长者提行李就成了“企图混进人民内部”，关心生病的人就是“鳄鱼的眼泪”，用白开水哄别人喝酒是“计谋过人”，公开使坏害人则是“有勇无谋”。后来上庐山，山下还挺热，山上却云雾缭绕、寒意袭人。有远见带了衣服的纷纷加衣，没有带衣服的就把车上的毯子技在身上。“坏人协会”的会长披了一条毯子，站在山顶四处眺望，正在努力模仿大将风度，忽见一位小姐衣裙单薄，一时忘了自己的身分，就把毯子给了她。众“坏人”纷纷声讨。有的说会长搞特殊化，有的说会长这样容易动恻隐之心显然不适合高踞坏人协会要职。正在吵闹不休，会长慢悠悠地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坏人也会犯错误嘛！”此语一出，众人顿时叹服，不愧是会长，看问题多深入，立场多坚定。
“坏人协会”随着旅行的结束风流云散了。可是过年的时候，我收到一张贺年卡，是“会长”寄来的。上面龙飞凤舞地写了一句话：“坏人就是坏人，伪装应当剥去。”不知道是说谁，大概是他的座右铭吧。我该回他一句什么？大概只能是：“一个人做一阵子坏人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人。”但这不是我的创意，不敢掠美。陈村几年前在《开导王朔》一文中说：一个人要不是人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是人。那篇文章很有趣，俨然长辈自居又置身事外，也是妙在一个立场。
什么是友谊
晓严（成都）
听说这几天成都一家日资商场正与当地一家电视台合作，在这座城市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中举办一个征文活动，名曰“我心中美丽的日本国”。据说此活动的目的十分高尚，是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伟大的友谊。
这则消息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的，开始我不信，他叫我回去自己看电视。我没敢去看电视，只是害怕那些半拉子小伙子、大姑娘站在台上，眼中噙着泪，用颤抖的声音歌颂着巍峨的富士山，灿烂的樱花，可能还有高高飘扬的太阳旗。呸，我无法想象下去了！电视台也太做得出了。
咱们这种为中日友谊添砖加瓦的行为好像并非一个巴掌在拍。早些年就听说过一些轶事：日本老师指着黑板上画的苹果说：“最好吃的苹果在支那（人家就这么称中国的），你们想吃长大就到支那去。”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日之间是否都充满了友谊，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再琢磨琢磨。看一看有些老的日本战争影片，你会看到衣衫褴褛的日本渔民是怎样为他们的帝国海军喝彩；几岁的小孩子怎样由大人带着挤在欢送皇军到中国去的人海中声嘶力竭地叫喊，这些场面好像总在我们脸上扇耳光。
我们应该把友谊的呼喊与现实对应起来，我们的宣传不该仅仅颂扬友谊，也要以同样的热情来告诉国民：国家利益是现实的、赤裸的。从日本军国主义死不认帐的嘴脸中，从钓鱼岛上的灯塔和太阳旗中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日本的屠刀不是它放下的而是别人夺下的，别指望他立地成佛。
日本人很精的，在赚了人家的钱后还要人家的小孩高歌“美丽的日本国”。这种做法很毒。尽管可以把这仅仅理解成一个商业活动，但透露出的心态却教人不敢恭维。我不敢说日本商人正在勾结我们的电视台毒害我们的青少年，只是担心这些少年在满怀激情地讴歌了中日友谊之后，他们眼中的历史与现实会成一个什么样子。
“美丽的日本国”也不比中国美到哪里，犯不着去憧憬与歌唱。再说，让中国孩子去歌唱日本，总让人有点恶心，可以休矣！
可笑的实在
蒋少虞（内蒙古乌海）
国人还是很“实事求是”的。报载，河南省温县有关部门对招贤乡古城村进行财务审计时，发现村干部们雇三陪小姐的花费竟也明明白白地入账了。
报道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个村的干部实在得可笑，他们入账时难道就不懂得变通一下吗？就不知道将这笔费用变通为其它开销吗？这样直直白白地入账，也真是够呆的。
想来与我有同感的读者不会占少数，因为这种变通的技巧早已不是什么大机密计。放眼看去，那些动用公款游山玩水的人们，有几个肯说自己是在旅游呢？“旅游”这个词，是只可用在普通百姓身上的，换作官人，就该叫“考察”了。拉虎皮杜大旗，是为官的常识，实在是不值得我在这里费口舌的。
我要说的是三陪小姐由谁养活的问题。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三陪小姐的收入有一半、甚至是一多半，是从社会集团性消费中获得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和一些单位，在用公款养活着三陪小姐。当然，一切都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我们完全可以从一则在三陪小姐中广为流传的民谣中得以证实：把科级干部的家庭拆散；把县级干部的思想搞乱；年底拿走县财政的一半。民以谣为镜，社会丑态，心照不宣，不问自明。
因此，三陪究竟陪了谁，已不成为一个问题。它只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已，和真相就隔着一层窗户纸。也只有古城村的干部会傻呆呆地来捅破这层纸。
金钱尺度
乐水（大连）
有位文友转述某作家的话说：“这是个以金钱衡量一切的时代。”言下之意，时下任何东西都可以金钱去量化甚至购买。
