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想静，苏辙却不想，第二封奏章紧接着就到了。苏辙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把哲宗的新政之梦打碎。这封奏章是这么写的。
——要是皇帝您觉得神宗的政策不能更改，那么请走正规程序，把问题交给我们宰相来讨论。现在我们做宰相的什么都没听到，您忽然间授意科考出了这次的题目，这是成心让天下人心烦。回首过往，元祐更化也是经过各级职能部门讨论的，现在想改，也不能凭谁一个人说了算。臣提请陛下颁布正式公文，大家在公开场合集体讨论，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
图穷匕见，一定要分出死活了。很好，哲宗这次终于打破了沉默。明天朝会大集群臣，给苏辙这个机会！
第二天，苏辙带着必胜的信心走进了大殿。在朝会上展开辩论这是他最擅长的事了，在过去的九年里，他的成功率在元祐大臣中以绝对优势排名第一。
他准备得很充分，根据经验，在未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将和小皇帝好好讨论一下过往30年间的政治形势。其实那都是假的，一切都会迅速地归入到形而上的层面，各种代表实际意义的数字，比如说国民收入总值、各项支出费用，都没意义。
王何必言利。
所以要讨论的是，哪些利益是君子所推崇的，除了这种特定的范畴之外，其余的都是非法所得，都是小人所为。到了这一步，苏辙有信心必胜。这也是他们每每和高滔滔隔帘互吼总能占些便宜的原因所在。
名词解释，君子是什么？这是个圆周率问题，小数点后有无尽的余数，可以任由儒家弟子们发挥，今天、明后、后天，君主们永远只有乖乖听课的份儿。
贤德如仁宗如此，英锐如神宗如此，粗暴凶残的高滔滔如此，难道才满18岁的小皇帝是例外？
很不幸，哲宗真的就是那个例外。他上殿之后，把苏辙叫出来，第一句话问的是：“你怎么能把汉武帝与先帝相比？”
苏辙愣了，哲宗这句话立即划定了界限，今天追究的是苏辙本人的错误，根本就不给往政治辩论上靠的机会。怎么办，皇帝的话必须回答，他只能见招拆招。
“汉武帝是明君。”他努力镇定，这样回答。
却不料立即掉进了坑里，哲宗等的就是他这句。“明君，你是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下罪己诏，这都是明君的意思？”
苏辙蒙了，他突然发现这个坑能摔死他，穷兵黩武、罪己诏，这两样宋神宗也都做过。从习惯上，人们对下罪己诏的皇帝很钦佩，认为有理性有担当有自检功能，可在严格意义上，犯过错误的人哪怕浪子回头也有不良记录。
下过罪己诏的皇帝绝对称不起明君。
苏辙被绕进去了，作为一个资深政斗人员，他很清醒，这时无论说什么，再怎么说，都只会越描越黑。危急中，他展现出元祐大臣里最冷静最缜密的人的特质，他什么都不再说，慢慢地从议政大殿靠近御座的宰执区离开，向后退去。
看到这个举动，全殿的人都明白苏辙认输且认命了。这是一个官方特定动作，叫“下殿待罪”。做出这个动作就像举起了白旗，宣布认输。
苏辙开始绝望，准确地说，他感到了陌生。之前他全想错了，现在看来，元祐年间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是因为遇到的是高滔滔。这女人固执、凶狠、粗暴，但头脑简单，总会跟着大臣的思路走。可年轻的哲宗不一样，他牢牢地握住了皇帝的特权。
领导者不仅有决定权，更有选择权。皇帝可以随时决定从哪件事的哪个阶段谈起，比如说现在哲宗就漠视了苏辙整篇奏章里的其他内容，直接揪出来汉武帝与宋神宗对比的例子，只要叫准了这一点，苏辙就是罪人。
罪人有资格参与国家大事吗？
这一刻宋朝满殿的大臣和苏辙一样，看向哲宗的目光显得陌生，这个在九年里一直沉默的少年皇帝实在是个狠角色，很懂得怎样整人。
意识到这一点，满殿的大臣们更加决心把沉默进行到底。很明显小皇帝是想杀一儆百，拿苏辙开刀立威，这种时刻谁出头谁倒霉，绝无例外。
例外总会有一个的，有一个人从元祐更化开始，直到宋朝在哲宗之后又换了一个皇帝，在无数的政治风暴中始终保持了独立的人格，从不因为形势去妥协。他的一生，无愧于自己那位高贵的父亲。
范纯仁。
他走了出来，从容地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苏辙拿来比喻先帝，并不是诽谤。现在陛下刚刚亲政，进退大臣之间，不应该呵斥奴仆。”
哲宗犹豫，就算他有再大的怨气，也不想对范纯仁发作。这是一池泥垢中难得的青莲，是他在旧党中难得认可的几个人之一。
“可是，人们都把秦皇汉武并称，秦始皇是暴君。”想了想，哲宗还是追究了下去，苏辙是第一个跳出来叫板的，怎么样都不能轻飘飘地放过去。
范纯仁继续解释：“苏辙说的是事件和背景，并不是指具体的人。”
哲宗的神色缓和了下来，他看出来了，范纯仁会一直解释下去，那样会很被动。毕竟就这样定了苏辙的罪，跟文字狱也一个性质了，亲政之初，他不想定下这种基调。
当天苏辙平安地回到了家里，第二天上交了辞职信，主动要求外调。哲宗批准了。由此，基调确定，不管之前九年间遭遇了多少不平事，哲宗本人还是希望温和处理。
毕竟这是他自己的江山，他要追随父亲当年的脚步，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有这样的抱负，九年恩怨不过是鸡虫之争。
