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饱览了丰富的中、西方思想精华，于一九一三年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在他的作文大写道：“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
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促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成熟的温床。他在那里度过了五年半的时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伦理学教授杨昌济。杨曾在日本和英国学习了十年，因博学而被誉为“长沙的孔夫子”。毛泽东在这里还遇见了“徐老”徐特立 （他后来同毛一起进行了长征 ）、方维夏教授以及一批同学——蔡和森、何叙衡、陈昌、罗学瓒和张昆弟，他们后来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但全部在革命中牺牲了。
李锐在研究了毛泽东那个时期的笔记（《讲堂录》）后，感到难以区别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和杨教授的思想，两人的思想似乎融为一体了。毛正开始把自己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融合成一种较为有条理的学说。他在佛雷德里克·泡尔生的《伦理原则》一书上批注的一万二千宇笔记就是明证。
他在《讲堂录》中写道：“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后来，他把这一点发展成这样一条原理：“知识来源于实践。”
长沙师范学校大门的石头上刻着“实事求是”。这是“徐老”的手迹。毛泽东后来把这一格言当作他政治哲学的基础。
他学习知识如饥似渴。过去他从未读过报纸。实际上，他从来都没有看见过报纸。现在，他对能弄到的每一份报纸，决不放过任何一页。
泡尔生是康德的信徒。于是他又开始发现了德国人。一九一八年六月，他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成绩在全班学生中名列第三，受到同学们的推崇，被他们誉为在品德、勇气和学识方面均属第一。有些教授认为，他过于标新立异，太爱挑剔，太喜欢打破常规了。
一天晚上，他在蔡和森（他的同班同学，未来的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的家里感叹道：“中国如何才能有一位象俄国的托尔斯泰一样的伟大哲学家和伦理方面的革命者呢？谁能象他那样清除人们的旧观念，发展新思想呢？”
他毕业时二十五岁。他谙熟孔子、孟子和中国的伟大文学。他懂得佛教和西方哲学。他学习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地理。他吸取了中国古典的军事智慧和孙中山先生的改良思想。他能言善辨，是位诗人、爱国者，是位年轻但迅速成熟的哲学家。他熟悉中国的遗产，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了解其人民、农民，了解中国的问题，了解中国的特有的遗产和政治弊病。他知道，中国必须变革，他正在为领导这一变革作准备。
他努力使自己了解外部世界。他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情况。他知道冯·兴登堡、德皇威廉二世、伍德罗·威尔逊、克里孟梭和福熙等人的名字。他阅读了有关俄国革命情况的书刊，并以乔治·华盛顿作为自己的楷模。
但是，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以前，他还没有阅读过马克思或列宁的任何著作。他知道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发挥了作用，但这时“共产主义”一词尚未出现在他的任何笔记本中。他的朋友、老师或熟人后来也都回想不起他当时知道或听说过《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
但他已处于脱胎换骨的边缘。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步行了好长一段路程，然后来到北京。几个星期之内，他便开始阅读《新青年》杂志里李大到的文章和谈话，从此一头扎进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没有中译本，他到一九一九年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但是他已经全神贯注于俄国革命了。正如他后来说的：有三本书铭刻在我的心里，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卡尔·考茨基（列宁的死对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缔造者）的一部著作，书名他已记不清；以及一位名叫托马斯·柯卡普的粗制滥造的作品《社会主义史》。他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但认为这是他所信仰的东西。他同六十年代一些激进的美国青年不无相似之处。这些美国青年连毛泽东的书一行都没有读过，却自称为“毛主义者”。
毛泽东开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哲学思想。他倒相信门罗主义，他也没有摒弃乔治·华盛顿的楷模形象，依旧相信美国及其革命的进步性质。他同许多中国青年一样，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强烈吸引。
毛泽东此时才二十五、六岁——和池四十岁坐担架长征时一样——他智力过人，知识渊博。这个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并不是胸无点墨的人，而是一个珠玑满腹，思想深透的人。
长征中，他的同事里没有一人堪与他的博学多才相比。特别是那些自称的“布尔什维克”，几乎都是中国中层知识分子出身，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状况了解甚少，而对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活则一无所知。他们生吞活剥地吸收了辩证法去为自己服务，而这些都是斯大林用以训练列宁之后的政治机器人的。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对于有头脑的中国青年是不感兴趣的。他们要的是把俄国及其利益放在首位的作为工具的人。
毛的智力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常识和中国落后农民的特点之大成，在悉心运用时，几乎是无往而不克的：不论他的目标是二十六岁的布尔什维克，是象朱德那样四十出头的将军，还是象林彪那样野心勃勃的青年。
“担架上的阴谋”所导致的结局，是不会使了解毛的为人的人感到吃惊的。
第八章 妇女
毛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其丈夫一道行军。按规定夫妇不能在一起，而且这个规定很严格。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只有三十名妇女干部，女护士和女勤务兵也寥寥无几。但并非其他各军都是如此。四方面军就有两千名妇女，还组成一个妇女独立团，该团在长征中曾经历了一些殊死的战斗。
