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菲雅的问题，说到底是当代留学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两个现象的集中反映：留学拜物教和留学摸象主义。
留学拜物教我在别处有比较详细的解读和批判。而“留学摸象主义”，则是我发明的一个新名词，特指留学领域里面的盲人摸象现象。面对自己的未来，人们在看到全部面貌之前，抓住什么就吊在什么上面，根本不去为自己的未来进行全面设计和综合考察。
对于李菲雅，留学也被她错误的认定为是自己的终极目的，而从来不问自己为什么要留学？为留学而放弃眼前这些宝贵的东西是否真的值得？当然，李菲雅更严重的毛病，是大家都在发作的留学摸象主义：决定留学之后，见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追求和申请什么，而从来不请明眼人——主要是明眼人不多——对自己的申请计划进行一番认真的评估。
幸运的是，李菲雅在她人生的转折点上来到了我的办公室，见到了徐老师，留学摸象主义从此不会为害于她。
“我已经评估过你的资格，你确实可以去哈佛，为什么不努力一把？同时，你还可以和你目前要去的这个学校商量一下，请他们推迟你入学一年，这样一年之后，你最好的情况，是能够和许多美国总统做校友；最坏的处境呢，还可以去这个学校而且显然这个学校要比巴林顿大学有名得多哩！”
当时“巴林顿大学”还没有因为吴征博士的学历之争而引起国人注意。我这里借用一下，只为幽默一把。
能去最好的，就去最好的。推迟一年根本不是问题。在20世纪的最后两三年，世界向中国开放的步履迈得特别大。出国再也不是一种侥幸，而是一种日程。菲雅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先停留，通往哈佛的大路，不用愁。
李菲雅不愧是优秀女孩，她基本上理解了我的意思，憋足了劲，点头表示同意。但最后还是迟疑地说：我要问问我老公再做决定！
老公！李菲雅已经结婚了？李菲雅居然结婚了。哪个优秀的男子能够得到优秀的李菲雅呢？
我想她的老公一定不仅才华横溢、事业顺风，而且人品也一定相当优秀吧。否则怎么配得上她呢？我的猜测没有错。李菲雅告诉我她的老公是一个著名外企驻某个大城市的首席代表。年薪接近三十万人民币，“而且人很帅！”。
老公的优秀，更加证明了李菲雅留学拜物教的错误和留学摸象主义的谬误。像李菲雅这种人，事业和人生都处于世界级的成功状态，正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动力源泉和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留学于他们，只能是寻找新的灵感和动力的加油站，而不能是躲避现实逃避挫折的一个航空港。把留学作为出国定居生活的手段我也并不反对，但留学生毕业之后回国发展最有人生价值这也不是我个人发明的成功定律。
中国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他们的。所以宁去哈佛，不去巴林顿！
过了几天，李菲雅带着她的丈夫来到新东方咨询处。不出我所料，她的丈夫果然令我一见就喜欢。他告诉我，他也是新东方的学生，而且是俞敏洪亲自讲课时代的学生。前两年把托福和GMAT都考过了，但公司给了他更高的条件，使得他暂时搁置放弃了留学的计划，要在目前的岗位上干下去。干多久？不一定。要看国内的发展空间有多大。
“目前看来，这个空间是无限的。”我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我不得不透露的一个内幕细节是：李菲雅的老公实际上并不愿意太太出国。他们新婚燕尔，非常甜蜜。但是太太出国的愿望，是结婚前就说定了的，结婚后从来没有松过口。这说明了一个无奈的事实：婚姻再美满，留学更性感。太太在婚前埋下的留学定时炸弹到了1999年的夏天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爆炸了，谁也挡不住。虽然他在和她亲热的时候，无数次心里叫苦连天，但是回天无力。他最没想到的是，太太来新东方找徐小平一次，却给了他婚姻生活一个机会，说不定还真的拯救了他的爱情呢！
最令我难忘的是，老公乘她出去的瞬间，偷偷地和我握手，要请我吃饭，感谢我解决了他自己无论如何解决不了的人生难题：说服妻子在他身边多留一阵。
看着他在太太面前胆战心惊生怕暴露自己真实想法的窝囊样子，我顿时想到了我们阴盛阳衰的社会现实。李菲雅们盛就盛吧，问题在于，她们盛开的花朵未必能够结出果实。中国女性人生之花朵，盛开在缺少雄性花粉的天空下。
两天之后，经过最后考虑的李菲雅和她的丈夫，欢天喜地、如释重负地来到我的办公室。菲雅左手一束百合花，右手一瓶人头马，来向我做最后表态和致谢。
“徐老师，我们决定今年不走了！听你的，明年去哈佛。”
我听见，李菲雅的心在砰砰地跳，令我想起初次见她时，新东方住宿部舞厅里面低音炮的节奏。
又见李菲雅
再见李菲雅，又是整整一年之后。
2000年6月，我去新东方第一教学区上课。那天我上的是签证咨询课。
新东方第一教学区，是借用中科院冶金研究所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建筑物非常陈旧，在教室前面，矗立着一个高高的土高炉，上面锈迹斑斑。在新东方，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钢厂。
在锈迹斑斑的高炉下面，在灰泥斑驳的砖墙前面，在行色匆匆的学生中间，在6月刺目的阳光下，亭亭玉立的、逆风飞的，是一个美丽的哈佛女孩。
她在等我。看见我的到来，她走上前，把手伸给我：“徐老师，你还认识我吗？”
