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乏幽默感。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不过他什么书都读。从俄国回来后，他特别喜欢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著作。
在担架上和簧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后来，毛泽东认为在击败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几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上的多次谈话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确的。四月在广昌遭到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他说伤亡太大，对于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因而听不懂他们的讨论。但他猜到了大意，劝解这两入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你们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李德的劝说没有奏效。洛甫和博古等人愈来愈疏远了。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不能光打蒋介石，还要同“左倾机会主义”和片面维护苏联的观点进行斗争，矛头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
李德对于担架上的“阴谋”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对于他的事业没有好处。在回忆录中，他抱怨毛泽东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又找那个指挥员谈，引来了对博古和他本人越来越多的批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
坐在摇晃不定的担架上发表议论的毛泽东不是什么乡巴佬，而俄国入和中国“布尔什维克人”却常常这样描绘他。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是多么愚昧无知。这些布尔什维克人大都只有二十几岁，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后来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由同样年轻的帕维尔·米夫及其追随者把他们象填北京鸭一样填满了马克思主义的信条。
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逝世后，四人帮被逮捕和粉碎，在邓小平领导下树立起一种新的、较为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只是在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把毛泽东从造神者手中歪曲丁的形象中解脱出来，恢复他本来的面目。
毛泽东比那些布尔什维克人要年长一代。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一九三四年时只有二十七岁。他曾在莫斯科学习了三、四年。博古在长征开始时是二十六岁。从十八岁至二十二岁，他在莫斯科果了四年。长驻莫斯科领导博古他们的王明也只有二十八岁。洛甫当时是三十四岁，算是较为年长的了。
毛泽东没有到外国留过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中国学生大量外流时，他没有象周恩来和朱德那样前往欧洲求学。他也没有拜倒在莫斯科的圣坛面前。
毛泽东出生并生长在离湖南省会长沙市不到四十英里的韶山冲一个农民家里。这四十英里的距离在当时显得非常遥远。将近二十岁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省城。韶山冲和中国大部分村子——样，是个家族性的村庄，村里两千居民大多都姓毛。毛泽东的父亲是位强壮的、尽力想发家致富的农民。在俄国人们称之为富农，是士些冷酷无情、野心勃勃、贪婪而爱财如命的人。他的祖父把家里的土地卖给了放债人，父亲又把这块地买了回来，并设法积攒了四英亩土地，每年产七吨稻米——在当时来说，他们的生活算是不错的了。
毛的父亲下决心要让他的长子上学念书，部分是从自身利益考虑——他很快地发了家，从事粮食买卖和放债，自己却没有文化，极需要有个儿子能写会算，能记帐——同时他也渴望提高毛氏家族的社会声望。
毛泽东七岁上学。他从四岁开始就象所有农家孩子一样在地里干活。他上的是一所乡村和私塾。在五年的时间里，熟读了《论语》、《孟子》、《左传》 （左丘明为注释《春秋》而撰著的）。
许多年之后，毛对自己学过的四书五经又加以贬低。他对罗伯特·佩恩说：“我从八岁起就讨厌孔夫子。”但实际情况是，他把五经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到处引用孔孟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论点。在他的最后十年里，报上常常发表他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贵宾的照片，可以看到他的书房从上到下都堆满了中国线装古书。中国的古典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体现在他后来发展的复杂的个人哲学体系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古为今用”。
研究一下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中国最好的教学机构之一——的课堂笔记，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把孔、孟的思想结合到自己的哲学中去的。孔子和孟子主张改变现实，而不是逃避现实，这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有中心的地位。
毛泽东在他的笔记（《讲堂录》）中抄录了孟子的话：“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毛在这段引语下面又加上北宋政治家范仲淹 （989——1052）的一句话：“三思而行”。