可惜的是，别人不像他这样想。他是皇帝，在至高无上不容丝毫怠慢的心态下，他遭遇的那些是怨怒是愤恨，一旦他亲政，真正手握皇权了，回首时却很难再保持住当年的怨毒。
尽管仍旧意难平。
但在真正受迫害的那群人里，就是另一回事了。九年间每一个新党人都对旧党恨之入骨。败坏天下危害民族，手段卑劣杀害大臣，旧党以君子之名做出了多少罪恶，有一些已经是永远无法挽回的。
蔡确死了。
这位前首相没能等到哲宗亲政，他死在了元祐八年，仅仅只差几个月，没能看到新党的黎明。他的死讯从岭南传过长江，传进京城，一路上让每一个听到的官员都瑟瑟发抖，从心底最深处感到了寒冷。不管他们是新党还是旧党，都意识到了一件事。
宋朝终于有一位顶级大臣死在了党争之中，这不再是官场游戏，而是生死大仇。很多旧党人后悔了，比如朔党的党魁刘挚，多年以后当他走到生命尽头时，回忆一生的经历，他长叹一声，这辈子没什么懊恼的事，只是蔡持正（蔡确字）的事做得不对啊。
可惜晚了，蔡确的死点燃了新党集团的怒火，他们仅存的一点点平和心态也消失了。本就是一群锐意进取的人，怎能不快意恩仇！
拉开复仇序幕的人名叫张商英，他是第一批返回京城的新党要员，被安插进台谏部门当言官。在哲宗的思路里，做事之前要统一思想，调回新党人当言官，可以创造出重新改革的有利气氛，就像新科考题一样，把自己的意志尽快地广传天下。
但是事情失控了，事后来看，无论选谁第一批回京当言官都比张商英合适。张商英性格太激烈了，完全和哲宗的温和大方向相反。
第十七章 何以清算，唯有凶残
张商英，字天觉，四川新津人。本是个地方小官，按步骤发展的话，很可能终生都迈不过长江。之所以能名扬天下，就是由于脾气性格的原因。
他很牛，首先长得帅，“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在普遍矮小些的四川人中鹤立鸡群，与众不同；第二，他才华高脾气大，负气倜傥，豪视一世，尽管官很小，只是通州主簿，可整个四川官场都对他发怵，说不过更骂不过，谁想谁头痛。
不过也有用。
往回翻历史，到章惇平荆蛮的时候，章大人沿江直下，把一窝一窝的蛮人搅得鸡犬不宁，捎带着把各级地方官也修理得七上八下。每到一地，不仅考核业务，更要谈论学问，要知道章惇能和苏轼交朋友，边走边玩边聊天，这个过程需要庞大的知识、敏捷的文思才能让友谊之花盛开不败。这种水平和接近岭南地区的地方小官接触，能愉快才见鬼了。
不愉快，章大人就会让对方加倍地不愉快。章惇一路轰鸣着碾过蛮区官场，嬉笑怒骂肆意张扬，大伙儿终于受不了了，一致决定，关门，放张商英。
两个都很牛的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见面的。张商英那天穿着道士服，随随便便来见荆蛮战区总长官，见面没行官礼，只是作了个揖。之后两人唇枪舌剑、口若悬河，互相喷了对方好几朵莲花，最后分出了胜负，章惇竟然败了。
失败的章惇很兴奋，好学识好胆魄，你在荆蛮太屈才了，我来推荐你进京去见王安石。张商英从此迈进了主流官场，成为新党中的一员。
张商英不同于李清臣，后者是永远做不了大事的，因为他的清高。清高者必孤傲，孤傲者必孤独，孤独的人没法融入集体，更没法集合大众形成自己的团体。只凭个人，是不可能翻天覆地的。张商英与之相反，他积极地活在潮流里，带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在时代的大河里尽情折腾。
司马光宣称“以母改子”时，他是第一个公开反对的人，在被贬职之前，对吕公著也很不恭敬。这时调回京城，到知谏院报到没几天，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神宗盛德大业，跨绝古今，都被司马光、吕公著、刘挚等人结党乱政败坏了。九年之间，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打击报复，陷害了很多正直官员。现在我要求，开封城内各级部门，上至中书下到六部，九年间所有公文都建档封存，除我以外不许任何人调用，以便勘察每一个官员的清浊邪正。
这个消息传出去，开封城里的官儿们集体发抖，这招儿是传说中最凶残的“滚汤泡老鼠，一窝全要死”大法，只要用上，基本上指谁打谁，百发百中。试想身为公务员，谁没有点隐私呢？这样抄大家老底的做法，简直是集中营行为。
有人跳出来反对，说这是没事找事分化官员队伍，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例子在极力避免这种事，比如曹操在官渡之战大胜后，把手下与袁绍暗自勾结的书信当面烧掉，一概不问，立即稳住了军心士气。两军对垒尚且这样，和平年代怎么可以主动窝里反？
乍听觉得说得有道理，可是哲宗居然同意了张商英的要求。至于为什么，正是“和平”二字。
官渡之战时，曹操打赢了都丢了半条命，再在自己的队伍里搞清算，纯粹是嫌命长自杀。以为他不恨叛徒吗，再恨也得先保住自己的事业。哲宗时代的宋朝不一样，和平时期净化官员队伍，本身就是必要的。
说句难听的话，对宋朝的文官就应该下狠手，100多年来的优待，让他们比刘备入川之前的四川官场都放肆腐败，必须得用诸葛亮治蜀的严厉手段，才能让他们清醒。
张商英的工作进展得很快，在文山案海里迅速找到了第一个目标。苏轼，这个跑得最快的家伙中奖了，他真是太聪明了，知道自己在这九年里做的事有多招人恨。
苏轼的才名当世无双，当上两制官之后很多著名人士的官方著名文件都出自他手。比如前面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