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才名当世无双，当上两制官之后很多著名人士的官方著名文件都出自他手。比如前面提过的应司马光之命写给王安石之死的制文，里边明扬暗贬，写成了阴阳两面。让推崇王安石的人能看到尊重，让仇恨王安石的人也能看出鄙薄。
高，实在是高。把人气得抓狂，还拿他没办法。谁让人家的文采好呢，还有高滔滔罩着。但是啥事都怕万一，高滔滔是人，她总要死的。而文采，永远是文字狱的化肥＋发酵粉。
在他写的众多精妙委婉晦明不定的制文中，有一篇是他怎样推脱、怎样解释都迈不过的坎儿，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大悲剧的开场白。
《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简称关于吕惠卿同志监外执行不得随意走动剥夺政治权利的说明。
这篇制文是苏轼主动，甚至争着抢着写的，为的就是在吕惠卿倒台被贬出京城时出口恶气。只是很奇怪，吕惠卿一生得罪人很多，基本上仇敌满天下，可是和苏轼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共戴天的事。而苏轼写的这篇贬制，可以说是太不留情面了，准确地讲，就是在骂人，并且在骂吕惠卿的同时，还骂了改革派里的所有人。
全文很长，挑点经典词。
——以“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开始。凶人在位，指的是谁呢？宋神宗，还是王安石？之后转到吕惠卿本人，说他“以斗筲之才，谄事宰辅，同升庙堂”。行为上“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学问上“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罪行上“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反复教戒，恶心不悛。”
接下来苏轼越写越高兴，渐渐刹不住闸了，他忍不住把新党集团拖出来集体受骂。
——“苛可蟗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
这两句话稍微翻译一下，苏轼说，只要能害国害民，吕惠卿之流踊跃出现频频点头心有灵犀一起犯罪。当成功来临他们喜悦时，互相摸摸手蹭蹭脚亲密无间；生气了有矛盾马上翻脸，互相怒视拿目光杀死你。
最后一句总结。
——“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
大家看，苏轼写这些就过分了吧。吕惠卿犯错，只管说吕惠卿好了，哪怕上面那些骂得再凶狠些，也没人找他麻烦，可为什么要借机打倒一片呢，毕竟有事说事，乱骂人是要负责任的。
苏轼不管，他当时写完这篇绝世好文之后仰天长笑大感舒畅，走出门去还喜形于色。有人问，苏学士，您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苏轼把刚写好的贬制背诵一遍，之后加上了自己的感叹——“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一个字，爽！
爽过之后是付账，苏轼在六七年之后被定案，他借职务之便公报私仇，还影射神宗皇帝，犯了大逆罪。证据确凿，不用像乌台诗案那样押回京城受审，直接从定州免职，到新州（今广东英德）去反省。
他是继蔡确之后，第二个被贬过岭南的大臣。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谁给他讲情，连范纯仁都闪得远远的，有多远躲多远，就算这样仍然觉得不安全，几天之后，范纯仁和吕大防几乎不约而同地写了辞职信，主动申请外调。
京城没法待了，太凶险！
不过，这并不是被张商英吓的，张商英虽狠，但资历不深，没法撼动他们这个级别的大佬。他们之所以逃难一样地躲出去，是因为一个比他们资历深、影响大、从不妥协、从不手软的人从江南赶回来了，很快就要进入开封。
章惇。
在宋朝目前还活着的官员中，章惇是资格最老的一辈了。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死后，除了更老的文彦博之外，没有谁能超过他。范纯仁也好，吕大防也好，哪怕年龄相近，在职务上都是章惇的后辈。这还不算什么，一般老前辈都慈祥，对后辈们很温馨。
可章惇是特例。
章惇一生始终活在黑白世界里，他认为对的，会永远忠诚，比如对王安石和新法；他认为是错的，就始终敌对到底，比如对司马光和旧党。在这两者之间，绝不会有第三种情况发生。这种信念转化成做事风格，就成了敌人的噩梦。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血还血对不起，说错了，章惇讨账时绝不会按数收钱，他总会附带着巨额的利息，让敌人倾家荡产、死无全尸，这才是他的风格。
过往的事历历在目，九年里旧党倚仗着高滔滔对新党人坏事做绝，都搞出人命了。这时章惇回京，一定只有一个目标——杀人。想到这一点，连范纯仁这样的和事佬都不敢往里掺和。章惇来了，有多远闪多远，最好和这人永不见面。
他们料得很准，料到的每一点都发生了。章惇动身前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任命，回朝就是首相。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才，更是因为他的忠。哲宗最认可这样的人。
另一点，满朝大臣都和范纯仁、吕大防想到了一块儿，为了保住身家性命，这些人自掉身价，做了一件宋朝史上极其罕见、堪称史无前例的事。
章惇抵达京城的那一天，全体朝臣都到城门外去迎接，一个个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可惜章惇无动于衷。开什么玩笑，事到如今，想立功赎罪都不可能，只凭些奴颜婢膝就想过关？
