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宣布重庆国民政府为非法政府，其对国内发布的法令、对外缔结的条约协定一律无效。
１９３９年５月３１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侦昭和犬养健陪同下秘密飞往东京。日方尽管对汪精卫的来访并没有多大热情，但还是给予汪精卫很高的礼遇，前首相近卫文吕和外相有田八郎亲往机场迎接。为了对外保持秘密，汪精卫被安排住在东京郊外的一所高级私人别墅。对汪精卫的来访，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召开政府首脑紧急会议，讨论汪精卫提出在南京组建政府的要求，平沼说：“原来我国政府鼓励汪氏出逃重庆是为了促进重庆政府内部分化而与帝国政府议和，这样战事就可能更加顺利一些。原先我们只是计划在经济上支持汪氏进行和平运动，现在汪氏要求我国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组织中央政府，这是我们未曾想过的。”
日本政府内部对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设想意见很不一致，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日方终于统一意见，同意汪精卫建立新政府。１９３９年６月５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出一个《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该方针规定：１、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临时政府、维新政权共同组成，吴佩孚主军，汪精卫主政；２、新建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建立调整国交；３、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一定的号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５、关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共的原则下，可允许存在。日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为原则和汪精卫进行谈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针和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设想相去甚远。
６月１０日，汪精卫首先与平沼首相会谈，但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第二天与陆军大臣□垣的会谈，是这次谈判的最主要重头戏。□垣先提出陆军不赞成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政府的意见，□垣说：“难道除了南京，汪先生没有考虑设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权吗？譬如在皇军占领区以外。”汪精卫回答说：“原来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只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才作出还都南京的决定。”□垣又说：“南京已经有了维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个新政府，不是好办法。”汪精卫回答说：“我们不说在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说还都南京。因为国民政府原在南京，重庆被称为陪都。还都能使重庆方面产生一种冲击力和向心力，使国内一切爱好和平之国民思和之心凝聚于故都南京。南京和平政府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央政权，目前北平和南京的临时、维新两个政权应加以撤销，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垣听后反论说：“分治合作是五相会议决定的原则，临时、维新两政府经过与汪先生协商可以考虑废除名义，但不能取消其内容及已形成的事实。”汪精卫则反论说：“阁下的意思似乎与五相会议提出的内政问题交给中国方面的原则有了距离，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两个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要我出来收拾时局实感困难。因为中央政府有名而无实，势必会发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之争。这样的中央政府实在不是我们所设想成立的独立自主政权，如果阁下要坚持，我只有退让或延期组织政府。”最后□垣作出一些让步，说只要汪精卫能够说服王克敏、梁鸿志自愿放弃政府，日方也不反对。
日本原指望汪精卫在日军占领区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至于在日军占领区之内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鸿志这样的人更加可靠。平沼内阁对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计划很不积极，所以汪精卫这次秘密访日并没有太大收获。汪精卫回国后，曾走访王克敏、梁鸿志，试图说服两人同意放弃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但王、梁两人均支支吾吾，没有表示出愿意放弃地方政府的意思，这样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又濒临死路。
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时，吴佩孚曾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吴给汪去信说：“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昭然，但目前危亡抗战之中，更须化敌为友，因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故自芦沟桥变起，身居故都，一直以启导和平为信念。”但汪精卫到北平约见吴佩孚时，吴佩孚态度很傲慢，结果会谈没有实现，不过不久吴佩孚忽然急病而死。
１９３９年８月，平沼内阁倒台，原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后，开始积极支持汪精卫，同意取消临时、维新两个政府而由汪精卫领导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１日，汪精卫才正式“还都南京”，在日占区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
如果说日本人扶持汪精卫在日占区成立一个傀儡政府，倒不如说这个傀儡政府是汪精卫尽力“争取”而来，而且是来之不易。日本人一方面怀疑汪精卫搞和平计划是中国人的诡计，试图以此来缓解日本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日本也怀疑汪精卫等人对日本的忠诚，尽管重庆开除了汪精卫等人党籍职务，但汪等原国民党人与重庆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仍有各种难于切断的千丝万缕联系，日本人担心汪精卫等人会在关键的时候反叛，会把日本的军事机密传递给重庆。事实上抗战期间重庆政府正是通过汪精卫政府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情报。
