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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不要以为这是优待价，总理从来不允许优惠，严格要求按市价收付款。那个年代的钱同现在不同，5分钱就能买回一脸盆西红柿，1角钱就能在食堂吃到肉炒白菜。
可是，张水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
“哎呀，”张永池叫一声，“糟糕，忘给了！”
“快给我把钱送去！”总理生气了，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然怎么行？”
类似的批评，我们都碰到过。刚进城时，我记帐交钱还不够认真，挨了几次批，认真了。我们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们议起这方面的事，人人都能说出几件例子。我们共同回忆后，确实敢向全国人民保证：总理一生奉献，即便日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便宜。那个年代，干部基本都清廉，但未必都心细；总理既廉洁又心细，公私分明，一丝不苟。1961年，中央办公厅曾组织专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调查中央首长身边的人下来时有没有拿过吃过公家的东西而未付钱。调查后，毛泽东很生气，命令从他稿费中拿出2万元退赔他身边l组吃用的帐。周恩来身边的3组最清廉，没有此类问题。
这是总理以身作则又严格要求，既清廉又细心的结果。
总理吃饭，二忌铺张浪费。
记得有次我们随总理去广州，他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只睡了4个小时就起床了。工作与睡眠的时间比是10：1。负责接待的同志怕总理身体吃不消，想叫他吃多吃好，早餐时多加了几碟地方小菜。总理刚来到餐桌旁就不高兴了，把我们叫去，厉声批评道：“我在北京早餐的习惯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搞这么复杂？撤回去！”
我们知道总理的脾气，在此类问题上历来说一不二。忙去找服务员。服务员不肯撤：“这算不得复杂，广州人吃早茶就是这样。再说，首长叫端上来的，已经端了还能再撤下去？”
我们把服务员的话向总理汇报，然后提议：“这次已经端上来了，先吃吧，下次不搞复杂就行了。”
总理要走：“那好，摆在那里吧，我可以不吃早饭。”
这下子大家都慌了，服务员赶紧往下撤菜。军区领导听负责接待的人汇报后，很难过。他们都知道总理的作风，难过的是怕总理的营养跟不上，这样几十小时连轴转地工作，累垮了身体。想了半天办法，后来决定挑几样小菜，每样取一点，合在一个碟子里端上去。一碟菜很容易吃完，说不上铺张，也不会浪费，总理没再说什么。
总理曾多次向我们随行人交待：“一切按标准吃，按标准付钱。”他定有具体要求：“不准吃山珍海味，不许摆水果摆糖，发现摆了要撤回去。”他还说：“搞复杂了就是铺张，铺张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
记得有次去长春，我们照例把总理的一贯作风及要求讲给了管理员。管理员以为是说说而已，仍然超标准地上了菜。这下子惹总理生了气，邓大姐找来管理员，在他面前亲笔写了各项要求，并一一作了解释交待。
当时，管理员和厨师都很激动。厨师跟我们说：“我干了这么久厨师，大官见多了，没少为他们掌勺。有些人也说这不准吃，那不准上，也只是说说而已。还没有见过像总理这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丝折扣都不许打的首长。我算真服了。”
总理的不许铺张浪费，吃饭时处处可以使人感受到。比如吃米饭，他一粒米也不肯浪费。在那时的条件下，这种不浪费一粒米的精神尤其重要。偶尔洒到桌上一粒米，他必要捡起来放嘴里。他拾桌上的米粒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可以用手拾起米粒放嘴里。总理不用手，坚持用筷子。哪怕洒桌上的米粒较多，他也是用筷子一粒粒夹起来，一粒粒放入嘴里。我常见这种情况，印象特别深，有时总理连夹几次才能拾起一粒米，放回嘴里去。当他发现我在旁边看着出神时，便微微笑了笑，点着头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哟！”
总理吃饭还有个习惯，就是盘子里剩的菜汤要用开水冲一冲喝掉。即便餐桌上摆了汤盆，他也要把盘子里的菜汁冲冲喝掉。在他影响下，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都养成了这种习惯。家里吃饭，剩下菜汁总要在饭后用开水一冲，当汤喝掉。这种汤往往比做的汤还好喝。
现在，我们的这个习惯又影响到孩子们也养成了这种开水冲汤喝的习惯。
总理吃饭，三忌特殊化。
总理爱吃南方各种绿叶蔬菜，越绿得浓越吃着香。记得中央开杭州会议时，当地交际处的同志发现总理爱吃绿菜，就在我们临离开的前一天，提来一筐菜请我们给总理带上。
“不行不行，”我们在场的人几乎同时摇头摆手，“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这种事讨不来好。”
“我们也知道总理严，公私分明。”交际处的同志拿出了发票，
“你们给钱不就行了？按市价。”
“那也不行。”我们还是不收，“搞特殊总理也不答应。”
第二天上飞机，成元功发现飞机上放了两筐菜，立刻急了，赶紧找送行的交际处同志：“飞机上那两筐菜是怎么回事？”
“不是专给总理的，是托你们带到北京给中央几位领导的，有发票，让首长们都付钱好了。”交际处的同志早想好了对策。给总理一个人是特殊，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一份就不显特殊了。
我们也这么想，何况菜拉来再拉回去也不合适，就带到北京，把两筐菜交给了供应处。供应处将菜卖给每位首长一份，按杭州的市价收钱。我们交供应处的菜，我们又拿了钱去供应处买回一份，这实在是清明廉洁之举了，理直气壮交炊事员给总理做了吃。
