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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得知上党之役失败的消息，十分惊恼，躺在床上，反省此役自己之错误。躺了半日，阎忽然找到了败因，他急唤随他半生的侍从张逢吉，问道：“我下令彭毓斌率部前往长治救援时，是不是有一大群乌鸦在院里树上大叫？”
张逢吉不明白阎的话之意，遂想了想说：“好像是有。”
阎用肯定的语气说：“我是没记错的，当时乌鸦乱叫着。乌鸦是祸鸟。常言说，‘乌鸦叫祸’，‘乌鸦叫，棺材到’。”言罢，阎跌足捶胸道：“我好糊涂哇，成群的乌鸦在我院的树上那么乱叫，我还派彭毓斌率兵去救援，没有救出史泽波不说，连增援的２万人都送给了共产党，我好糊涂哇！”阎说着，又想到他那损失的军队，心疼得打起了自己的嘴巴。
阎锡山为自己写挽联
国共两党谈判破裂后，内战遂起，到了１９４９年初，国民党败局已定，太原已面临解放。１月中旬的一天，阎锡山接待了几名来太原的外国记者。事先他让人在桌上摆了几个小瓶瓶，阎对外国记者说是毒药，他拍胸道：“我阎伯川誓与太原共存亡。太原不守，我喝下这些毒药自杀！”
外国记者对此纷纷拍照，并在国内外发消息。
３月，战争已神速地由太原外围进展到太原市郊附近。阎终日神不守舍，坐卧不宁，暴躁不安，手内常拿一根木棍，不论亲信和部属，见人就想打，见人就想骂，除了关心机场安全外，其他事件，一律不愿多过问——此为阎３０多年来从未有过的。
阎见大势已去，却又不愿落下逃跑的名声，就让安排在南京政府内的贾景德，求代总统李宗仁发来一电。电文也是阎拟好的，为：
和平使节定于月杪飞平，党国大事，诸待我公前来商决，敬请迅速命驾，如需飞机，请即电示，以便迎迓，宗仁，俭印（３月２８日）。
李宗仁还真按阎之意发了电报，阎即将这电报念与高级将领，而后乘飞机逃离太原。是年６月，阎锡山就任了流亡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国防部长。１２月，阎和陈立夫、朱家骅等１４人由成都起飞前往广州，由于阎锡山带了几十箱金条、银元，飞机超重，只得又返回成都机场，阎把随从赶下了飞机，金银仍带走了。１９５０年３月，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由于陈立夫等告阎“丢人不丢财”且财的来路不明，蒋不再信任阎，阎见蒋冷落自己，遂向蒋交了辞呈，至此，阎结束了其政治生涯和军事生涯。阎抵台半年后，隐居于阳明山公馆里九邻８１号菁山草庐。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３日，阎死于台湾。其家属遵照阎的遗嘱，将阎生前写的自挽联分贴其指示处。联文为：
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餐功夫；
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等事功。
横联为：“朽嗔化欲”。其另一副联文为：
摆脱开，摆脱开，粘染上洗干净很不易；
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
阎终年78岁，葬于阳明山之七星山。
戴季陶忌讳“十三”和看破红尘（1）
戴季陶，名良弼，又名传贤，字季陶，别号天仇。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元1891年1月6日）生，祖籍浙江，其先人入川经商，遂定居于广汉。
戴幼时读私塾，后考取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和四川客籍学堂高等科。1905年秋，转赴日本，于东京师范学校留学，两年后升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任该校留日中国学生同学会会长。
1909年，戴由日本回国，先后担任了《中国日报》、《天铎报》主编，因发表言论激越的抨击清廷腐败的文章，遭到通缉而流亡日本，不久又转赴南洋槟榔屿，任《光华报》主编，并于此加入了同盟会。
辛亥革命的当年，戴回到上海，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晋见了孙中山。袁世凯篡权称帝，戴以“天仇”的笔名，著文揭露袁之劣迹。1912年9月，孙中山受任督办全国铁路，戴任孙中山秘书。自此于孙先生身边工作，随孙先生奔走筹备“讨袁”。并曾衔孙先生之命，赴上海、南京等地进行反袁的军事联络行动。及至“二次革命”失败，戴再次流亡日本。于日本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1916年，孙中山返回上海，戴亦相随。翌年，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护法政府，戴被任命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又兼任了大元帅府秘书长。当孙中山在西南军阀压迫下辞去大元帅职后，戴与孙中山一同到了上海。这期间，他与张静江多有交往。
“五四”运动间，戴以工人运动同情者的姿态，发表了不少文章，时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与共产党及共产党要人陈独秀等往来，且与陈独秀关系极为密切。陈对戴心仪已久，戴对这位《新青年》的战将也是英雄好汉相惜，在上海的那段时光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因为两家人住在一起，是前楼后楼紧挨着住的邻居。1920年，陈独秀提议在上海建立上海共产党小组，戴是陈提出的几个重要人物之一。建党要有个党纲，于是大家把这事就交戴季陶负责起草。党纲也是边讨论边修改边起草。戴季陶起草完《中国共产党党纲》后一细读，发现内中有一条是“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戴读后倒吸一口气，独自关门垂泪，内心十分痛苦，他总算明白，共产党与他心目中设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紧接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决定以戴季陶的住址为团址，对外挂“外国语学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是准共产党小组，所以，戴季陶的家实际上也是共产党小组所在地。