从这时起，章惇的真名叫做扒皮章。
章惇上任，新党人快速返京，当年熙丰旧人如蔡卞、周秩、翟思、上官均、林希、黄履、来之邵、郭知章、刘拯等人都回来了，他们占领了御史台、知谏院等关键部门，和张商英紧密配合，做事的效率是空前迅猛的。
绍圣元年四月章惇回京；五月提拔黄履为御史中丞；五月十四日继贬谪苏轼之后，又一个新的清算目标出炉——殿中侍御史郭进章追究元祐时期割让西北四塞给西夏事。
大快人心，当年旧党在宋朝对西夏始终处于战略进攻态势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四座边寨的行为人神共愤，无数边关将士用血肉换回来的城池，只为了和新党唱反调，就无偿地送给了敌人。不说实际上的物质损失，九年间两国士气、攻防的易位，就让宋朝苦不堪言。
西夏人变得无比嚣张，连他们的汉人皇太后梁氏都敢带人闯进边境杀人放火这是奇耻大辱！章惇指示上任第一件事就办这个，谁的责任一定要查清，一定要处理。
很快责任人名单列出来了，以司马光、文彦博为首的11个人是主犯。其中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的责任最重，定为“挟奸、罔上”；孙觉、王存等剩下的人是从犯，罪名是“暗不晓事、妄议”。
宋哲宗看着这份报表，问了自己好多遍，他是想温和的，可这件事能温和吗？！于国、于家、于先皇、于将士，无论哪一点，都没法宽恕！
他同意从严从重处理。
在研究怎样具体定罪期间，御史台已经发动了另一项弹劾。责问元祐年间前首相蔡确贬谪岭南致死之事。第一，蔡确到底有没有罪；第二，有罪，罪是否遇赦不赦必死于岭南。
这是由谁指使的？为了什么目的？
这两问是极其致命的，直指当年最高权力核心的纷争。其中最敏感的，可以归为一句话——能把首相扳倒，只有职位比首相更高。高滔滔，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能办到。
言官直指要害，吕大防、刘挚、苏辙、王岩叟等人一个不落，统统落网。不管他们现在处在什么位置上，一律贬职。
贬制由林希执笔，文字风格向苏东坡看齐。比如贬刘挚——“始以傅会权臣，奉承风旨，既又密布私党，倡导邪谋，论议交通，踪迹诡秘。诬底圣考，愚视朕躬。”
说得挺狠，但句句属实。在朝廷里搞小集团，说他“密布私党，倡导邪谋，论议交通，踪迹诡秘”不亏他吧；帮着高滔滔废除神宗新法，说他“诬底圣考”没错吧；眼里只有高滔滔，小皇帝每天只能看见他的后背加屁股，说他“愚视朕躬”准确吧。
很解气，更痛快的是贬苏辙时的贬辞。
——“辙昔以贤良方正，对策于庭，专斥上躬，固有异志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乃以君父之仇，无复子之义。”
开头的几句是说苏辙的出身，他在考制科的时候和哥哥苏轼分工明确，苏轼捧、他贬，把仁宗时代的政府说得一钱不值，哪儿都是毛病。当时就犯了众怒，顶级高官都是千锤百炼的，什么手段没见过，严格地说谄媚是可耻，反其道以忠贞嘴脸出现，拼死邀名的人更让人烦。
立心不正。
后面的几句是重点，翻译成现代话，是说神宗死后，高滔滔垂帘听政，老不死的奸贼擅自篡夺国家政权（老奸擅国），把苏辙安排在言官的位置上，让他诋毁诬蔑神宗朝。
老奸擅国，这是明白无误地痛骂高滔滔，是新党第一次攻击这个误国误家既笨又狠不知所谓的死女人。面对这些，哲宗犹豫了。九年间的遭遇让他恨高滔滔，可是一来他不想刚开始亲政就手段暴戾，二来高滔滔终究是他的奶奶，家丑不可外扬，皇家的体面要紧。
看到哲宗犹豫，新党集团感到了危机。在封建君主时代，如果不能得到当权者百分之百的支持，无论什么样的能人都不可能施展才华。最近的例子就是宋神宗与王安石、高滔滔对司马光。
现在哲宗犹豫了，章惇等人再有想法也没咒念。这是危机，天大的危机。但是，难道能走到一个人的面前，对他说，你奶奶太操蛋了，我们联合起来做了她！
找踹吧。
但是新党就有人这么做了，还非常成功。张商英从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走出来，召集大臣去见哲宗。他说：“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
这句话像一团烈火烧进了加油站里，“轰”的一声所有人的愤怒都被点燃。
汝州、许昌、河阳分别是章惇等人最初时的贬官流放地，而元祐九年是哲宗的受难日，更是他的耻辱日。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毒瘤不铲除终有一天会再爆发。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把坏事做尽目无皇帝的旧党往死里整！这条最高指示出炉，被新党人迅速地执行了，只是在操作时稍微变了点形。他们做的是，连死了的也不放过。
七月，处理决定出台，先说活的。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刘安世第二次贬谪，分别是郢州、蕲州、筠州、鄂州、南安军。虽然还没过岭南，但全都到了长江两岸。
并且把这些人的差遣全都革了。差遣，是宋朝官员的实际工作位置，从这一刻起，这些曾经的顶级大佬无官一身轻，除了一点点仅存的荣誉头衔之外，实际上就是一群罪犯。
再说死的。
司马光、吕公著是旧党废新法时的两大领袖，两人虽然已经死了，可是追赠的爵位、谥号、给子孙的恩例赠官都还存在。这些都是他们的犯罪所得，必须都收回。
全收回了，司马光的“文正”谥号，那块“忠清粹德”碑等都收回官方宣布作废。
还没完，关于各罪臣的子孙考核也在进行中。比如吕公著的儿子吕希纯就被抓了典型，张商英在浩如烟海的文件堆里翻出来他给高滔滔族人写的诰词。里边有“昔我祖妣，正位宸极”一句，把高滔滔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