谁想到呢，总理进餐厅，一眼看见菜，脸色立刻变了，大声喊：“把成元功给我叫来！”
成元功慌慌赶来，刚进门就听到严厉的一声责问：“这菜是哪儿来的？是不是杭州给带来的？”
成元功把经过如实汇报一遍。
“我和你们讲了多少次，不许往回带东西，为什么不听？”总理声色俱厉。
“这不是专给我们一家，是带给中央首长的，每家买了一份，我们又没搞特殊……”
“北京的老百姓能吃到这样的菜吗？”
“……吃不到。”
“你还敢说没搞特殊吗？”
“我……没想全面。”
“我能吃到，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说？想事办事眼光首先要看到群众，要和我本人联系起来，和我的职务联系起来，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飞机是接送我办公事的，不是拉菜的。我们自己制定出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面遵守，别人遵守，那不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
总理气得饭也没吃，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教训。
事后，总理情绪平静下来，又召集我们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要求得过分，我处的位置不同。这类事情最搞不得下不为例，让一步就会开了口子，开了口再堵就不那么简单，你花千倍百倍的力气也不一定堵得住。一筐菜事情小，从一筐菜开了口事情就说不清有多大。我在这个位置上决不许开这个口！”
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人们都到处找吃的，相当一级高干也不能不把吃饱饭当作一件事来对待，都吃不饱肚子。群众在互助互济，亲友在互帮互救，许多高级干部也开始互相关心爱护。非常时期么，有些重灾区很有些“活过来就是胜利”的悲壮气氛，许多过去所信奉的神圣原则现在都似乎可以灵活一些了。
青海省委书记见总理生活太清苦，心里很难过，回去后，派人送来一些黄鱼。这种黄鱼并非我们平常所说的海里那种黄花鱼，是青海湖里产的一种颜色发黄的鱼。这种鱼不太好吃，但在那个困难时期，就格外显得珍贵了。
周恩来马上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把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叫来，严厉下令：一、照价付钱。二、批评青海，并通报全国各省。今后一律不准送！
实在说，总理也灵活掌握。鱼如果退回去，势必腐烂，在那样的困难时期，一口粮能救一条命，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黄鱼糟蹋了。但是总理说：“一省送，数省就会效法送；收一份，就会有更多人把东西送来，所以必须有断然的措施。”
这个措施就是严厉批评，立刻通报各省区。
总理外出，无论住交际处、招待所还是宾馆，都要求我们不许在小卖部买东西，他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买。因为那是清廉的时代，也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建国后，我们开始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摸索自己的路子，却始终不能摆脱物质匮乏的阴影笼罩。直到邓小平来设计这份蓝图，才终于摆脱这一阴影，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繁荣之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商品分配是个大难题，配发几十种票证也解决不完这个难题。于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交际处都设立了小卖部，卖紧俏商品，将质高价廉的商品供应首长和外宾。总理对这种小卖部是很有看法的。
记得有次去昆明，总理自己掏钱请我们随行人员吃了顿炒鳝鱼丝，饭后大家说说笑笑在院子里散步。
“小卖部开了。”有人说，“进去看看吧？”
“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那里面有名堂2”总理皱起眉头说：“什么内部价格呀，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
“街上没有。”不知谁小声嘀咕一声。
“有就买，没有就不买，干吗非买不可？”总理指指小卖部，“搞了这种特殊，再讲清廉也是虚假的。人家5元钱买不到的东西，你l元就买走了，你的100元工资就变成500元了么。你再跟群众说你只有100元工资，那算清廉还是算骗人？”
总理的不搞特殊自然使我们受感动，受教育。但对我触动大，感动不已的，还是他搞特殊化的时候。
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场，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
不到夜餐的钟点，在人大会堂就餐都应交钱，并且定有交钱的标准。高级领导人交8角，我们秘书工资低，交2角5分钱。
可是，总理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我们不好办，人大会堂也不好办，因为夜餐有补助，明文规定了的，交钱也不好下帐。
我去向总理汇报解释：“总理，夜餐补助是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点特殊化。”总理点头承认，“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我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