与此同时，由陈独秀组织策划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已经具备雏形。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正式成立是在1920年6月间，并明确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共产党组织。那天，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等人在陈独秀家开会，商量名正言顺地扯起共产党的旗帜，戴季陶有事晚了一步，当他推门进来，这些人已经将组织共产党的事做得水落石出了，他要做的事就是点头同意。他说，他不能参加，只要孙中山在世一天，他就绝不可能参加其他的政党。大家本来以为谁不参加都有可能，唯有戴季陶不可能不参加，见戴竟然也是好龙的叶公，气氛顿时凝结压抑。
上海共产党成立了，这使戴季陶感到害怕，他一个人就在编辑部关起门来，大哭了一场，这是因为戴季陶在表示不参加后，遭到了大家的严厉批评。
戴也主张社会主义，但他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古来有之，说中国人是从古以来就有平和、互助精神的，中国古代人的理想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家族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必走俄国的十月革命之路，也就在这期间，戴与蒋介石、陈果夫相熟，并和蒋、陈及张静江等人合伙设立了“恒泰”号，成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翌年，证券交易事业因资金和信用危机宣告失败。时孙中山仍意欲恢复广东，遂命戴入川对川军各部进行联络工作。戴乘船由上海驶往重庆，舟抵宜昌时，川中第一、第二军大战将起，戴闻知，如冷水浇头，自思公私前途，均无半点光明，便趁夜投江自杀，意欲了此一生，幸亏被渔人救起，方免不测。经此打击，戴对人生仕途，始觉淡漠，便开始信佛了。
戴季陶忌讳“十三”和看破红尘（2）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戴于先生病榻前得见先生签署的遗嘱。先生逝世后，戴便以国民党###和继承孙先生思想的理论家自居了。
戴与蒋介石于日本相识，二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极其笃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戴一直充任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等高官显爵之位。从1931年起，戴多次主持全国高等考试，并主持制定和修订考试法规。其中有“高等考试”、“普通考试”、“特种考试”，录取了不少国家栋梁之才。然蒋氏之用人之道是任人唯亲，因而，经戴考试所录取的人才，蒋氏起用提拔的寥寥。
戴平日长袍马褂，读古书，行古礼，然其却忌讳西人迷信的不吉利的“13”。此话从何说起呢？原来，在抗战前两年蒋介石破夔门入四川，戴也因此常至成都，后戴动念要在成都购买一所公馆。便找到了原刘文辉的副军长后任省参议会议长的向传义（育仁），戴与向交称莫逆。时向的家住少城槐树街，戴买公馆的首要条件，就是地址必须与向宅邻近。向传义很快即为戴在吉祥街觅得了一所中式结构的平房，地势宽敞，工料坚实，街名亦颇受听，尤为难得的是此处恰与槐树街向宅靠背，戴看后极为满意，当即买了下来。
不意此房门牌编为13号，这又使戴大为不快。因为西方国家尤其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多把“13”这个数字视为不祥。但房子业经买定，万无弃置之理，最后决定废除13号牌，改以新1号门牌代之。
西方社会忌讳“13”这个数字。而在中国，“13”却是个吉祥数字。据《隋书》、《唐书》记载，皇帝临朝的时候，所穿朝服与大臣相同，区别之处在于皇帝的金带上有13环，以示尊贵。汉武帝将全国分为13郡，元明沿袭这一制度，一共设13省。于是民间口语“十三省”便成了全国的同义语。艺术方面与“13”有关的也很多。“十三弦”指的是筝，“十三徽”指的是琴。戏曲鼓词皮簧等唱词13个韵部称为“十三辙”。清同治、光绪年间京剧昆腔著名艺人程长庚、张二奎等13人被誉为“同光十三绝”。此外，各地还有与“13”有关的轶闻趣事。陕西关中地区在举办喜庆宴席时，在上正菜之前先上5个肉碟子，4个菜碟子，4个干果碟子，称“十三花碟子”，喻喜庆吉祥之意。河南宝丰县的马街，每年农历正月十三，聚集鄂、皖、鲁、冀、豫等省民间说唱艺人亮艺卖书。旧时北京人爱养鸟，所饲养的百灵、画眉等仿其他鸟的叫声，最多的“叫口”为十三套。北京百年老店同仁堂制造的安宫牛黄丸、苏合香丸、至宝丹、紫雪散等13种中成药，誉满神州，号称“十三太保”。
闲话不讲，话转回头。戴季陶本来对国民党的政权寄与深切希望，然蒋介石在发迹后，其独揽党政军之大权，颐指气使，独断专行，不可一世。对戴这样的国民党###，“数典忘祖”，若隐若离，渐趋冷淡。蒋氏的许多机密，戴均不得参与。戴对国民党颇多贡献，然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历次易人，均与之无缘。南京政府选举总统时，虽然候选人中有他的名字，然不过是个摆设，凑凑数而已。戴的境遇，逐使他心寒，这些内情，均鲜为人知。
戴在仕途上的不快，使他更虔信佛教，他几乎每日参禅，念经，并加入了居士林。戴尤其崇拜谭嗣同，因谭嗣同亦虔诚佛教。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大义凛然，谓众人道：“我不入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