我一下子就把她认出来了。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记不得她的名字了。我的记忆力的特点，是记得别人的形象——学生长得都差不多——但记不得他们的名字。名字太多了。
我说：“记得。如果你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就记得你是谁！”
“我是李菲雅。去年您让我宁去哈佛，不去巴林顿。徐老师，我已经被哈佛录取了！而且我已经拿到了签证。今天，我是来向您告别的，我想在您下课之后，请您吃饭。”
阳光下，李菲雅盛开着前所未有的美丽，我恨不得也去哈佛，虽然我心里说这和她没什么关系。但我顿时无端地感到哈佛是如此令人入迷、如此令人感伤。
我说快到上课时间了，我没有时间和你细谈。你可以找个地方等我，等到我下课后，再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我相当兴奋地上完课，赶快走到外面去找她。外面的阳光依然刺目，锈迹斑斑的高炉依然矗立在那里，尘土依然扑面而来，但是，刚才站着李菲雅的地方，只看见一个管自行车的老妈妈，她像杨门女将一样凶恶地走来走去，吆喝指挥着停车的学生。
哈佛女孩李菲雅则已经无影无踪。
我往四周看看，不知她是还在某个阴凉的地方等我，还是已经回去打点哈佛的行装。在这21世纪第一个盛夏的骄阳下，我想到那个寒冷的新东方山上，李菲雅邀请我跳舞的冬夜。我心中若有所失，亦若有所得。于是诗兴突发，口占一联，诗曰：菲雅一去不复返，小平依旧笑东方。
几个学生看见我，一下子就把我围住，开始向我问这问那。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其中一个学生聊了几句，突然又发现他是一个天才，我兴奋地大叫起来：瞧你这家伙，你应该去哈佛……
B编
简介
沙玫的成功，同时也是她的失败——她是青年奋斗的一座墓碑。
沙玫十日谈（上）
案例提示：
沙玫，女，三十六岁，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英语大专，毕业后在内蒙一家国企做厂长秘书，。工厂破产后被迫下岗，到北京寻找出路。一边打工一边做留学准备的日子很艰难，正当她几乎支持不下去打算一咬牙一跺脚嫁给一个又老又穷的华侨结婚出国的时候，徐老师使她绝处逢生。最终她以美国通用集团职员的背景获得了录取和签证。
然而，沙玫的问题远不止是留学问题，沙玫的问题几乎涉及这个时代与社会青年人共同面临的所有问题。
前夜：我与沙玫相逢新东方
在离两千年还差四年的一个中午，大约在冬天。冬天的北京没有雨，沙玫来到新东方。她点名要找徐小平，说要找我“谈谈”。凡是来找我的，都是来找我谈谈的。凡是要找我谈谈的，都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不是疑问的问，而是难题的题。这些难题，一般都是生命前途大难题。沙玫碰到了什么人生难题？
这是1996年阴沉的2月，刚刚回到新东方才几周的我，办公室还没有安顿好就立刻遇到了沙玫，拥有了为她提供留学与人生咨询的荣幸，从此开始了我与她之间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绵延至今的人生交汇互动的历史，写下了我在新东方为当代青年提供人生咨询最激动人心的诗歌长卷。
初看上去沙玫有点暮气沉沉，我想她已经三十多了吧。但一开口立即显得春风袭人，看上去又年轻了好多。在寒暄几句之后，沙玫直奔主题。
她沉痛地对我说：“徐老师，我想出国。为此奋斗了很多年，至今还没能出去。但我实在不能再等了。”
我说：“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她说：“最好明天就走！”
我说：“我理解——你想去哪一国？”
“除了中国不去，哪里都去！”
“你多大？”
“这个有必要说吗？”沙玫显得非常犹豫为难。
“当然！如果你不说年龄，我怎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给你设计出国方案？”
“二十多……”看见我不信任的目光，她又加上一句说：“……多一点。”
我一听就知道她在撒谎。我追问：“到底多几点？”
沙玫咬咬牙，以视死如归的勇气告诉我：“多他妈的十点半！昨天刚刚过了三十点五岁的生日。”
听了她的话，我心里受到巨大震撼，我立即想拥抱这个姑娘并给她亲切安慰。但是当时我没有这么做。我刚回国，还没有建立起自己那种慈父般光辉的形象，而且那时比现在年轻！拥抱她，可能会被她敏感的美丽心灵误解。其实我应该拥抱她——一个是憋足了劲回到国内的我，一个是憋足了劲要挤出国门的她，回国与出国这两股潮流热烈拥抱在新东方，说不定还有一点时代象征意义呢！
沙玫是那种为了出国几乎什么都不要的女人。这种人在80和90年代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成为一种独特的病态“亚文化”：出国，就能解决一切人生的问题。不出国，人生就是问题的一切。
不过，不管人们对沙玫的人生哲学如何评价、也不管她的出国梦想到底是否值得肯定，作为一个奋斗者的沙玫，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她穿着打扮非常大方得体，好像刚从高级外企下班回来；她的表情热烈明朗，她的笑声豪爽高昂，在和我交谈的过程中她一直对我保持着浓浓的热情和关注，充满了成熟女性练达的人情世故。
但沙玫其实生活在绝境之中，来到新东方咨询处，证明了这一点。她被迫身陷的环境，离她应该得到的相距太远。她毕业于内蒙古大学的英语大专，有学历而无技能。毕业后，在内蒙一家国营企业做厂长秘书好几年，工厂破产被迫下岗后，来到北京闯江湖。找了一间便宜的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