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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领队张德发后来与我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大家无话不说。有一次他对我说，根宝你知道嘛？这半个多月来，我挨“克”了。我说，你应该被“克”。你要了解队，就必须与我们从早到晚呆在一起。你必须了解我们的队，了解我们球员，了解我们的训练，你只有真正了解了，才能向俱乐部汇报我们真实的情况。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挨“克”是完全应该的。
由于俱乐部对我逐渐信任起来，我们的工作关系就理顺多了。
为什么我要提这件事呢？因为我认为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不是孤立的。这也是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化时一定会出现的，它并不是依照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想，在其他俱乐部，俱乐部与主教练之间的关系上肯定也会发生这种事情，仅仅是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有矛盾就会有冲突，就会有进步。我想，我与俱乐部之间的这些矛盾，为现在和将来的俱乐部工作提供了一些教训。
15。俄罗斯外援来了
94年1月26日，三名俄罗斯球员来到了我们申花足球队。
当时我们是初创阶段，说起来是职业队，其实连一个像样的住宿地方都没有，训练的场地也不行，餐厅像个大伙房，集中开会的地方也找不到，厕所连脚都插不下去。整个基地，甚至一身整齐的训练服装都没有。尽管俄罗斯也有许多困难，但是像我们这里的条件，他们恐怕是不会想到的。
当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住在江湾，那里正在改建，乱七八糟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他们能与我们一起吃大锅饭吗？一想到黑头发的和黄头发的坐在条凳上，围着一个如砧板一样的大桌子吃饭，我就觉得好笑。还有，他们住在哪里？由于宿舍改造，球员们都走训，他们要走训，走到哪里去？这些都要我这个主教练去解决。
住的问题还好解决，我与白玉兰宾馆老总钱丽劳打了招呼，他们非常支持，让他们佐在白玉兰宾馆，与江湾训练基地很近。每人给买一辆自行车，车费也省了。但吃的问题不好解决，考虑到经费，开始商议的是早餐在宾馆，午餐和晚餐在基地。但几天之后，这些俄罗斯球员反映吃不惯。最后我与他们达成了妥协，午餐在基地，早晚餐在宾馆。那些“小毛子”听说能够在宾馆吃西餐，高兴得眉开眼笑。
吃住问题解决了，下一步就是训练了。说实话，我对他们的能力，对他们能否在中国干下去，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当初我出去挑外援，领导给我的要求是“引进就是胜利”，因为对于上海来说，引进外国球员，在中国足坛是开先河的。再说，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我只能在乙级队里去挑，而且只凭录像和自己的感觉。
经过了三天的训练，我问他们感觉怎么样？
那些俄罗斯球员反映肌肉酸痛，莎莎甚至说，他们不习惯这种训练方式和强度。在俄罗斯他们每天只练半天，练完以后便开车回家，这里却是上下午都要练。再者，他们对我们的力量训练尤其不习惯。在俄罗斯，他们是不练力量的。
莎莎看上去身体单薄，瘦瘦的，两条腿很细，一撞就倒。我问他，你的力量为什么这么差？他满不在乎地说，在他们那里从不练器械力量的。我感到这样下去不行。我不管俄罗斯人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反正我认为一个足球选手，如果身体力量不行，经受不起冲撞是肯定不行的。当时我就对他说，在我这里，你是一定要经过这一关。经过一段时间的器械训练，莎莎与瓦洛佳的腿部力量明显增强。在分队训练时，再也不是一撞就东倒西歪了。这说明，我的力量训练指导思想和训练方法是可行的。在后来长期的比赛中，队里伤员少了，比赛中拼得出，就是到了下半时照样冲劲不减，这确实与我们经常保持力量训练有关。
莎莎是个老运动员了，但出国踢球还是第一次。对于他来说，到中国踢球也是一桩非常新鲜的事。我问他，如果我们与你所在的斯密那俱乐部队比赛，我们能不能赢？他说，能。我问为什么？他说，申花队里有许多技术好的球员，如成耀东、刘军、李晓、陈伟等，整体实力强于斯密那队。
对于中国球员来说，与外籍球员一起踢球也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但是几天以后，这种新鲜感没有了，球员们对这几位“黄毛”来抢他们的饭碗有了看法。一些人反映，莎莎和瓦洛佳水平不行，连年轻球员都不如。这就像后来我在大连万达，我挑了艾里，但大家都说艾里不行一样，这是后话了。
那段时间，这几个俄罗斯球员确实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引来球员们对他们的反映也是正常的。有一阵子，瓦洛佳练得不起劲。我问是什么原因？莎莎说瓦洛佳感冒了，身体不太好。我对他们说，在中国，一般感冒只要不发烧都照常上班。当运动员的有时比赛需要，即使发低烧也要上场。莎莎说，在俄罗斯不是这样的，患感冒要休息一周。过去我也听说过外国人对感冒非常重视，他这么一讲，我也没有坚持。
这3名俄罗斯球员在队里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我对他们也有了基本的看法：守门员库茨的特点是高球好，门前判断不错，但低球差，缺少力量，与蔡建林、贾春华属于同一档次；莎莎33岁，组织型前卫，特点是防守能力强，可以打不同的位置；瓦洛佳年轻，有冲击力，体力好，门前的感觉还可以。事实证明了我的看法。在1994年，瓦洛佳一共打进了10个球。考虑到他们在比赛中的作用，我们留下了莎莎和瓦洛佳，库茨让他先回去了。
