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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夜的颠簸，第二天上午到了北平。一打听张学良不在，那他也就省得去拜访了，招了学生就起身回草原。草原确实是白茫茫的一片，冬天统治了北方。
15度陈仓学生队选才 搞自治拜佛路借风（1）
德王这个人，往往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南京七七八八和桂永清谈了半天张北成立中央军官学校分校的事，结果回到苏尼特就着手筹备成立自己的蒙古干部学生队。当时蒋介石给他讲得很清楚，张北建立中央军校分校，“为培养蒙古军事人才”，但是，德王怀了个鬼胎，张北分校建立起来，明显是给你培养人才，不是给我培养人才。张北分校，是你国民党中央管辖的系统，一切受他人的支配监督，培养的人由人家调遣使用，用我们的名造别人的利，不如早动手，自己办一个这样的学生队，培养军事干部更为有利。为了避嫌，他不叫军官干部学校，叫了个蒙古干部学生队。
主调定了之后，他就开始广泛网罗人才。一九三二年冬天，他从北平的蒙藏学校及其他有蒙古族青年学生的学校招了一部分人，从旅居在北平的蒙古族知识青年中招了一部分人，都是经云继先、亢仁（ 蒙名默尔根巴图尔，也是云的土旗老乡）等进行联络的。蒙藏学校有一大批土默特旗去的学生，一部分由李大钊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了，一部分跟云继先、于福赓、云敬圣到了苏尼特草原德王府，一共二十多人。
一九三三年春天，德王在苏尼特右旗王府的西营盘，成立了蒙古干部学生队，委任云继先、于福赓为教官，把北平招来的学生当骨干编入学生队受训，并将各盟旗送来的优秀青年七十余名全部编入干部学生队训练；同时把武汉、南京所领到的武器全部拨归干部学生队。他要以此为基础，发展壮大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由自己调遣使用。正在这时，陈绍武、陈国藩、霍宝书、乌鹏、王泽春也由绥远和包头来到苏尼特，不久丁我愚、亢仁也到了。这一下聚集了不少的蒙古青年干将良才。德王特表欢迎，并推诚相与，常相聚谈，共同研究讨论怎样对待当前紧张局势下的蒙古问题，决定由锡林郭勒盟、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联合发动“自治运动”。
德王当时俨然以青年领袖自居，进一步扩充个人势力。此时，他身边有一批青年王公拥戴他，如锡盟阿巴嘎右旗的扎萨克郡王雄诺敦都布，苏尼特左旗的扎萨克郡王郭尔卓尔扎布 ，阿巴嘎左旗的扎萨克贝勒巴拉贡苏隆等。现在和德王走在一起的这批青年都有文化，如陈绍武是旧卓索图盟喀喇沁左旗的人，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关翼卿是哲里木盟达尔罕旗的人，东北大学工科肄业，韩凤林也是哲盟达尔罕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丁我愚和韩凤林是同盟、同旗、同一个学校毕业的老乡同学，暴德章和白景畲都是旧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人，暴是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白是北平蒙藏学校毕业，张秉智和陈绍山也都是卓索图盟喀喇左旗人，张秉智是中央政治学校毕业，陈绍山是民国大学毕业。吴国璋、高以民、云敬圣、陈国藩、亢仁、于福赓、乌鹏等十多名青年都受过高、中等教育，更主要的是都在京都级的大城市读书，都见过世面，可以说是一批蒙古青年中的人杰，这在当时的草原上确实了不起，说明德王真有点网罗人才的本事。
德王搞起干部学生队，安排了这批青年各自的活动，主要是联系拉拢同学，宣传德王的主张。抽空，趁着春暖花开这段大好季节，他要到察哈尔白旗他的出生地，陪同他母亲到五台山拜佛磕头。德王因与父亲撞了属相，老赞王晚年得子，生怕犯相而没敢让母子回府，他在他父亲生前一直在外公家和母亲一起生活。等到他的父亲死后，他到了读书的年龄，便被接回王府在三娘的关护下生活，等到他继位以后，整天忙他的政事，很少有空隙时间回去探望母亲。
德王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儿子走后她每天祈祷她的儿子平安、健康地成长。母亲早有个心愿想到五台山拜佛磕头，可他忙于政务未能成行。从他一九〇二年出生到一九三三年，他已经是三十一岁了，他觉得前边的事奔波到今天该算一个段落了，接下来要实施他的大计划，在这正式动作之前陪母亲去一次五台：一来了结一下自己的孝母之心，二来自己也想求个签测一下以后的道路顺畅不顺畅。不然，再一忙起来，就没有机会陪母亲去五台山拜佛了。他看到母亲红颜变老，心里很愧疚。
德王陪母亲去五台山，路经张家口时，想到要去会见一下当时“下野”在张垣的冯玉祥。当年截留了冯玉祥的汽车，扣留了赴俄之代表，得罪了冯玉祥，这次路过拜访缓解一下以前的积怨很有必要。这也是政治场中的一点小把戏吧。