这些准则将贯穿在毛泽东的整个政治生涯中。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杰出的传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和《西游记》。
他熟记《三国》和《水浒》中的许多故事。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反复阅读这些稍加故事化了的中国史实。他多次对这些故事进行评论，并且在游击战争中参考这些故事用兵打仗。他的敌人挖苦他在井冈山和长征中是按照《水浒》中的办法来打仗的。他们说对了，这实际上是对他的恭维。
他阅读了两千四百年以前有关中国军事战略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以及清朝末年曾国藩和胡林翼对之所作的评注。这两人密切共事，以曾——胡著称，正如后来毛泽东和朱德被称为朱——毛一样。
毛泽东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这是他对世界进行更广泛探索的坚实基础。他发现了十九世纪后期批判腐败的清帝国的改革派，特别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呼吁中国朝资本主义和现代西方制度发展。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废寝忘食地进行学习。他的父亲却要他专心学习算术和记帐，认为哲学探索毫无用处。
他的母亲对他早年有很大的影响。他崇拜她，一再表示对她爱戴。她是位勤劳、善良、有思想的妇女。她乐意帮助他人，有时把米饭给挨饿的农民吃——但她这样做总是避开冷酷的丈夫的。她是虚诚的佛教徒，在她的影响下，毛也信佛。母亲生病时，他就求神拜佛，保佑她恢复健康。十五岁时，他还到离韶山一百英里以外的衡山大庙去拜佛——衡山是中国古代五座圣山之一。象所有的拜佛者一样，他几步一拜，一直拜到衡山。
母亲于一九一九年去世时，毛还写了一篇悼词。
不久，毛便不再信佛了，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留下了深刻的佛教痕迹。李锐是一位学者，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后来被毛放逐，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年。他认为佛教使毛相信，社会变革必须先破后立。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的《讲堂录》里写道：“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泽东和父亲争吵一番以后，才争取得升学的机会。他父亲一心要他在附近的湘潭为一家粮商干活，为以后一起经营不断兴旺的毛家家业作准备。此时，毛家已是个殷实人家，他与两位弟弟和堂妹都各有自己的房间，父母占用厢房，另有冬夏分用的厨房及一间宽敞的起居室。房子还有个侧厢，大概也是毛家的，由姓邹的亲戚居住着。现在任何一位参观者都能看出，这决不是贫苦农民的茅舍。屋外有一个很好的鱼塘，可以养鱼，养鹅和鸭，还有宽敞的粮仓。附近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房子了。
他在与父亲的争吵中获胜。一九一零年初，他进入东山高小，学习自然科学、英语和中国古典书籍。他从未掌握一门外语，但晚年还努力学习英语，想强记一些刺耳的音节。他表现了写作和演讲的巨大才能。学习中他交了两个朋友，即肖氏兄弟肖三和肖瑜。
毛泽东的眼界由于学习再次开阔起来。肖三借绘他一本书，叫作《世界英杰传》。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阅读了有关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拿破仑、卢梭、彼得大帝、孟德斯鸿等人的故事。华盛顿使他着了迷。许多年以后，他还对埃德加·斯诺说：“我是在一篇文章里第一次听说美国的，这篇文章叙述美国革命，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赢得了胜利，建立了国家‘。”他曾对肖三说中国也要有象华盛顿这样的伟人。如果说，那些年里他已开始考虑走华盛顿的道路，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此时。毛泽东又知道了中国改良运动的两位领导人。一八九四年日本打败中国以及一九零零年发生义和团运动以后，改良运动风起云涌。这两位改良运动的领油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毛泽东发现他们的时候。这两人的影响已在下降了。湖南农村对外界的消息不很灵通。慈禧太后和傀儡皇帝光绪死去两年之后，毛泽东才听说。
但是他前进的步伐正在加快。经过一段时期的阅读和思考之后，他来到长沙，恰逢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剪了长辫子，这是象征反抗旧制度的行为。他投身于动乱之中，写了一篇文章，暴露了他头脑里的混乱思想。他呼吁成立新政府，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有点象（美国）由罗纳德·里根当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和乔治·麦戈文分别当总理和外交部长的政府。接着，他借了一双胶鞋，打算匆匆赶往多雨的武昌去参加革命。在他启程之前，革命已发展到长沙，他便报名参加了新革命军（但这并不是太革命的军队）。
六个月之后，他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便离开了军队，到处寻找合适的学校 （他曾考虑进警官学堂、政法学堂、商业学堂，甚至教怎样制作肥皂的学校 ），后来决定在省立图书馆里自学。在那 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和卢梭的：著作，斯潘塞的《逻辑》，孟德斯鸿的《法意》，以及有关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和地理的著作。他阅读中国诗词和希腊古典文学的中译本，就象吃面条一样，狼吞虎咽地阅读各种书籍。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到十八、十九纪欧洲哲学，再到当代社会批判。许多欧洲作品都是中国的改良派严复翻译的。毛泽东阅读了他翻译的每一部著作。
毛泽东饱览了丰富的中、西方思想精华，于一九一三年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在他的作文大写道：“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