有关妇女的规定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二十三岁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但这有其特殊的原因。康是战士、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有时她肩扛三、四支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从而做出了表率。
康克清是位健壮的农妇，渔民的女儿。一九二九年一月，就在朱、毛撤离井冈山之前，她在井冈山与朱德结了婚，当时她才十七岁。朱德这时已四十三岁。朱的原妻伍若兰（一位革命妇女）已于一九二八年遭国民党杀害。康克清从十五岁起就一直在井冈山战斗。
象大多数妇女一样，她分到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她背着额外的枪支徒步行军。长征结束后，她对海伦·斯诺说，她觉得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象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大约五十年后康克清女士说：“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这话。”
一九八四年康克清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心十足的领导人。多年来，她一直是中国妇女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她是演说家、决策人、政治家。她并没有象她在长征中所期望的那样一生从事军事工作，而是献身于重要的社会工作和政治工作。
她对长征的感受至今未变。
她说：“我很善于走路和骑马。我总走在一群人前面几十米，这群人中有蔡畅（另一名党的妇女领袖）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他们整天谈论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以及去过的地方。
“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和他们在一起感到鼓舞。他们不断地说笑，有时还唱《马赛曲》。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长征就象在野外散步一样。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在她的同伴中，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与她有同感的人却并不多，大多数认为长征是一次艰巨而又危险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贺子珍由于怀孕，便与大多数妇女一起被分配在休养连。她只有在周末或在驻军休整的几天里才与毛见面，而这种休整在初期是极少的。他们可能比别的夫妇见面机会略多一些，但也多不了多少。自从井冈山时期以来，“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在执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则可以例外。除此之外，这—规定在长征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幸存下来的措挥员和医务人员都坚持说，长征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部队行军途中接触妇女的机会不多，当然，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妇女。一九三六年朱德却告诉过海伦·斯诺，在长征初期，确有强奸的问题。后来由于严明了纪律，这种现象得以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部队到达延安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但是，当时在陕北城镇居民中，梅毒仍很流行。
尽管红军的领导人原则上已经打破了有关两性关系的所谓封建观念，但红军仍有浓厚的清教徒色彩，干部战士未经正式批准不得结婚。干部和军官获准才能结婚，但并非轻易能得到批准的。
很多年之后，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产生了离婚问题，党不得不进行审议，并对于是否允许离婚作出裁决。红军在极大程度上是由青少年组成的。约百分之五十四的战士都在二十四岁以下。据傅连璋大夫估计，百分之九十的人未曾有过性生活的经历。危秀英是个黄花闺女，曾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她记得当她和一位年青战士一起趟水过河时，引起了那位战士的惊慌。她的黑裙子一直卷到臀部，这位战士喊道：“你受伤了吗 ？”她意识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经排血。他不知道妇女还来月经。在这方面许多战士与他一样无知。
不仅是无知和规章制度限制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一种志同道合和患难与共的精神。身材娇小的刘英（当时尚未与洛甫结婚）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
“有时，”刘英说，“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我们都不脱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
这就是为什么领导干部中不论男的还是女的，都对李德的性要求感到极为不快。李德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在苏区没有妓女。他们于是便努力为李德找个女性伴侣，可这也无济于事。中国妇女很快就对他退避三舍，说他长得太肥大，太粗暴，使她们肉体上受不了。
李德的寓所离共青团机关的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 （中国人对李德的怨言之一就是他的伙食和供应比任何人都好。 ）李德的作法实在不够策略，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一些同志，可能还包括翻译伍修权在内，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势。他们找到了一位年青的农妇名叫肖月华，当时她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胡现任党的总书记，当时在共青团机关工作。
肖月华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她贤惠壮实，便成了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