冯玉祥见到德王后，对于德王扣留之事似乎早已忘掉了。德王觉得冯玉祥这个人还是有些肚量的。他顿生几分敬佩。这时的冯玉祥，满腹牢骚，他对德王说：“承德可能丢了吧？而蒋介石还在江西打红军杀老百姓。叫他的大舅子洋行买办宋子文当行政院长，叫他一担挑孔祥熙当财政部长。这些洋行买办怎知治国安邦之道！‘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国内外一片质问声：‘你这国民政府是干什么的？’蒋没办法了，让孔祥熙给我发电报：‘国内严重，如何办法请指教。’我复电给孔祥熙：‘“九一八”的祸首就是蒋介石，蒋要向大家认罪下野，然后可以商议，不然，我是不同蒋谈话的。’过了两天，蒋来电：‘一切的事都是我做错了，请大家到南京来，赶紧商议救国大计。’我以为蒋介石在说真话，马上启程赴南京。我们到了太原，阎锡山已从大连飞回，我们谈了一天，阎锡山说：‘我怕蒋介石没有真的觉悟，他愿意做打红军，不愿意抵抗日本。’我对阎锡山说：‘这是国家存亡问题，他不抵抗，我们也得抵抗。’到了娘子关，有位黄师长上车来见我。他一上来就拉着我的手说：‘老将军快出来救国吧！我们的国家不得了啦。’说着就痛哭失声，好感动我呀！我听他是东北口音，知他是东北 军的。他让我下车看他的队伍，我下去了，大家见我一脸的悲伤。我问他们：‘你们是东北军，怎么到娘子关来住呢？’黄师长落着泪说：‘不是这样，日本鬼子怎么会把东三省占了呢？是蒋介石调我们来的。’一路上所见到的人，都那么说：‘我们要抗日，谁要不赞成抗日，谁就是卖国贼。’到了上海，市长张群上车来说：‘今天秩序是没法维持的，因为上海工人群众都要看看你，没法叫他们不来。我站在先生背后，若有人掷炸弹，我也跑不了。’我对张群说：‘别开玩笑，不会有人炸我，一个我是老百姓，一个我是老百姓的仆人，老百姓喜欢的话我就说，大家不喜欢的我不说。’当时车站上是人山人海，有放鞭炮的，放火炮的，喊口号的，拿着抗日的旗帜，群情如潮，不可阻挡，我好高兴啊，我看到了人民的力量。
15度陈仓学生队选才 搞自治拜佛路借风（2）
“可我万万没料到的是，在南京的临时全会上，蒋介石的态度使我大吃一惊。蒋介石和他的亲信们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蒋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蒋介石这么说，何应钦、汪精卫说得更厉害，真让人震惊。两派争斗了几天，最后还是不欢而散。蒋介石害怕日本，我们不怕，他们不抗日我们抗，决不当亡国奴！”
德王从始至终没表态，因他知道上层的态度，他怕说左了得罪蒋介石，说右了冯玉祥不高兴，他觉得不能再呆下去了，再呆下去冯玉祥让他表态不是很尴尬吗？“三十六计 —— 走为上。”推说老母亲等他去五台山就告辞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间，德王陪母游五台山归来，就同他帐下的“食客”们研究讨论在当前形势下，如何解决内蒙古的出路问题。大的形势德王清楚，他在讨论中给青年们分析说，我这次见了冯玉祥，他对蒋介石大为不满，他见我就说：“承德丢了吧？”岂只一个承德，东三省丢失之后，日本人随即又发出“热河讨匪”宣言，日寇举兵进犯热河时，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日本人轻而易举就占领了承德。接着又进犯古北口、喜峰口，直指长城以南。主持北平军分会的张学良已辞职，何应钦接任了北平军分会职务。蒋介石因士兵的厌战情绪第四次“围剿”苏区失败了。何应钦承蒋介石“不抵抗”之旨，令各军南撤，日本人又没费力气占领了滦东。张学良、杨虎城又和冯玉祥他们站在一条线上，都对蒋不满，内部已四分五裂，顾不得管我们了。日本人最近又策动内蒙古东部各盟旗王公在赤峰开会，暗搞“脱离中国”的活动，我们如不早动，人家搞成功了，我们还得投靠人家去。不过，他们是完全在日本人操纵下搞，我们要自己搞。当前最有利的是，我们可以借日本人的“鞭子”抽打国民政府，让他放手、退步。
德王的这些危言耸听，博得这些热血青年们的一片喝彩声。
为了他酝酿已久的“蒙古自治”大造舆论，他给这些人大讲特讲的目的不是就为他们听听，而是让他们利用各自的渠道做宣传造舆论。他给青年们进一步讲道：从民族内部来说，自民国以来，在蒙地设省置县，侵犯盟旗权利；开荒屯垦，影响蒙民生计；把持税收，掌握经济命脉，引起许多王公的不安。
从当前国内外环境来说，倡导“自治”，符合孙中山“扶植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遗训，不会背上造反的罪名。所以，我说时局有利、条件成熟，总会成功的。他又摇头慨叹一声说，外因条件成熟了，可是内因还不成熟，我想内部的阻力还会很大。老朽的王公们安于现状，不思改变，他们既无远虑，又无近忧，听天由命，听之任之，地老天荒，消磨生命，真让人着急。
青年们听了便说：“德王爷你就领起我们干吧，我们听你的。”他说：“水不到渠不成，阻塞的地方要想法疏通。那些老朽们在牧民中都有一定威望，不能瞒过他们架头跷，只能顺毛毛拨拉慢慢往前推。你们还是各干各的，我去搬搬神仙。”他说的搬神仙是想请班禅活佛来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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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望佛出山见风使舵 谒拜见冯随机行船（1）
德王看到这么多蒙古族知识人才投奔而来，大家又热情拥戴他，他心里高兴自不必说，可是在他心里还有一个“结”解不开使他大伤脑筋。他的职位不过是个锡林郭勒盟的副盟长，