16。“如果搞上去了，你也是人才”
1994年1月29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在会上，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讲到人才问题时说：“各行各业都有人才，中国体育界也有人才，袁伟民是人才，马俊仁是人才，足球界虽然没有成绩，但我看也是有人才的，高丰文虽然胖了些，现在不行了，但也是人才。”他对着我说，“你根宝能不能成为人才，就是看你能不能把申花搞出点样子，把成绩搞出来。如果搞上去了，你也是人才。”
尽管我率领国奥队没有冲出亚洲，但伍主任对我的印象仍然不错，无论是我的训练计划，还是我带队的风格，他都很欣赏。伍主任在与我谈话时曾说：“根宝，你马来西亚如果成功，你做的许多东西便是经验了。”伍主任相信我是有能力的，因此在会上提我。他是让我不要泄气，也是要足球界不要泄气。我知道伍主任的用心，我把伍主任的话看作是对我的期望和鞭策。回到宾馆，躺在床上我就想，这几十年，尤其是近几年来，我走过辉煌的道路，也在马来西亚栽得头破血流。如果马来西亚成功的话，我就不是现在这种情况了，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也不会莫名其妙地丢失了。一想到这，我就有点不甘心，又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了。我也想，以前在大赛中失败的教练，都一个个无声无息了。但我并没有倒下，我跟了施拉普那一年，不能体现我的本事。这次职业足球改革，不正是者天向我徐根宝张开幸运之手吗？我必须抓住这次机遇，必须干出名堂来，让所有人知道我徐根宝还是有本事的。我要靠自己的实力重新站起来。开完会第二天，我立刻赶回上海，参加训练。
17。提出“抢逼围”
闭门苦练了两个多月后，我们终于要参加比赛了。南京方面发来邀请，让我们去南京与江苏队打一场公开赛。
我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终于有比赛的机会了，就像是一支终日排练的乐队得到了到舞台上表演的机会。但也挺担心的，毕竟这是我们的第一场演出，如果演砸了怎么办？
上海的新闻界对我们第一次公开比赛相当重视，各大媒体的记者都去了。赞助服装也到了，我们申花队终于第一次服装整齐了。在南京车站下火车时，大家着装整齐，格外精神。接站的江苏体委的同志开玩笑地说：“哟，不得了，职业队来了！”
南京的比赛对我和球队来说，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它将检验我们过去两个月的训练成果，检验我为申花队制订的训练计划是否成功。不巧的是，刘军在训练中腿拉伤了，成耀东也受了伤，范志毅在国家队，朱琪、申思在国奥队，能打比赛的，基本上都是年轻队员。
那时我正生病，大家劝我别去了，但我还是随队到了南京。我们住在五台山体育场招待所，我和桑廷良、顾兆年；人佐一间房。晚上，电视机里播放AC米兰队与帕尔马队的比赛，我让桑廷良统计一下，进攻时一脚、两脚、三脚传球有多少？统计结果是占全部传球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说明外国强队进攻时也是强调盘带少，强调一脚出球的，这与我们的训练思路是一致的。赛前准备会上，我给队员上了1个多小时的业务课，又给大家讲了AC米兰队和帕尔马队比赛的传球统计。我说我们对江苏队并不了解，但关健是要打出我们自己训练的东西来，打出快抢前的指导思想来。
年轻队员都很紧张，左后卫吴承瑛显得特别紧张，他跑起来晕头转向，还在禁区里为对手制造了一个点球，幸亏蔡建林扑出。而莎莎一个直传，由朱炯打进的那个球却非常漂亮。
这场比赛我们最后4比1赢了，但场面上却看不出优势，江苏队的体能比我们还要好，这些都是我没有想到的。
比赛打完了，主办单位给我们送来一万元出场费。我们队里球员加干部共30人，这一万元如何分？据原上海队的年轻球员介绍，过去打这种友谊比赛，老队员一般不上场，都由年轻球员比赛，但分奖金时不上场的老队员比上场的年轻球员还要多。这不合理，应该拉大上场的和不上场的，主力与替补的差距，拉开十倍的差距，这是第一次。
这样的分配方案在当时中国足坛是没有的，大家担心会有问题，我说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主力队员如朱炯、毛毅军等人拿500元，不上场队员一律50元，安排好后由顾兆年去分钱。他迟迟不动身，对我说，这50元那些老队员会要吗？
我说他们肯定会有意见。但你只管发下去，他们不敢不要。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多劳多得这个道理。
对江苏队的比赛是我执教生涯的第一场职业比赛，也是第一次按照想象的职业化进行的比赛，从服装、分配到用人等。这场比赛，我总结出三个第一：第一次比赛测验，第一次竞争机制，第一次按劳分配，这在中国足坛，恐怕都是第一次。
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我终于松了口气，心里暗自念道：老天有眼，让我们能够回去痛痛快快过个年。这一天是农历小年夜。
虽然在南京与江苏队打了场比赛，但是外界还不怎么清楚中花队水平到底如何，各种猜测都有，其中有许多是针对我本人的。尽管我出生在上海，但由于长期效力于八一队和国家队，在感情上与上海的球迷联系没有那么紧，他们对我还不太了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失利，9分钟失了3个球，给人家的印象太深了。建队初期，一下子走了七个老队员，球迷们普遍认为靠那些小青年撑世面，中花队肯定不行。听说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