日本人要在日占区建立一个傀儡政府，最重要的考虑之一就是傀儡政府对日本的忠诚可靠程度。从这方面来讲，王克敏、梁鸿志等人显然比汪精卫更加可靠。日本从刚开始就没有考虑过让汪精卫在日占区成立政府，只是希望汪精卫在日军未占领区成立政府。多亏影佐侦昭等和平运动发起人尽力奔走，向日本领导层说明汪精卫的诚意，最后日方才同意汪精卫成立政府的要求。
汪精卫本来性格清高，对金钱权力看得并不是很重，自动放弃了多次争夺权力的机会。但这次汪精卫却一反常态，竟然“别人不请我自来”，争著在日本人手下作一个傀儡政府的领导人，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难道汪精卫真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怕别人“卖国”把国家卖完，自己亲自来搞有限度的卖国？汪精卫的确说过：“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汪精卫也许因为被人们所误解而难过。蒋介石不采纳他的和谈建议，他不得不出走重庆，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政府，和日本达成和平撤军的协议，救百姓于战火之中。这本来是一个可行的计划，他本人也不会因此被人们耻为卖国求荣的汉奸。可是没想到日本人临时变卦，收回了撤军的承诺，把汪精卫推进了汉奸的行列。
对此汪精卫是有苦难言，在当时他无法向别人解释清楚他离开中国是被日本人欺骗了。如果汪精卫隐遁欧洲，等于默认他干了卖国之事而出逃欧洲。汪精卫想干点什么事来进行挽回，因此汪精卫才迫不及待地要建立一个政府，想作一些对中国有益的事来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澄清人们对他的误解。可是汪精卫的努力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越陷越深，越洗越黑。政治仕海险处丛生，一步走错，当年最让人尊敬的革命老英雄就变成最大级的卖国贼。
不过从客观来看，在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时，德意日的势力正如日中天，很多人都认为德意日要夺取世界领导权，至少要平分世界。假如当时日本和德国联手首先打败苏联，逼和英美，中国的命运就很悲惨了。如果历史真的走到这条路上，没有汪精卫在敌占区成立的统一中央政府，中国就要被分裂成几个国家了。
第三部分之六：短命的南京政府
１９３９年８月，日本平沼内阁倒台，８月３１日阿部信行陆军大将的新内阁成立。阿部首相在上台后的第二天发表声明，声称处理中国事变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转变了以往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方针，表示支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迅速处理中国事变。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５日，日本参谋本部起草了《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声称：“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重庆实现停战，以及吸收重庆的军力和财力”。
阿部首相的新方针使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中央政府的计划成为可能。汪精卫在策划新政府的同时，也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汪精卫在“我对中日关系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标”的广播讲话中，提出了中日间“结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卫说：“现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把蒋介石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另一条道路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朝化敌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国走向亡国之路，后者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也是亚洲走向复兴的道路。我决心选择后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日，汪精卫在日本的《中央公论》上发表一篇《寄语日本》的文章，试图警告那些热衷于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分子。汪精卫在文章中说：“侵略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我们可怕的敌人。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产主义，却不知道日本排击侵略主义。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也是一个侵略主义者，而且对中国的侵略最甚，中国人把“东亚共同体”、“东亚新秩序”看成是灭亡中国的代名词。如果日本有灭亡中国的企图的话，中国就不得不和共产主义势力联合起来反抗日本。这虽然无异于饮鸠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无可奈何。”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日本兴亚院起草了一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此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条件。所谓“兴亚院”，是日本政府于１９３８年７月成立的一个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的部门。兴亚院提出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包括《调整原则》、《调整要项》、《调整要纲附件》，比起前首相近卫文吕去年宣布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有很大的倒退。《要纲》把中国划分为东北、内蒙、华北、华中、华南五种地带或五个层次。最深的一层是“满洲国”，第二层是“蒙疆自治政府”（１９３９年９月，在日本的策划下，蒙古的德王在张家口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要纲》对这五个层次采取不同的政策。
对于东北，《要纲》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帝国”，使东北从中国完全独立出来；对于蒙疆地区，《要纲》要求中方同意“特别设定军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在中国的名义主权下实行自治；对于华北地区，《要纲》要求成为“日满华高度结合地带”，日本在“高度结合地带”实行“防共驻兵”；对于华中和华南地区，《要纲》称恢复和平后，日军将从这些地区撤军，但要让日本军舰在“长江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