某市今年适值建市百年，作为献礼工程之一的某城市雕塑，设计方案是将1000人的脚印地印在水泥板上。这个方案例没什么新意，美国某艺术机构早有光例，人家是将世界上最知名艺术家的手印儿印在水泥地板上。但中国人向来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本领，学什么只得其皮毛而不得精髓。这个城市的做法是，其中700个脚印儿取自本市各阶层市民的代表——当然得有点英雄业绩、光荣称号啥的；另300个，则不作什么身分限制了，只要您交上5000元钱，尽可把您那并不光荣但很金贵的脚踩到上面去。
听说这后300个脚印取样也很顺利，盖因这个城市里有钱而且想靠一只脚流传千古的人不在少数。不知道别人作何感想，反正我看了这个报道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深为那前700人感到羞耻。想想吧，您这一辈子，不管干了多么惊天动地的事，得了多么光辉灿烂的荣誉，人家只消5000块钱就“跟你一样”了。也就是说，你这一辈子也就值5000块。这不是“金钱对荣誉的嘲弄”又是什么。
但人家设计部门是有说法的，是让市民为城市建设贡献力量、奉献爱心，萨马兰奇不是说了“重要的是搀和”吗？贡献什么？钱呗。算一算，每人5000元，300人就是150万啊。大概整个这座雕塑的造价也不过这个数吧，既有了政绩又不用掏自己腰包，何乐而不为？那700个“代表”还应谢这300人呢，没有他们哪有这露“脚”的机会？
怕花明天的钱
蒋少虞（内蒙古乌海）
近日有一种说法很流行，那就是“明天的钱今天花”——也就是信用消费。贷上款去消费，听来颇感新鲜。这和以往一直倡导的勤俭节约似乎是南辕北辙了。听说这样就可以扩大内需，利国利己，可谓一举两得的大好事。
大好事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快乐。因为我没有那个胆量去花明天的钱。我还相信，这样的人绝不止我一人。缺乏这种胆量，是因为我对未来总怀着一种隐隐的不安，因为我们目前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做得还不尽如人意，不能给我们带来安全感。一个对未来缺乏安全感群体，其消费能力定是要低迷不振的。对于这样的群体，是绝不会明天的钱今天花的。
银行的利率一降再降，百姓的反应却很平淡。因此，我们大多数人储蓄并不是为了利息，而是为了一个未知的将来。所以说，百姓的手里根本就没有如某些媒介所说的“闲钱”。那些压在银行里的钞票，大多是用来“买”安全感的。我以为，我们的社会如能给将来一个坚实的承诺，就已是刺激我们消费的一剂绝好的强心针了。只有让未来无忧，才可叫今日无虑。
就目前的各项社会保障现状，我不仅不敢花明天的钱，我甚至都不敢多花今天的钱，因为我要面对的是一个问题很多的将来：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哪一个不需要我倾其所有呢？如若一个社会，其成员对未来的信心竟被银行存折上的小数点左右时，那么这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是永远也不会有多大提高的。
健全和完善社会各项保障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容再拖、急待解决的问题。有谁敢说造成今天市场疲软的诸多因素中，就没有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在作祟呢？
民管官
高生（广东惠阳）
“你很想见我吗？”
“是的，因为，你是美国总统。”
“你知道美国总统是做什么的吗？”
“美国总统是管美国人的。”
“唔”克林顿用手托着下巴，沉思了一下，很认真地说：“应该说是美国人民管美国总统。”
这是克林顿去年访问西安时，与一个七岁中国小姑娘的对话。对话很简短，未经练习彩排，全是即时性的。话虽不多，但中美两国的特点已从小姑娘和大总统的对话中体现出来。小孩子说的不错，美国总统应该是管美国人的，就像陕西省长管陕西人，西安市长管西安人一样，不言而喻，搞懂这一点，七岁的智力已经足够。克总统的回答显然也不是故作庄重，打官腔，他目前正因性丑闻麻烦缠身，对总统要受人民管深有体会，相信他在七岁时也已经懂得。
官管民，这是中国人七岁就知道的常识。但七岁孩子未必懂得“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大道理。而懂得这些大道理的人，也多看作报刊镜头用语，若较起真来，并不一定行，这一点，七岁以上的人都懂。
“黑脸”姜瑞峰敢为农民说话，素有青天盛誉，找“黑脸”申冤的农民，首先是下跪磕头，以表示冤屈和信任感激之情。从未有告状的农民一进门就嚷嚷，我是纳税人，“公仆”同志，你应该秉公办理之类的事。在老百姓眼里，“公仆”是父母官的现代称呼，求为民做主的父母官为自己伸冤，磕头是应该的，电视上见包青天的草民哪个不下跪？
下跪搞得老姜很难过，他说，应该我们给老百姓下跪谢罪才是。老姜是好人，当然不该他下跪。可历史上的贪官污吏不少，至今还从没有一个给老百姓下跪过，当然包括某些“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如陈希同之辈。杭州西湖岳坟铸有秦桧的脆像，但这是受后人“强迫”，并非秦桧自己悔过谢罪。照老传统，当了官岁数再小也是“父母”，不当官岁数再大也是“子民”，辈份所定，自然无“父母”给“子女”磕头的道理。我们踩在这块黄士地上，能碰到管好民，深知民众疾苦又为民做主的好官，实属幸事。
话说回来，童言无忌，小姑娘真是诚实可爱，知道什么就说什么，若小小年纪便说出“公仆”、“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